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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云：最后的“云南王”

　　一个月后的国际“三八”妇女节，昆明盛大集会游行，正遇上唐继尧坐着轿子经过，队伍马上沸腾起来，高呼“打倒军阀唐继尧”。唐当时不便发作，但晚上就指使爪牙混入妇女解放协会举办的晚会，割断电线，制造混乱。第二天，唐政府原来的机关报《西南日报》以《灯熄裙破哭三八》为题，发表侮辱性新闻，报纸出版还不到两小时，广大群众就把西南日报社捣毁了。这件事情对唐继尧打击很大，这个独裁的实力派终于发现民意之可怕，他当即病倒不起，“愤懑吐血”，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

　　唐继尧死后，云南又经过3年混战，才进入了龙云时代。

　　龙云 最后的“云南王”

　　龙云一生的复杂坎坷，值得大书：他是唐继尧的爱将，也是倒唐的主力；他是蒋介石倚重的边陲大员，也是蒋介石疑忌的心腹大患；他曾经清剿过共产党员，却在长征中给红军偷偷送药；他长期捆绑在蒋系战车上，却用密电跟朱德私下联络；他抽大烟，也鼓吹禁烟；他算计过别人，也被别人算计；他是个硬汉，送20万滇军誓死抗日，也是谋略家，组织20万民众修滇缅公路……在云南，他统治了17年，威重令行，但没人知道他晚年时内心的失落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昆明

　　从云南驱车近一小时，来到市郊的海源寺，山脚下一条新修的小路上标志着此路通往“龙公馆”，即龙云生前的避暑别府，龙源别墅。龙源别墅装修一新，大门紧闭，门口却是几畦菜地，和破破烂烂的低矮砖房，有的还堆满了茅草。

　　龙源别墅目前的“签约”主人是一位五十开外、身穿西装、满面皱纹的男人，他的手下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在上海做文物生意赚了些钱，回乡见到一片破败的龙公馆，就跟留学回来的女儿马晓鸿一起，立意把此地租下维护整理，着力恢复旧貌。龙公馆后方的小屋子被布置成了佛堂。马晓鸿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大书“神”“佛”二字挂在中堂，下方则供着龙云的戎装照。据说龙云惟一幸存的小儿子、年近九旬的龙绳德从美国回乡，看到素不相识的马家人居然供奉着自己父亲的照片，眼睛当时就热了。

　　许多人怀疑马家父女的动机，“花了400万修这所房子到底图个什么？”

　　马老师讲出了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他的父亲马昌，曾是国民党云南独立汽车营的营长，“一二·九”云南和平起义，马昌在巫家坝的飞机场带领手下倒戈。但“文革”中，他没有逃脱遭审查、怀疑的厄运，被关进监狱，夫妻离散，最后死在狱中。“龙云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是被枪毙的。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的遭遇并不稀奇，小时侯，我常听父亲说起龙先生，他跟龙云的公子，是把兄弟。”

　　一米六零击败法国大力士

　　关于龙云，有一段不成文的传说：1914年秋，昆明城里来了一位膀大腰圆的法国大力士，在云南讲武堂对面摆下擂台，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当时的云南，近邻安南(今越南)已经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另一近邻缅甸则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法都有意洞开中国西南门户，加紧向云南扩张。这位法国大力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来此炫耀武力，据说他到云南后还曾晋谒云南都督唐继尧，唐继尧心里很不快活，暗中在讲武堂内部悬赏求武艺高强者，表面上却对法国人唯唯诺诺。

　　在民间的传说中，龙云大战法国大力士已经成了一段说书般的传奇，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的彝族小伙子龙云被描绘成了黄天霸式的英雄，先是用草鞋飞踢，然后又是“猫洗脸”、“双擒双纵”、“和尚撞钟”等招式，彻底制服了法国大力士。当时在擂台观战的唐继尧十分高兴，从此记住了这个精干伶俐的小伙子。

　　这段故事，正史不载，但即使是严肃的史家，也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龙云确实习武，而且身手过人，不只一人曾经在龙云晚年听他亲自讲述这段比武经历，“认为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直到解放后的1954年，四川凉族民族参观团去北京探望龙云时，他还“边讲边比划给大家看，个子虽不甚高，壮健胜过常人，七十高龄仍纵跳如猿”。

　　打败法国大力士的同年年底，龙云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了，分配到昭通独立大队当中尉排长。第二年，蔡锷想调唐继尧身边的随从邹若衡当自己的副官，邹跟随唐继尧多年，临走前把龙云推荐给了唐继尧。唐继尧一听说就是去年大败法国大力士的小伙子，当时就很高兴地接受了，并对龙云青眼有加。龙云为人机灵，聪明好学，深得唐的赏识，仅两个月就从唐的中尉侍从副官提拔为近卫军第二大队中队长，接着又提拔为佽飞军副大队长。当时的佽飞军大队长一次失旗失职，性情武断的唐继尧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同时任命龙云为佽飞军大队长。

　　当时的唐继尧，已经显露出要当“东大陆主人”的野心，出行完全是皇帝派头，佽飞军就好比他的御林军，个个头戴钢盔，身穿清一色的漂亮军服，背挎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巡视。在佽飞军护卫下，掌旗官出场，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是唐继尧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后跟着的是唐的坐骑黄骠马。殿后的就是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

　　省主席的代价是一只眼睛

　　护法运动后，唐继尧二次回滇，论功行赏，特别垂青于龙云，遂正式委任龙云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昆明。龙云就此掌握了滇军的实权，变成了滇军事实上的二号人物。

　　1927年“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以后，龙云和胡若愚为了争夺权力，矛盾日益暴露。胡若愚与龙云势均力敌，论资格和人望，胡还略占上风。龙云很清楚，自己要在省内站住脚跟，就必须在国内找到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掌握了南京政权的蒋介石集团是当时的“强者”，因此他迅速倒向蒋介石一边。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龙云在1927年5月7日以快邮代电致南京政府，表示拥护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奉行苏俄阴谋”，“供苏俄之牺牲”，“利用青年，把持农工运动”，扬言“决不能与之共同革命”。他知道，蒋爱听这个。

　　蒋介石对云南的实力派人士，既要用，也要防，所以建立了南京政权以后，他倾向于让倒唐后云南的实力派人士自相残杀，然后“择优录取”。蒋在表面上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他们各自行动，自己则暗中观察挑动。

　　1927年6月13日深夜、14日凌晨，胡若愚派出一队人马，突然包围了龙云在昆明翠湖边的私人住宅。龙云尚在梦中，仓皇惊醒，组织反抗，已不济事。龙云住宅大约250人的卫队被解除了武装。龙云企图越墙逃走，但原是唐继尧亲信、现已投奔胡若愚的王洁修，指挥炮兵，向龙宅连续发射了两颗炮弹。炮弹打得很准，一颗落在龙云住宅的花园中，一个弹片恰巧打在一扇玻璃窗上，玻璃片溅向四方，龙云的眼睛被飞来的玻璃片扎伤，鲜血模糊了双眼，他无法逃走，束手就擒，当了阶下囚。

　　抓住龙云以后，胡若愚说，“我这位兄弟是练家子，只有铁笼子才关得住他。”怕武功高强的龙云越狱逃走，王洁修竟真的特制了一个大铁笼，内置藤椅一张，把龙云囚在里面，放在五华山上。龙云在铁笼里像困兽一般，被整整关了一个多月，受伤的那只眼睛受伤未及时治疗，完全失明，全身长满虱子，甚至眉毛内都长了虱子，眼睛红肿流血，痛苦不堪。后来龙云掌权后，对家属常常提起此事：“你们以为我这个省主席是容易得来的？关在铁笼里一个多月的日子好过？”并经常为这一段往事伤心流泪。

　　三年混战兄弟阋于墙

　　滑稽的是，就在胡若愚发动“六·一四”政变，囚禁龙云的当天，蒋介石却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蒋介石这个举动，加剧了云南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但胡若愚并未彻底看穿蒋的用意何在，正当他以胜利者之姿在昆明到处发表演说之时，龙云的旧部卢汉、孟坤、朱旭在滇军元老胡瑛的统领下开始反攻了。

　　胡若愚的部队在战争中失守，他不得不释放龙云，被迫下野。卢汉、朱旭发出通电，表示各界“特恳军长龙云再出东山，暂维时局”。龙云返省后，胡瑛将省府信印和三十八军关防一并交与龙云，云南的政治军事大权全部落入龙云之手。此后，龙云统治云南长达17年，其开始的日期就是1927年8月13日。

　　此后3年，正中了蒋介石的安排，龙云、胡若愚、张汝骥三方在云南省内军阀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作壁上观，原则是“谁赢了就支持谁”。最后到1929年底，龙云的军队胜出，统一了云南全境，南京政府即委任龙云为省主席，组建了省政府。龙云后来曾写到这三年混战，“计是役历时三年，兄弟阋墙，诚属痛心之事。然在当时，势不容已”。

　　让蒋介石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新云南

　　为了讨蒋介石的高兴，早在1928年1月，龙云便正式成立了云南的“清共委员会”，并很快发动大逮捕。仅在1928年，云南省处决的革命人士达400人之多。而蒋介石为了笼络龙云，也把龙云的大儿子龙绳武，收为“义子”，带到浙江溪口去认亲。

　　让蒋介石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新云南

　　上世纪30年代来到云南的外国旅行者这样描写在东方彩云之南看到的景象：在滇中偏东的宜良，有着“广袤的精耕良田，其中大半盛开着罂粟”，而在“从昆明到大理之间的那些坝子，大约有一半用来种大烟”。

　　1931年，对于龙云统治云南、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从这一年起，龙云利用云南远离中原战乱、相对稳定、自成一体的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对东南亚各国采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实效，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了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瞩目的省份，他也因此被称为“云南王”。

　　穷兵黩武的唐继尧时代，滥发了不兑现的富滇老票五千余万元，币值跌落到每10元只抵国币1元。唐倒台后，三年混战，各部军事头目，大都采用“到州吃州，到县吃县”的就地筹粮筹饷的办法，人民负担奇重，士兵形同饿殍。站稳脚跟后的龙云很快开始清理财政、整编军队，加强经济建设。

　　学武出身的龙云，为了充实滇军的后备力量，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训，作为讲武堂的后备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提倡加强对学生的精神教育，但精神教育的内容，既非三民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云南爱国主义。从这一点上，可以约略窥见这个云南王内心真正的政治倾向。

　　龙云对云南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肯定。1935年5月，蒋介石携夫人及大批随从来到昆明，除布置反共军事外，主要是考察云南，拉拢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当时的昆明社会秩序良好，整齐清洁，与全国各大中城市相比形象突出。宋美龄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一文明习俗虽然在今天已不稀奇，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街头，却还是非常罕见的。当时的《大公报》甚至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

　　尤使蒋注意的是，龙云在当地威望很高，“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蒋介石对此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安。

　　在昆明期间，蒋与龙进行了多次密谈。龙云常常烟瘾大发，困倦异常，强打精神。机智的副官主任杨苇航灵活，一察觉龙云面色不佳，就赶忙端上一杯浓茶，悄悄将烟泡子放在茶内。龙云吞下茶后，精神复振，继续与蒋密谈。

　　暗中给长征红军送图送药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的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路过云南。龙云奉蒋介石之命，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蒋有蒋的算盘，龙有龙的算盘，两个人明合暗斗，反而为北上红军帮了忙。

　　当时的省政府委员孙渡就曾献策龙云：“蒋介石这次追堵红军，实有一箭双雕之野心，不仅想消灭共军，而且还想乘便消灭地方武装，我们只好遵照蒋的命令出兵……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避免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龙云对此深以为然。

　　实际上，蒋介石就是利用红军长征，乘机“吃掉”了贵州黔系的王家烈军，使得中央军入黔，这不得不引起滇系军阀的警惕。

　　因此，龙云一方面配合蒋介石出兵，一方面暗中放红军一马，而红军为了长征顺利，也利用了这种心理。龙云的老朋友、红军指挥官罗炳辉在经过云南时就曾托人密信龙云，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骚扰地方人民。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希望龙云尽管放心，希望龙的军队不要截堵打战，并希望滇军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尾追红军。信中还有“甚为感谢”、“后会有期”等语。

　　这段历史与龙云自己的回忆相符。蒋介石给龙云下令，要龙云查捕共产党员和失散的红军，但龙云对此并未采取认真的行动。龙云当时也确实接见过一个号称有紧急军情相报的小伙子，“我知道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小伙子使劲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信一看，原来是罗炳辉的来信。我看完信，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的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不回信了，免得查出来不好。500块钱给了他。这人走后，我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骑马送给孙渡，再次嘱咐他不准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截堵。同时，我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孙渡)，叫他相机送给红军。”

　　跟这一卡车药品在一起的，还有云南的军用地图，和上好的宣威火腿——云腿，表面上是龙云送给国民党薛岳将军的，但中途却被红军“截获”，其中关窍，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龙云的亲信部将张冲的儿子乌谷回忆说，50年代初，龙云曾对张冲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截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的。

　　这些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和地图，也是红军当时所急需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定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这与毛泽东爱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某些桥段非常相似，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地图的情况下才征服云南的。

　　调滇军回昆明，为红军敞开金沙江

　　多年来独霸一方的龙云，与竭力排除异己的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1935年3月底，红军为掩饰抢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而四渡赤水、威胁贵阳时，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命滇系的孙渡率第三纵队来贵阳“救驾”。孙渡率部迅速赶到，蒋对孙极力称赞，称孙是“真正的军人”，而此时龙云却坐立不安，惧怕孙渡部被蒋所控制，多次向蒋询问第三纵队的位置，几近失态。

　　当蒋介石要奖赏孙渡2万元，升孙为中将时，龙云怀疑孙渡是否已经被蒋介石控制，几乎撤掉了他。4月中旬，蒋介石准备提拔滇军3个“作战有功”的旅长为师长，龙云马上发急电给蒋，声称各旅年皆少壮，立功有日，不宜骤于高位，以拒绝蒋收买染指云南部队。由此可见龙与蒋矛盾之尖锐。

　　1935年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孙渡纵队在后紧追，但此时龙云见国民党中央军也进入云南，昆明防务空虚，生怕蒋介石故伎重演，自己成为王家烈第二，马上调离红军最近的滇军部队回昆明，把通往金沙江的道路向红军敞开。

　　在龙云滇军追而不堵的情势下，中央红军3万余人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龙云在与红军的直接接触中，感触很深。行伍出身的他深知严明军纪不易，在当时与《申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的交谈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红军两次过云南，硬是秋毫无犯。勒着肚皮横冲直闯十几省，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哪有这样强的军队啊？！”这为龙云后来的思想转变是埋下伏笔的。

　　与朱德建立密电联系

　　1936、1937年“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相继爆发，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龙云对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了解，爱国主义思想日增。“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抗战，召集各省军政长官到南京开“国防会议”。龙云接到电召后，当即乘专机赴京。在机场休息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问龙云：“中共有几位负责人要到南京，在此等候飞机，可否搭你的专机一起去，你方便不方便？”

　　我问他：“是哪几位？”

　　他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我当然欣然答应道：“周是第一次见面，朱和叶都是我的先后同学，当然欢迎，我们一齐去好了。”大家在餐厅见了面，一见如故，非常亲热。

　　龙云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

　　朱德、叶剑英和我先后到了汤山。晚餐后，我们在外散步，谈到抗日问题，我们的意见大体一致。朱说：“云南可以出二三十万人吗？”我说：“要看军事发展情况而定。”我问朱说：“这次抗日，政府给了你们些什么武器？”他说：“我们只要轻武器。”我又问他：“以后我们如何联系？”他说：“用无线电联系。”我就给了他一本密码。后来他的秘书看后说：“这密码不好，容易泄密。”朱叫我的秘书和他的秘书商量另编。我说：“不必研究了。我的秘书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完全由你的秘书编好了，给我一份就行了。”我由汤山回南京后，密码就编好送来了。后来我在昆明与延安方面的电台联系，即用这本密码。

　　(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

　　这次南京之行，给龙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第二天离开南京回昆明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可是机场前一天已被敌机炸坏，飞机也被炸伤，不能起飞，只好改坐轮船到汉口赴昆明，“那几天敌机又在轰炸武汉、九江一带，九江纱厂被炸起火，地面防空既无高射炮，也无高射机枪，纱厂起火一两个小时都没有救火队扑灭。我看到南京防空既是那样薄弱，地方也是如此，心里很难过。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准备抗战，更是暴露无遗了。”

　　回到昆明，龙云马上召集军政各界，“日本是真的干起来了，中央却毫无准备，看来局势是很危急的，我们自己要迅速充分准备。大家不要怕，在北方有八路军，南方各省很多朋友也都有决心抗日。”他马上布置了备战措施：办理积谷、禁烟禁种、购买武器、训练“保卫队”和修筑滇缅公路。

　　子弹只能从前胸射入胸膛

　　龙云因为两件事情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抗日英雄：一是应了在汤山与朱德的对话，组织了二十余万滇军奔赴抗日前线；二是抢得先机，开辟滇缅公路，打通抗日的国际援华通道，被誉为“抗日输血管”，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战略眼光。

　　1937年9月9日，龙云一身戎装，誓师巫家坝，滇军首批第60军的四万余官兵，步行一千多公里到达长沙集结，随即奔赴抗日前线台儿庄。

　　此时的台儿庄战事对中国极为不利，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节节败退，位于台儿庄左翼的汤恩伯部听说滇军要来，立即撤出了阵地；于学忠部也连忙向南逃窜。日军乘机组织了三万多兵力像潮水一样涌进缺口，孙连仲部面临全军覆没。

　　滇军就是在此危急关头，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遭遇，英勇的滇军前赴后继，与日军展开了反复肉搏，没有一个人因胆小而退却，也没有一个人因怕死而逃跑。尹国华全营500人仅一人生还，184师的虎将王秉障，用刺刀挑死十多个日军后胸前中弹，他硬撑着走到师长张冲面前说：“请师长检验，子弹是不是从前面进去的？”

　　原来张冲曾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说过：“我们彝族老祖宗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剑伤者，奖！背后有刀剑伤者，刀砍其背！我们184师决不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台儿庄一捷，滇军威震华夏，但出征的4万余官兵死伤过半。8年抗战，龙云一共向抗日前线输出二十多万大军，经历各大战役二十余场，伤亡十余万，并组织全省军民投入滇西大抗战。这是龙云作为一个军人，其政治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根鸡毛一副手铐筑滇缅公路

　　早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就主动向蒋介石请缨，修滇缅公路，他这样分析当时的战争局势：“上海方面的战事恐难持久，如果一旦沦陷，南京即受威胁，也难固守。上海既失，即无国际港口，国际交通顿感困难了。”

　　蒋介石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那时候只有从香港和利用滇越铁路到达内地。”

　　龙云答道：“日本既大举进攻上海，他的南进政策必付诸实行，南方战区可能扩大，到那时，香港和滇越铁路都有问题了。我的意见，国际交通应当预做准备，即刻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可以直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担，中央补助；铁路则由中央负责，云南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修筑。”

　　回滇后，龙云用“三根鸡毛，一副手铐”下筑路令，当时的资金、人力、技术、设备统统不具备，但国难当头，云南百姓长途跋涉赶往筑路工地，每天出勤的不下10万人，最多时达二十多万人，轮班昼夜赶修，用了短短8个月的时间就抢通了927公里的路面，滇缅全线通车。

　　修路民工们没有筑路机械，全靠两只手挖山开路，肩挑人扛，冬春农闲时，民工上阵甚多；就是第二年夏秋之间，天气炎热，瘴毒时疫流行，出工人数仍然不减。民工们自带粮食和工具上阵，虽说每天可得微不足道的“补贴二角”，却也未完全到手，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伤亡在万人以上。为了补充劳力，妇女也上了艰苦的筑路工地。

　　这里山势险峻，而且必须跨越澜沧江和怒江。公路修通后，蒋即电告驻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信，罗斯福总统电令驻华大使詹森取道滇缅公路回国，顺路视察。詹森到美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选线适当，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

　　滇缅公路完成后，立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5月，英国轮船“斯坦霍尔”号装载着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的6000吨武器弹药离奥德萨来中国，在仰光港卸货，从缅甸腊戌运入我国，再转运昆明。此后，滇缅公路主要担负美国等援华军用物资的运输任务。据统计，仅1941年，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资就达13.2193万吨。

　　龙云的预计完全没错，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外海路交通断绝，滇越铁路停运，滇缅公路几乎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陆上国际交通线。正是这条抗战输血管，打破了日本用武力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从而困死中国的企图。因此，日军处心积虑要切断中国这条国际大动脉。1942年初，日本从泰国入侵缅甸南部，滇缅公路除抢运物资外，又担负了运送中国远征军的任务。10万入缅远征军，全用卡车运输，“车队蜿蜒进行，长达数里，烟尘相接，蔚为壮观”。

　　抓不到一个云南地下党

　　在与蒋介石的十多年交往中，龙云起初对蒋是竭诚拥护的，但后来看到蒋为人处事，处处自危，不免对他忌惮起来。当时云南有龙、卢、安、陇四大家族，都是云南当地的军政上层集团，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蒋介石多次明令“禁烟”，却又让农民银行掌握和操纵着“特货”(鸦片)、“特税”(烟土税)。龙云表面也在“禁烟”，手里却仍然控制着大量“特货”，作为地方经费。蒋介石以禁烟总监的身份，多次严究，因涉及巨额的经济收入，龙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云南的地方银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各个银行在投资经营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冲突和矛盾。

　　1941年初，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昆明，龙云十分不满。他说：“既打外战，又打内战，怎么可能打败日本呢？”“自己设圈套消灭自己的军队 (指新四军)，这是哪家的‘中央政府’？”

　　龙云为首的省政府拒绝与国民党中央派来的特务合作，使他们在云南无法开展工作。据特务头子沈醉后来回忆，他当军统滇站站长时，始终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的线索，他的两个前任，也没有找到云南地下党。在龙云执政后期，除云南文山地区有一个不大的支部遭到破坏之外，云南全省地下党组织，都没有遭受过破坏。加上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给这片土地带了新的思潮，昆明成了抗战时期全中国的“民主堡垒”。

　　日益渗透入龙云思想的民主意识让龙对蒋的怨气渐渐公开化。1943年秋天，龙云曾回老家昭通，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他没带讲稿，讲话慷慨激昂，中心话题是强调“民为贵，君为轻”。他在大会上问大家，什么是民主？民主与独裁有什么区别？还问到会群众，“为什么提到‘蒋委员长’，大家全要站起来，这是什么道理？”

　　在这种情况下，民盟中央开始争取龙云参加民盟。龙云回到昆明后，与云南民盟支部负责人楚图南等多次交谈，申请入盟，获正式批准，举行了秘密的入盟仪式。从此龙云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秘密成员，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也不出席盟内的组织生活会议，但却在经济上给民盟以很大支持，在人事安排上也给盟员以一定方便。龙云的秘密“入盟”是他由一名地方实力派向真诚爱国者转化的重要一环，此后，他在这条道路上就再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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