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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系三巨头:从蔡锷到龙云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04日 07:27 南方人物周刊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滇系 失落的诸侯滇系 失落的诸侯

  滇系 失落的诸侯

  本刊编辑部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四川,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了云、贵、川的整个大西南。

  令人惊讶的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不但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有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性节点上,云南乃至整个大西南都扮演过先驱者的角色。跟“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不同,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军人,最初都充满着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朝气,都有为国为民的高远志向,其将领也几乎清一色是科班出身——滇系共有过4任统帅:第一任蔡锷、第二任唐继尧是留日士官生;第三任龙云、第四任卢汉则来自“西南军事圣殿”云南讲武堂。

  滇军,就是由这些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支柱,也是地方敢于跟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比起其他省份来,民国时期的云南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虽然滇军服务于地方小利益,但每当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支军队往往能够挺身而出。因此,当时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陈列馆里,至今可以一窥这些中国早期军人的风貌。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就是说,这一所旨在为清政府提供军官人才的国家一级军校,47个教员中持反清政府倾向的就达36人。

  这是一群乱世中的志士,正如讲武堂校歌里所唱:“……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

  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蔡锷一生璀璨,在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中表现过人,被全国上下视为“军神”,与小凤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可惜短命,壮志未酬身先死,34岁临死犹叹抱憾此生;

  ——唐继尧曾是激进的同盟会成员,昆明辛亥革命的积极策划者,但在连年混战中逐渐成了军阀土皇帝。他当了14年的云南王,最后在云南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吐血愤懑而死;

  ——龙云经历最为起伏坎坷,他早年投效蒋介石,但后来在政治理念上与蒋越走越远,蒋介石主张中央集权,而龙云却从政治实践中发现,偌大中国,地方均权分治更为有利。这位主政17年的“云南王”在民间颇孚众望,在抗日战争中也称得上民族英雄,但最终也没有逃脱蒋介石的暗算;

  ——卢汉一直是龙云的左膀右臂,龙云被蒋介石软禁后,卢汉主持滇政。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策划之下,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通电宣告起义。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

  大时代,大人物,大悲欢,滇系诸侯的命运,就是辛亥百年的历史缩影。

  从蔡锷到唐继尧 乱世里的两种路线

  蔡锷和唐继尧在当留日士官生时是师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在云南执政期间是上下级,在护国运动中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个出征,一个留守,但到那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深深的分歧。论当官,论敛财,论心计,蔡不如唐;论做人,论晚节,论才华,唐不如蔡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昆明

  昆明市区的圆通山公园,孔雀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春天的春城游人如织,孔雀园旁有一处寂寞坟茔,墓为石砌圆丘,偶有行人路过,瞄一眼墓碑,大声念到“会泽唐公……”就哑了声音,因为认识后两个字“蓂赓”的人实在不多。

  会泽唐公蓂赓之墓,1932年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修建,从墓的制式似乎可一睹当年云南边陲的开放程度:神道两旁虽然立着中式传统的石狮、华表,但墓前的廊柱式牌坊吸纳了希腊、威尼斯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并采用了拉丁式铭刻。

  龙云为唐继尧造墓建碑,此中况味格外复杂。作为下属,龙云一直感念唐继尧的知遇提拔之恩,但在1927年的“二六政变”中,龙云是武力胁迫唐继尧下台的主要力量。唐继尧在失去权力后“愤懑吐血”,终因呕血不治而亡,中间不过3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奇怪的墓,其奇怪之处,不仅在于它那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在于墓前廊柱牌坊里镶嵌着的8块石碑,刻的不是对墓主的生平追思,而是墓主曾经得到的任命: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的任命状、1924年被孙中山大元帅推举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的委任状——而且这些石碑全部保持了委任状的格式,乍一看去,就是在一个人的墓前张贴出他生前所得到的若干张聘书——更有趣的是,这些聘书中有不少职位,还是他生前拒绝就任的。如果让唐继尧生前就直面这些墓碑,他也许要脸红,也许会骂娘——这座直径16米、高6米的墓碑如此设计,仿佛在表面的尊荣背后,含沙射影地对墓主做着某种隐而不宣的评价。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重九起义的枪声提前打响

  1911年10月28日,城南洪化桥一处偏僻的住宅,左邻右舍早已经关门闭户,新军管带唐继尧,匆忙吃罢晚饭,支走家人,正独自等候着约好来开会的几位新军军官,这已经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5次聚会了。

  唐继尧是云南新军中反清情绪最激烈的军官之一,也是云南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1883年,他出生在云南会泽县的富绅家庭,受“留日势”的影响,21岁考取官费生资格前往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他很快加入,并秘密组织以“革除满清,推翻专制为唯一目的”的“陆军团”。1908年底回国,在云南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任职,因为聪明干练,很快被提拔为管带。

  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来,唐继尧同第19镇和讲武堂的十几名军官,已经秘密地开了好几次会,商量在昆明发动起义,响应武昌。会议商定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统领起义事宜。

  辛亥昆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10月30日当晚,昆明北校场的官兵在抬子弹做起义准备,结果被值日队官发现,互相争吵起来,情绪激昂的士兵立即开枪打死了值日队官,于是昆明起义就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几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这次昆明起义,史称“重九起义。”

  唐继尧顺路捞到了贵州都督

  得到消息后,蔡锷马上率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按计划向五华山和军械局进攻,唐继尧指挥炮兵射击总督署,战斗相当激烈,是辛亥革命中除武昌起义之外,各省城起义里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经过一昼夜的浴血奋战,昆明起义宣告成功,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公推为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则身兼军政部、参谋部两部的次长。云南军政府成立以后,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加上蔡锷本人为政清廉,使云南与当时动乱中的各省相比,政局相对稳定。

  云南军政府成立,率先取得了稳定,经济也发展得较好,而当时西南的四川、贵州和西藏,都处在革命的动乱之中。为了支持各地的起义,云南军政府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在蔡锷的授命下,唐继尧任司令,率云南北伐军,取道贵阳进入四川支援。

  但后来蔡锷了解到川情紧急,而贵州内部两派斗争激烈,几次急电,命令唐继尧停止进黔,立即改道。但唐继尧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意入黔。进入贵阳后的唐继尧当然别有所图,他向贵阳城发动了突然进攻,仅一天的战斗就控制了贵阳。进城后是一次残忍的大屠杀,“无论官长士兵,恐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唐继尧成为了贵州省的临时都督,其政治野心开始暴露。

  护国运动中的蔡锷

  蔡锷与其老师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是互相影响的。“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就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找到梁启超,商量了一夜,决定积极策划反对袁氏复辟。“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公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此后,蔡锷每周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起义,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一旦袁世凯称帝,就宣布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滇史专家谢本书说:蔡锷其人,少年稳重,重谋略,性格谨严,也能够承受误解。就在他暗中积极进行反袁秘密活动之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当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讨袁舆论后,蔡锷的行踪就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遮人耳目,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他甚至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公开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在统率办事处,袁氏的手下执赞成帝制题目录,向蔡锷试探,蔡锷当即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的名单上,欣然亲署“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大字。蔡当时已是名满天下,他的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开始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对外营造出一副无所作为、耽于淫逸的形象,世传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

  小凤仙挟走蔡将军

  蔡锷一方面跟小凤仙打得火热,一方面回家与夫人吵闹不休,动辄摔盘砸碗,作夫妻感情破裂状,惊动了当时对蔡已有暗中监视的袁世凯,派两个手下前去劝架。袁世凯对蔡锷颇不以为然,“松坡简直和小孩子一般,怎么同女眷闹这种样儿?你两人速往排解。”

  外人愈排解,夫妻俩愈闹得凶,蔡夫人醋意盎然,借机带蔡母和孩子回湖南老家了,蔡锷毫不介怀,反要袁世凯手下代为物色佳丽。袁世凯闻言,称蔡锷为“风流将军。”没了家眷羁绊的蔡锷从此八大胡同逛得更勤了。

  为了设法逃出北京,同时不引起袁世凯对云南方面的注意,蔡锷一面向袁世凯几次上书请假治病,一面暗中策划逃跑。蔡素有旧疾,身体很差,所以治病不像借口,袁世凯半信半疑。

  解放后的1951年,小凤仙曾在沈阳向梅兰芳回忆当年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

  袁世凯的儿子袁老三常到我屋里打茶围,打听老蔡的生活情况,和哪些人往来?老蔡来了,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班子里来。我问老蔡:这些混混好像冲着你来的!他笑而不答。后来有人对我说,蔡松坡是革命党,袁世凯表面上给他挂名差事,很器重他,骨子里却派人监视他,听说他还反对老袁做皇帝,你别跟他太热乎,免得受连累。我那时常听他(蔡锷)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他又教我认字看书。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正派的,在我的追问下,他吐露了真情,并郑重其事请我帮忙。我对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是我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那时外边直嚷嚷袁世凯要当皇帝啦,老蔡常常锁着眉头不说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那天我给老蔡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圆桌面上放着怀表,为的是可以掐钟点。老蔡坐在那里喝酒,可以从穿衣镜里看到外边的动静,我们还把窗上的纱帘去掉,换上纸卷帘,故意卷上去,这样,外边的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屋里的动静。老蔡估计天津的车将要开行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他走时,衣服仍挂在衣架上,怀表亦未拿走,侦缉队以为他去小解就会回来的。接着刘妈就把纸帘放下,外边的人弄不清屋里的人是否还在,这些都是事先布置好的……

  一捆书信助他曲线归国

  协助蔡锷出逃的另一当事人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中记下了这一传说:“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得知蔡锷逃脱以后,袁世凯乃“顿足自恨,谓一生卖人,不期今乃为人所卖”。

  但袁世凯城府也很深。蔡锷1915年11月11日逃出北京,到11月下旬他事先写好的第二、三、四封先斩后奏的请假报告才送到袁世凯手中,为了对外造成蔡锷仍是自己人的印象,不至天下舆论大哗,影响称帝的进程,袁世凯对这些请假报告做出大方照批的样子,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而私下里,他枪毙了失职的侦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暗中和梁启超作最后的密商,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一切磋商筹备妥当后,蔡锷与戴戡、陈敬铭等穿大礼服共摄一影,并宣誓“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从不争夺权力、讨厌据武自雄的蔡锷,在这番誓词中显示出了立国者的风范和胸襟。

  蔡锷很快取道日本横滨,然后让石陶均携带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事先写好的亲笔信件多封,请石每隔一日从箱根寄一封给北京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一直到蔡锷秘密到了昆明,这些信件尚未寄完!所以袁世凯最初得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大吃一惊,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他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袁氏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号不错,不由他不信”。

  袁世凯吃惊之余,马上制定了在云南沿途设计暗杀蔡锷的行动,幸亏唐继尧早有准备,防备周全,一路保全蔡锷于12月19日到了昆明。而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蔡锷的冒险抵滇,促成了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的首义。

  谁出征?谁留守?

  为了准备反袁护国战争,抵滇后的蔡锷主持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与会的都是滇军将领和革命人士。唐继尧对护国运动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在12月22日的第五次军事会议上,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39位起义者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

  在会议中,谁留守,谁出征,也有过争论。蔡锷希望率兵出征,不愿留守;唐继尧表示谦让,希望远道而来的蔡留守,自己统兵出征。李烈钧认为蔡锷行辈较老,且身体有病,也劝蔡锷留守云南,但蔡始终不同意。如此“反复辩论不已……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会议决议维持现状,蔡出征,唐留守,“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公事彼此用咨文。关于停战、议和,须得内外同意”。这样,蔡锷和唐继尧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分歧。护国战争虽然唐继尧表面上积极支持,但出征者还未出征,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作为地方长官,他以“饷糈支绌”为借口,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开发费。最后还是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得了12万元,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发,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20天以后,时间显然是相当晚了。

  他瘦得像鬼,只有眼睛还在发光

  朱德曾这样回忆他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晤面:朱德遵照蔡锷预定的计划,率领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全体开往昆明。到达昆明后立刻赶到蔡锷的司令部,正赶上蔡锷和参谋们开会。朱德说,当蔡锷起身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

  唐继尧辞不就任 晾起“空头政府”

  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着上前线。”

  蔡锷说完,朱德问他:“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及至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语无伦次地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众默然,可见袁世凯的惊慌程度。

  饿着肚子打硬仗

  护国第一军在川艰苦奋战半年之久,中间几月战事尤其激烈,处境艰难,但唐继尧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都没有给前线任何补充。蔡锷说“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由于军需不足,蔡锷多次致电唐继尧催促,却毫无反响,直到袁世凯去世,滇军的“增援”才陆续赶到。这恰恰是唐继尧趁护国运动事实上结束之时,利用护国的名声和威望,为自己的扩张捞取政治资本。他把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之多,此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魄力伟矣。”

  此时蔡锷已经渐渐对唐有所认识,去电告诫他说:“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私利之初心。” “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是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似非福。”

  功成身退,不参与权力斗争,这是蔡锷最为看重的品质,所以他才会在出征前就为自己定下“成功就下野”的誓言。但此时的唐继尧,胃口渐大,已经很难被劝服了。

  锷以短命,应为薄葬

  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几次向北京政府请假就医,都未能获准,反而临危受命为四川督军。当时蔡锷在全国威望极高,被视为“军神”,一到成都,“万人空巷,都想一望风采”。但朱德对此时松坡将军的回忆是,“蔡锷看上去像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

  蔡锷在日本福冈养病的最后日子里,黄兴病逝的死讯对他刺激很大。蔡锷与黄兴于公于私,都有特殊感情,在病榻上,他哭挽黄兴一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是蔡锷的绝笔,既是写黄兴,也仿佛他自己一生的写照。8天以后,积劳病重,他也在福冈医院去世了,才34岁。

  蔡锷临终前,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了望日本飞机演习,又一次受到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随即口授随员遗嘱,精神尚一丝不乱,遗嘱句句关乎国家大计,无一语及家事。

  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为官极清廉,“从不滥使一钱”,也从不接受贿赂,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两(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创下了当时全国省级领导月薪的最低纪录。其弟从湖南入滇,向他谋职,他认为不妥,给了弟弟20元旅费,令其徒步还乡。在四川战斗期间,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饷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就连拖赖不给护国军发饷的唐继尧也承认,蔡锷“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茕茕,言之心痛”。

  辞不就任,晾起“空头政府”

  袁世凯一命呜呼、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蔡锷一死,唐继尧意在扩张,原来团结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马上打成一团,互相残杀。西南从此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孙中山失望之余长叹,“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

  护法运动刚一开始,唐继尧就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这是西南各省军阀公开反对段祺瑞内阁的第一炮,这一炮马上讨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委任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因为广州护法军政府手头并无多少兵力,需要仰仗手头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广州非常国会给唐继尧送来了元帅证书,但唐、陆二人皆不肯就任元帅职,使孙中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孙中山竭力拉拢唐继尧,但唐的目的是要自立为王,并不表示合作。当时的西南军阀普遍持此态度。在经济上,当时两广地盘是由桂系军阀把持的,对广州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军政府所持“仅华侨捐款”。莫荣新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西南军阀们的普遍心理:“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入党,而唐继尧,这位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竟闻言拍案:“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

  突然又接受了任命

  护法运动使孙中山看清了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在3月19日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唐继尧是想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正如《向导》周报指出,“唐继尧忽然就副元帅职,声言加入国民党等等”,是企图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一种尝试。正如一位英国领事所说,唐相信自己是“计划中未来的中国总统”。此时的唐,不但出行是皇帝规格,连写信写诗,落款都以“东大陆主人”自居。

  广州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径,并通电宣布讨伐,唐却并不甘心,试图颠覆广州政府,直到他的滇桂联军被广州政府的军队击败。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连年战争,不断扩大军队和军费,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唐本人则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荒淫无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为妾婢,车马舆服之奉,拟于王者。其护卫军命名为佽飞军,坐褥铺垫皆用黄缎绣龙……开奢侈之风,肆享受之欲”。据唐继尧的妹妹唐芸赓说,唐正式迎娶的妻妾就有8人之多。

  他也要建立一个“主义”

  1925年滇桂战争中滇军失败以后,唐继尧为安抚作战多年的的将领,分别任命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为四大镇守使,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四镇守使似乎都不再愿意为唐卖命。唐失望之余,决定仿照“过激派”的做法搞个“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组织政党。当时的中国出路何在,各式理论、主义很多,唐继尧看中了“国家主义派”,不惜重金从上海聘国家主义分子来昆明,又组织人编写相关书籍、开办民治学院,并在1926年年底宣布民治党成立。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对外信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对内反对孙中山,反对共产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当时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云南民间对唐的反对呼声很高,在云南的共产党人甚至分工,每人每天给四镇守使写信,宣传唐继尧祸滇罪行,争取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四镇守使见唐继尧大势已去,为“适应环境起见,遂起而联合请求唐省长改组省政”。1927年2月,四人一致行动“兵谏”,推翻唐继尧军阀统治的“二六政变”很快爆发。唐被迫交出政权,他的4个旧手下倒也顾及他的体面,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唐继尧“光荣”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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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云南 滇系 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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