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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滇系 失落的诸侯

　　本刊编辑部

　　在民国割据称雄的军阀集团中，滇系是比较特殊的一支地方军事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不但适用于四川，也同样适用于包括了云、贵、川的整个大西南。

　　令人惊讶的是，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不但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有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在重九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性节点上，云南乃至整个大西南都扮演过先驱者的角色。跟“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不同，在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军人，最初都充满着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朝气，都有为国为民的高远志向，其将领也几乎清一色是科班出身——滇系共有过4任统帅：第一任蔡锷、第二任唐继尧是留日士官生；第三任龙云、第四任卢汉则来自“西南军事圣殿”云南讲武堂。

　　滇军，就是由这些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支柱，也是地方敢于跟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比起其他省份来，民国时期的云南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虽然滇军服务于地方小利益，但每当大敌当前，或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这支军队往往能够挺身而出。因此，当时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陈列馆里，至今可以一窥这些中国早期军人的风貌。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就是说，这一所旨在为清政府提供军官人才的国家一级军校，47个教员中持反清政府倾向的就达36人。

　　这是一群乱世中的志士，正如讲武堂校歌里所唱：“……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

　　这群乱世里的英雄和枭雄，因为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代，彼此的人生也呈现出特殊的质地。他们早期都抱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色彩，曾经信奉过相似的救国主张，末了各自走上不同的归程：

　　——蔡锷一生璀璨，在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中表现过人，被全国上下视为“军神”，与小凤仙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可惜短命，壮志未酬身先死，34岁临死犹叹抱憾此生；

　　——唐继尧曾是激进的同盟会成员，昆明辛亥革命的积极策划者，但在连年混战中逐渐成了军阀土皇帝。他当了14年的云南王，最后在云南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吐血愤懑而死；

　　——龙云经历最为起伏坎坷，他早年投效蒋介石，但后来在政治理念上与蒋越走越远，蒋介石主张中央集权，而龙云却从政治实践中发现，偌大中国，地方均权分治更为有利。这位主政17年的“云南王”在民间颇孚众望，在抗日战争中也称得上民族英雄，但最终也没有逃脱蒋介石的暗算；

　　——卢汉一直是龙云的左膀右臂，龙云被蒋介石软禁后，卢汉主持滇政。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策划之下，西南边陲四万多滇军官兵突然倒戈，通电宣告起义。长期绑在蒋系战车上的滇军，至此成了将死蒋介石的最后一步棋。

　　大时代，大人物，大悲欢，滇系诸侯的命运，就是辛亥百年的历史缩影。

　　从蔡锷到唐继尧 乱世里的两种路线

　　蔡锷和唐继尧在当留日士官生时是师兄弟，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在云南执政期间是上下级，在护国运动中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个出征，一个留守，但到那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深深的分歧。论当官，论敛财，论心计，蔡不如唐；论做人，论晚节，论才华，唐不如蔡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昆明

　　昆明市区的圆通山公园，孔雀在草地上悠闲地散步，春天的春城游人如织，孔雀园旁有一处寂寞坟茔，墓为石砌圆丘，偶有行人路过，瞄一眼墓碑，大声念到“会泽唐公……”就哑了声音，因为认识后两个字“蓂赓”的人实在不多。

　　会泽唐公蓂赓之墓，1932年由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主持修建，从墓的制式似乎可一睹当年云南边陲的开放程度：神道两旁虽然立着中式传统的石狮、华表，但墓前的廊柱式牌坊吸纳了希腊、威尼斯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并采用了拉丁式铭刻。

　　龙云为唐继尧造墓建碑，此中况味格外复杂。作为下属，龙云一直感念唐继尧的知遇提拔之恩，但在1927年的“二六政变”中，龙云是武力胁迫唐继尧下台的主要力量。唐继尧在失去权力后“愤懑吐血”，终因呕血不治而亡，中间不过3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个奇怪的墓，其奇怪之处，不仅在于它那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更在于墓前廊柱牌坊里镶嵌着的8块石碑，刻的不是对墓主的生平追思，而是墓主曾经得到的任命：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被推举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的任命状、1924年被孙中山大元帅推举为广州军政府副元帅的委任状——而且这些石碑全部保持了委任状的格式，乍一看去，就是在一个人的墓前张贴出他生前所得到的若干张聘书——更有趣的是，这些聘书中有不少职位，还是他生前拒绝就任的。如果让唐继尧生前就直面这些墓碑，他也许要脸红，也许会骂娘——这座直径16米、高6米的墓碑如此设计，仿佛在表面的尊荣背后，含沙射影地对墓主做着某种隐而不宣的评价。

　　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重九起义的枪声提前打响

　　1911年10月28日，城南洪化桥一处偏僻的住宅，左邻右舍早已经关门闭户，新军管带唐继尧，匆忙吃罢晚饭，支走家人，正独自等候着约好来开会的几位新军军官，这已经是他们这个月里的第5次聚会了。

　　唐继尧是云南新军中反清情绪最激烈的军官之一，也是云南老资格的同盟会成员。1883年，他出生在云南会泽县的富绅家庭，受“留日势”的影响，21岁考取官费生资格前往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他很快加入，并秘密组织以“革除满清，推翻专制为唯一目的”的“陆军团”。1908年底回国，在云南讲武堂和新军第十九镇任职，因为聪明干练，很快被提拔为管带。

　　10月10日武昌起义以来，唐继尧同第19镇和讲武堂的十几名军官，已经秘密地开了好几次会，商量在昆明发动起义，响应武昌。会议商定蔡锷为“临时革命总司令”，统领起义事宜。

　　辛亥昆明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10月30日当晚，昆明北校场的官兵在抬子弹做起义准备，结果被值日队官发现，互相争吵起来，情绪激昂的士兵立即开枪打死了值日队官，于是昆明起义就比原定时间提前了几小时由基层发动起来，这次昆明起义，史称“重九起义。”

　　唐继尧顺路捞到了贵州都督

　　得到消息后，蔡锷马上率部，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按计划向五华山和军械局进攻，唐继尧指挥炮兵射击总督署，战斗相当激烈，是辛亥革命中除武昌起义之外，各省城起义里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经过一昼夜的浴血奋战，昆明起义宣告成功，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被公推为云南军都督，唐继尧则身兼军政部、参谋部两部的次长。云南军政府成立以后，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旧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加上蔡锷本人为政清廉，使云南与当时动乱中的各省相比，政局相对稳定。

　　云南军政府成立，率先取得了稳定，经济也发展得较好，而当时西南的四川、贵州和西藏，都处在革命的动乱之中。为了支持各地的起义，云南军政府先后派滇军援川、援黔和援藏。在蔡锷的授命下，唐继尧任司令，率云南北伐军，取道贵阳进入四川支援。

　　但后来蔡锷了解到川情紧急，而贵州内部两派斗争激烈，几次急电，命令唐继尧停止进黔，立即改道。但唐继尧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意入黔。进入贵阳后的唐继尧当然别有所图，他向贵阳城发动了突然进攻，仅一天的战斗就控制了贵阳。进城后是一次残忍的大屠杀，“无论官长士兵，恐不为己用，缴械之后，驱至东郊，悉数坑杀”。唐继尧成为了贵州省的临时都督，其政治野心开始暴露。

　　护国运动中的蔡锷

　　蔡锷与其老师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是互相影响的。“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就从北京搭乘晚车去天津，找到梁启超，商量了一夜，决定积极策划反对袁氏复辟。“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公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此后，蔡锷每周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密商起义，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一旦袁世凯称帝，就宣布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滇史专家谢本书说：蔡锷其人，少年稳重，重谋略，性格谨严，也能够承受误解。就在他暗中积极进行反袁秘密活动之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当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讨袁舆论后，蔡锷的行踪就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遮人耳目，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他甚至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国是会”，公开表示“赞成君主国体”。在统率办事处，袁氏的手下执赞成帝制题目录，向蔡锷试探，蔡锷当即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的名单上，欣然亲署“昭威将军蔡锷”几个大字。蔡当时已是名满天下，他的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正是在这一时期，蔡锷开始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对外营造出一副无所作为、耽于淫逸的形象，世传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就发生于此时。

　　小凤仙挟走蔡将军

　　蔡锷一方面跟小凤仙打得火热，一方面回家与夫人吵闹不休，动辄摔盘砸碗，作夫妻感情破裂状，惊动了当时对蔡已有暗中监视的袁世凯，派两个手下前去劝架。袁世凯对蔡锷颇不以为然，“松坡简直和小孩子一般，怎么同女眷闹这种样儿？你两人速往排解。”

　　外人愈排解，夫妻俩愈闹得凶，蔡夫人醋意盎然，借机带蔡母和孩子回湖南老家了，蔡锷毫不介怀，反要袁世凯手下代为物色佳丽。袁世凯闻言，称蔡锷为“风流将军。”没了家眷羁绊的蔡锷从此八大胡同逛得更勤了。

　　为了设法逃出北京，同时不引起袁世凯对云南方面的注意，蔡锷一面向袁世凯几次上书请假治病，一面暗中策划逃跑。蔡素有旧疾，身体很差，所以治病不像借口，袁世凯半信半疑。

　　解放后的1951年，小凤仙曾在沈阳向梅兰芳回忆当年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

　　袁世凯的儿子袁老三常到我屋里打茶围，打听老蔡的生活情况，和哪些人往来？老蔡来了，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班子里来。我问老蔡：这些混混好像冲着你来的！他笑而不答。后来有人对我说，蔡松坡是革命党，袁世凯表面上给他挂名差事，很器重他，骨子里却派人监视他，听说他还反对老袁做皇帝，你别跟他太热乎，免得受连累。我那时常听他(蔡锷)讲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他又教我认字看书。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正派的，在我的追问下，他吐露了真情，并郑重其事请我帮忙。我对他说：“你叫我干什么，是我办得到的，一定尽力而为。”

　　那时外边直嚷嚷袁世凯要当皇帝啦，老蔡常常锁着眉头不说话。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那天我给老蔡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面对穿衣镜，大衣、皮帽挂在衣架上，圆桌面上放着怀表，为的是可以掐钟点。老蔡坐在那里喝酒，可以从穿衣镜里看到外边的动静，我们还把窗上的纱帘去掉，换上纸卷帘，故意卷上去，这样，外边的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屋里的动静。老蔡估计天津的车将要开行时，出了云吉班，直奔车站。他走时，衣服仍挂在衣架上，怀表亦未拿走，侦缉队以为他去小解就会回来的。接着刘妈就把纸帘放下，外边的人弄不清屋里的人是否还在，这些都是事先布置好的……

　　一捆书信助他曲线归国

　　协助蔡锷出逃的另一当事人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中记下了这一传说：“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得知蔡锷逃脱以后，袁世凯乃“顿足自恨，谓一生卖人，不期今乃为人所卖”。

　　但袁世凯城府也很深。蔡锷1915年11月11日逃出北京，到11月下旬他事先写好的第二、三、四封先斩后奏的请假报告才送到袁世凯手中，为了对外造成蔡锷仍是自己人的印象，不至天下舆论大哗，影响称帝的进程，袁世凯对这些请假报告做出大方照批的样子，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而私下里，他枪毙了失职的侦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蔡锷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暗中和梁启超作最后的密商，同时与孙中山、黄兴以及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一切磋商筹备妥当后，蔡锷与戴戡、陈敬铭等穿大礼服共摄一影，并宣誓“失败就战死，绝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从不争夺权力、讨厌据武自雄的蔡锷，在这番誓词中显示出了立国者的风范和胸襟。

　　蔡锷很快取道日本横滨，然后让石陶均携带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事先写好的亲笔信件多封，请石每隔一日从箱根寄一封给北京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一直到蔡锷秘密到了昆明，这些信件尚未寄完！所以袁世凯最初得悉蔡锷潜赴云南时大吃一惊，无法相信，因为这些从日本发回的信件“报告他游历的状况，养病的情形。袁氏见来信笔迹一点不错，邮局的消号一号不错，不由他不信”。

　　袁世凯吃惊之余，马上制定了在云南沿途设计暗杀蔡锷的行动，幸亏唐继尧早有准备，防备周全，一路保全蔡锷于12月19日到了昆明。而袁世凯已于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蔡锷的冒险抵滇，促成了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的首义。

　　谁出征？谁留守？

　　为了准备反袁护国战争，抵滇后的蔡锷主持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与会的都是滇军将领和革命人士。唐继尧对护国运动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在12月22日的第五次军事会议上，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39位起义者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歃血为盟。

　　在会议中，谁留守，谁出征，也有过争论。蔡锷希望率兵出征，不愿留守；唐继尧表示谦让，希望远道而来的蔡留守，自己统兵出征。李烈钧认为蔡锷行辈较老，且身体有病，也劝蔡锷留守云南，但蔡始终不同意。如此“反复辩论不已……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会议决议维持现状，蔡出征，唐留守，“出征者为总司令，留守者为都督，公事彼此用咨文。关于停战、议和，须得内外同意”。这样，蔡锷和唐继尧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已经出现了分歧。护国战争虽然唐继尧表面上积极支持，但出征者还未出征，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作为地方长官，他以“饷糈支绌”为借口，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开发费。最后还是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得了12万元，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发，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20天以后，时间显然是相当晚了。

　　他瘦得像鬼，只有眼睛还在发光

　　朱德曾这样回忆他与蔡锷在反袁护国战争中的晤面：朱德遵照蔡锷预定的计划，率领革命士兵驱逐了帝制派军官，宣布起义，并全体开往昆明。到达昆明后立刻赶到蔡锷的司令部，正赶上蔡锷和参谋们开会。朱德说，当蔡锷起身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闪闪发光，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那时他的声音已经很微弱，我们必须很留心才能听得清。当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低头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我们坐下来，他说明了全国各地起义的计划，并且说云南必须挑起重担，等待其他各省共和派力量组织起来。

　　唐继尧辞不就任 晾起“空头政府”

　　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兵四川，袁世凯一些最精锐的部队驻扎在那里。……蔡锷对我们说，要立刻出兵贵州，扫荡袁世凯在那里的部队，然后转道广西，直奔滨海的广东。第一军和其他附属部队要出兵四川，增援部队只要训练完成也应跟着上前线。”

　　蔡锷说完，朱德问他：“可是你不能带队去啊！你有病，要送命的。”蔡锷望望他，又把眼光移到别处，说，“别无办法，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及至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语无伦次地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众默然，可见袁世凯的惊慌程度。

　　饿着肚子打硬仗

　　护国第一军在川艰苦奋战半年之久，中间几月战事尤其激烈，处境艰难，但唐继尧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都没有给前线任何补充。蔡锷说“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由于军需不足，蔡锷多次致电唐继尧催促，却毫无反响，直到袁世凯去世，滇军的“增援”才陆续赶到。这恰恰是唐继尧趁护国运动事实上结束之时，利用护国的名声和威望，为自己的扩张捞取政治资本。他把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之多，此事引起了蔡锷的忧虑，他讽刺说：“古者天子六军，今能驾而上之，蓂公之魄力伟矣。”

　　此时蔡锷已经渐渐对唐有所认识，去电告诫他说：“所最宜注意者，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私利之初心。” “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是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似非福。”

　　功成身退，不参与权力斗争，这是蔡锷最为看重的品质，所以他才会在出征前就为自己定下“成功就下野”的誓言。但此时的唐继尧，胃口渐大，已经很难被劝服了。

　　锷以短命，应为薄葬

　　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几次向北京政府请假就医，都未能获准，反而临危受命为四川督军。当时蔡锷在全国威望极高，被视为“军神”，一到成都，“万人空巷，都想一望风采”。但朱德对此时松坡将军的回忆是，“蔡锷看上去像个幽灵，虚弱得连两三步都走不动，声音微弱……”

　　蔡锷在日本福冈养病的最后日子里，黄兴病逝的死讯对他刺激很大。蔡锷与黄兴于公于私，都有特殊感情，在病榻上，他哭挽黄兴一联：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执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勿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

　　这是蔡锷的绝笔，既是写黄兴，也仿佛他自己一生的写照。8天以后，积劳病重，他也在福冈医院去世了，才34岁。

　　蔡锷临终前，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了望日本飞机演习，又一次受到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随即口授随员遗嘱，精神尚一丝不乱，遗嘱句句关乎国家大计，无一语及家事。

　　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蔡锷为官极清廉，“从不滥使一钱”，也从不接受贿赂，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两(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创下了当时全国省级领导月薪的最低纪录。其弟从湖南入滇，向他谋职，他认为不妥，给了弟弟20元旅费，令其徒步还乡。在四川战斗期间，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饷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就连拖赖不给护国军发饷的唐继尧也承认，蔡锷“身后萧条，不名一钱，老幼茕茕，言之心痛”。

　　辞不就任，晾起“空头政府”

　　袁世凯一命呜呼、护国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蔡锷一死，唐继尧意在扩张，原来团结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马上打成一团，互相残杀。西南从此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孙中山失望之余长叹，“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

　　护法运动刚一开始，唐继尧就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这是西南各省军阀公开反对段祺瑞内阁的第一炮，这一炮马上讨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委任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因为广州护法军政府手头并无多少兵力，需要仰仗手头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广州非常国会给唐继尧送来了元帅证书，但唐、陆二人皆不肯就任元帅职，使孙中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孙中山竭力拉拢唐继尧，但唐的目的是要自立为王，并不表示合作。当时的西南军阀普遍持此态度。在经济上，当时两广地盘是由桂系军阀把持的，对广州军政府实行财政封锁，军政府所持“仅华侨捐款”。莫荣新的一句话代表了当时西南军阀们的普遍心理：“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时，自然解散而去。”

　　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入党，而唐继尧，这位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竟闻言拍案：“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

　　突然又接受了任命

　　护法运动使孙中山看清了南方军阀与北方军阀“如一丘之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副元帅职务的唐继尧却在3月19日发出通电，声明已于3月18日在滇就副元帅职。唐继尧是想以副元帅递补大元帅的缺位。正如《向导》周报指出，“唐继尧忽然就副元帅职，声言加入国民党等等”，是企图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一种尝试。正如一位英国领事所说，唐相信自己是“计划中未来的中国总统”。此时的唐，不但出行是皇帝规格，连写信写诗，落款都以“东大陆主人”自居。

　　广州政府谴责唐继尧的行径，并通电宣布讨伐，唐却并不甘心，试图颠覆广州政府，直到他的滇桂联军被广州政府的军队击败。

　　唐继尧统治云南期间，连年战争，不断扩大军队和军费，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唐本人则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荒淫无道，任意掠取部民子女为妾婢，车马舆服之奉，拟于王者。其护卫军命名为佽飞军，坐褥铺垫皆用黄缎绣龙……开奢侈之风，肆享受之欲”。据唐继尧的妹妹唐芸赓说，唐正式迎娶的妻妾就有8人之多。

　　他也要建立一个“主义”

　　1925年滇桂战争中滇军失败以后，唐继尧为安抚作战多年的的将领，分别任命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为四大镇守使，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四镇守使似乎都不再愿意为唐卖命。唐失望之余，决定仿照“过激派”的做法搞个“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组织政党。当时的中国出路何在，各式理论、主义很多，唐继尧看中了“国家主义派”，不惜重金从上海聘国家主义分子来昆明，又组织人编写相关书籍、开办民治学院，并在1926年年底宣布民治党成立。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对外信奉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对内反对孙中山，反对共产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当时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云南民间对唐的反对呼声很高，在云南的共产党人甚至分工，每人每天给四镇守使写信，宣传唐继尧祸滇罪行，争取他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四镇守使见唐继尧大势已去，为“适应环境起见，遂起而联合请求唐省长改组省政”。1927年2月，四人一致行动“兵谏”，推翻唐继尧军阀统治的“二六政变”很快爆发。唐被迫交出政权，他的4个旧手下倒也顾及他的体面，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省务委员会总裁，唐继尧“光荣”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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