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台湾公共电视：经费不多品质要好

　　文 _胡元辉

　　(作者系卓越新闻奖基金会董事长，前公共电视总经理。)

　　在台湾传媒界工作的时候，若有人问：“商业与公共电视在管理经验上有何差异？”曾经在两类媒体都服务过的我，有时会作如下譬喻：商业电视让我“伤脑筋”，公共电视让我“费唇舌”。

　　为何会有此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商业电视竞逐收视率，以赚钱为目标，在那儿工作，如要理想与获利兼而有之，怎能不伤脑筋？相对的，在公视任职，服务公众的目标很清楚，但是否达到目标，众说纷纭，因此常要费唇舌沟通，找出最大共识。

　　公共电视台在台湾，其实是个年轻小伙子。创台时，尽管各方想象不同，最终仍以“小而美”的定位，在1998年7月1日正式开播。所谓“小而美”，意谓经费不多，品质要好。最初政府捐赠给公视的年度经费尚有12亿台币，后减为9亿，加上自筹的款项如企业赞助、版权收入等，年度总经费不过15亿台币左右(约为3.3亿人民币)，与台湾较具规模的商业电视台相比较，还不及其半数。

　　台湾公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公视相同，不能经营广告，其用意在于排除商业力量的干扰。那么，有限的经费到底要优先做什么样的节目与服务？作为台湾公视营运依据的“公共电视法”，明确表示，公视的存在宗旨是“弥补商业电视之不足”。有人因此认为，商业电视做的节目，公视就不要做；但也有人主张，公视不应画地为牢，商业电视做的，公视也可以做，只要做得比商业电视好，就是一种“弥补”。

　　十余年来，公共电视就在叫好或叫座，鱼与熊掌可否兼得的挣扎与争议中，试图走出自己的路。

　　多元、创新与品质

　　以我在公视服务时的经验为例，同仁们对于要以多少资源制作戏剧节目，虽有见仁见智之论，但多数仍认为应该要制作与一般商业电视“不同”的戏剧节目。怎样才算“不同”呢？以我的看法，其间差异应表现在多元、创新与品质三个方面。

　　“多元”指的是公视必须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需求与多元价值，例如在族群层面，我们必须平衡制播原住民族、客家人、闽南人、新住民(外省人)为题材的电视剧，并且以不同语言播出。有鉴于来自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地区的新移民逐渐增多，因此我和同仁商量，以一整年时间推动“落地台湾、姊妹同国”项目，不仅举办新移民园游会、座谈会、巡回影展等活动，同时制播连续剧、单元剧与纪录片等节目。

　　令人感动的是，不但连续剧《别再叫我外籍新娘》打破当时公视的收视纪录，嫁到台湾来的原印尼籍新移民莫爱芳，第一次参加单元剧《娘惹滋味》的演出，就获得电视竞赛的最佳女主角奖，引发社会的高度注目与讨论。同样令人意外的是，我认为应该提供新移民母国影片的构想，虽然原先不被看好，但这些以东南亚各国戏剧节目组成的“南洋戏剧季”，不但购片成本低，而且收视率较预期为高，首播就达到商业台韩剧节目的一半，足证文化服务只要用对方法，同样能够产生收视效益。

　　“创新”部分可就说易行难了。不只是台湾公视如此，全球公视面对商业电视的激烈竞争，无不存在创新突围的压力。因此，我请同仁特别去联络那些有意寻求自我突破的制作团队，带回他们的构想，进行仔细的评估。由于非戏剧类节目的创新措施曾出现失败案例，同仁们自然在戏剧节目的做法上更加小心翼翼，以免重蹈覆辙。

　　《痞子英雄》是一部以台湾南部高雄作为拍摄地点的新形态“警匪片”，它力求拍片品质超越以往，呈现电影般的质地，并希望以崭新的电视语言与风格，刻画出一个“光明与黑暗相生相克的世界”。由于该戏拍摄经费高达台湾一般戏剧节目的2到3倍以上，公视部分同仁担心费用太高，一旦收视与口碑不佳，必遭外界质疑；但我和一些同事都认为，如果公视都不能支持勇于创新的提案，不仅将使自身失去存在价值，也会让台湾戏剧失去进步的动力。等到节目播出时，我已离开公视，但它破天荒的收视成绩，让公视彻底享受到叫好又叫座的荣耀。

　　至于“品质”，则是公视对节目的基本要求，宁可收视不佳，绝不能粗制滥造。但是，如何在效率与品质之间求取平衡？在必要的支出与应有的节约之间拿捏妥当？可就是一门大学问。公视基层同仁屡屡强调，节目制作有其必经的流程与必需的人力，随意减省会影响工作品质；若干公视董事或社会舆论则要求，商业电视能以较低经费制作节目，为何公共电视不能？行政管理者夹在其中，有时不免动辄得咎。

　　记得部分董事曾要求我进行相当幅度的人事缩编，并且以十倍的速度大幅翻升收视率。但工作经验及价值判断告诉我，这个要求虽然方向合理，却错置目标，几可谓“不可能的任务”，弄得不好，可能衍生无穷的后遗症。因此，我提出人力盘点作为编制调整的依据，并将收视率纳入KPI(关键绩效指针)加以管理，最终得到董事会的认可。实施结果，我缩减了20名人力，并提升了全频道的收视率与员工的年终奖金。遗憾的是，绩效与年终奖金联动的机制始终得不到工会的认同。

　　避不开的政治漩涡

　　不过，对于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成长的公视来说，它最大的营运难题恐怕不是节目的绩效，而是政治的漩涡。“独立性”是全球公共电视运作的基本规则，意谓公视唯有独立于商业与政治干扰之外，才可能成为“公共”的电视。因此，在台湾，每当有人问我公共电视是什么样的传媒时，我常常从“公共场所”的譬喻谈起。

　　众所皆知，公共场所是寻常人可自由进出之地，供大众使用，亦为大众服务。世界各国公共电视的运作精神与此相仿，它们以所有人民为服务目标，也提供人民最基本与最必须的内容，譬如公正不偏的新闻信息，多元优质的节目服务等。但是，公共电视之所以是“公共”的电视，犹有超越此者。它不只是民享的电视，同时也必须是民有、民治的电视。换言之，公共电视不只是为公众服务的电视机构，还是一个公众所有，公众治理的电视机构。它以公正、公开方式选出的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代表公众监督公视的作为，而非由政府直接治理、直接经营。

　　台湾公视的董事会成员由行政院长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党所推派的社会公正人士审查，须经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才能获得通过。在台湾鲜有政党能够拥有四分之三以上席次，因此，此项制度的设计原意在于公视董事必须是各党各派都能接受的人选，借以保障公视的独立性。不仅如此，台湾的公共电视法明白规定：公共电视属于国民全体，其经营应独立自主，不受干涉。为了避免新闻受到不当干预，该法尚要求总经理须与新闻部门的代表签订制播公约，保障新闻专业自主。

　　尽管如此，台湾的公视仍不时会碰到政治暗流，如果主事者不能坚守原则，并运用智能化解，轻者受皮肉之伤，重者甚至有伤筋动骨之虞。我刚到公视服务时，就碰到一桩“政治风波”，起因于公视的音乐节目播出知名音乐人罗大佑以强烈人身攻击性歌词，批评前“政府领导人”李登辉的讽刺歌曲，遭到台联党的强烈反弹，要求公视到立法院说明、道歉，并处分相关同事，否则冻结与删除政府捐赠的经费。此事虽以间接表达歉意，但不接受其他要求的方式降低政治的震荡，但仍引发后续争议，包括有人认为公视不应表达任何形式的歉意等。

　　由于议会政治的运作，公视最常遇到的“政治困扰”之一，就是来自立法委员的各种要求，其中尤以人事或节目的“建议”为大宗。曾经有位立法委员借审查政府捐赠公视经费的场合，在立法院足足质询我12分钟，且几乎不让我有说明的机会。许多人不明所以，但我深知此与这位委员“所求未遂”有关。也有委员以冻结或删除经费的方式，希望公视就范于他们的要求，最后，虽然都能成功化解，且自认不失立场，但其间曲折可谓点滴在心头。

　　不只立法部门如此，公视与行政单位间的互动，有时也相当不顺畅。曾经为了一些重大议题的歧见，与主管单位发生矛盾，致使政府经费的拨发受到严重“耽搁”；也曾经为了坚持公共电视的独立性，在行政部门的协调会上说了重话，让双方关系变得高度紧张，但是为了公视应有的独立地位，我一直认为这些作为不仅无可回避，而且是为所当为。实际上，即使是民主先进国家的公视，此类事件至今犹存，英国公视BBC数年前为了该机构记者报导该国攻打伊拉克的新闻，与政府发生严重冲突，最后导致董事长与总经理双双辞职的事件，就是公视无法与政治绝缘的显例。

　　主事者要有能耐与坚持

　　公共电视不只无法处在“政治真空”，而且必须有能力处理“政治课题”。基于公视独有的公共与中立角色，台湾公视几乎在每项重要选举都发挥了辩论平台的功能。也就是说，每逢重要选举，公视都会主办候选人的政见辩论会，让候选人经由辩论呈现其政见异同及辩护能力。我在公视服务的三年期间，就针对民意代表、县市长、直辖市长乃至“政府最高领导人”的选举，举办过各种类型的辩论会，其中最受注目的一次，自然是“最高领导人”选举的辩论(举办时已离职)。

　　我参考外国的经验，在辩论前先在互联网上征求公民的录像提问，再经过公正的选择机制，挑选公民到辩论现场直接向候选人提问。此一史无前例的辩论不仅得到主要商业媒体的支持，最终也得到两大政党候选人的认可，开创了公民参与选举辩论的新模式，许多人将其视为民主选举的突破，也是公视功能的跃升。

　　不幸的是，尽管法律有保障，政治人物往往会想掌控传媒，一旦越线而为，争端必生；同样，公视主事者也须有面对政治力量的能耐与坚持，一旦倚轻倚重失去分寸，必生事端。台湾公视与政府间最近发生创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冲突，并衍生选不出新届董事会的僵局，其间缘由固多，但公视独立地位之不易确保于此充分可见。

　　“受信赖的向导”

　　其实，公共电视是个啥玩意，对已经建立这个制度的许多台湾民众来说，同样有雾里看花的迷茫。原因自然与公视在台湾建制较晚，影响力受限有关，但对欧洲的民众来说，特别是西欧、北欧国家，公共电视不仅是他们日常收看的电视，也几乎都是该国最早创立的电视台，例如英国的BBC、丹麦的DR、挪威的NRK等。

　　截至目前，欧洲的公视多半仍有20%至40%的市场占有率，其他地区如新西兰公视TVNZ、南非公视SABC，甚至享有60%以上的占有率，韩国的公视KBS与MBC等，收视总合也超过市场的半数。足见就全球而言，尽管数字化、全球化、去管制化等趋势不断挑战公共电视的地位，但这个类型的电视服务仍旧挺立，并且是许多国家平衡商营电视的重要机制。

　　台湾的公共电视还在学习中成长，在颠簸中前进。它反映了台湾快速发展、未臻理想的民主文化，也显现了台湾商业肿大、自由无序的传媒生态。许多关心传媒改革的人相信，唯有建立商业与公共二元并进的传媒体制，才能有效改善当前的传媒环境。

　　英国公视BBC的开台总经理雷斯爵士，曾经将创立初期、独拥电视产业时期的BBC形容为“生猛的力量”(brute force)，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电视体制发展到21世纪，则被英国前文化部长乔维尔誉为“受信赖的向导”(trusted guide)。从“生猛的力量”到“受信赖的向导”，一个真正为公众所享、所有、所治的公共电视，仍是全球许多国家所追求的电视体制。台湾公视在此条道路上虽是后来者，但对许多关心人士而言，让它成为社会“共善”(common good)的心思，则并无不同。

　　链接：公共电视

　　台湾属于公共媒体的电视台，原仅有“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经营的公共电视台，简称公视，于1998年7月1日正式开播。2006年4月，原属于军方经营的中华电视公司依法公共化，与公视合组“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简称公广集团)；2007年1月，原由政府以招标方式经营的客家电视台、原住民族电视台以及对海外播放的中文国际频道宏观电视，也加入公广集团。因法制尚未完整建立，集团营运出现诸多困扰，公视以外的各台也无法充分体现公共价值，现“立法院”正进行修法讨论。

　　台湾“独立媒体”生逢其时

　　文_孙穷理

　　兴起

　　自1987年开放报禁后，台湾媒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多重扭曲下，近年来“置入性营销”开始成为政府及商业介入媒体的宝剑，台湾媒体的公信力日益低落。

　　面对大媒体的政治、商业垄断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陆续有媒体工作者利用新兴的网络平台架设网站、经营独立媒体。这种独立媒体在诞生之初，就以拒绝政治与商业的“置入性营销”为宗旨，坚持独立自主。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台湾的独立媒体从早期针对主流媒体不足这样的问题意识，逐渐面临自我“生存”与“主体性”的问题。

　　说起独立媒体一词的出现，许多人会想到1999年美国西雅图反WTO示威中，透过网络，大量传递场外抗议信息的Independent Media Center。不过早在此之前，在网络平台上全球各地就已经有各种以社会运动为主要报道对象的媒体在运作。

　　而随着各种博客平台服务的普及化，一股被描述为“草根媒体”、“公民记者”的风潮，大约从2004年开始也席卷全球；到2008年之后，各种形式的“社交网站”使这个传播形式变得更简便也更个人化。

　　中文的“独立媒体”一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在这里谈到的“独立媒体”，是指起码具有一定的编审机制与团体运作的媒体组织，与较具有个人或平台色彩的“公民新闻”作一个区分。

　　台湾的“独立媒体”，大致可分为商业媒体及非商业媒体两个类型。其中“商业媒体”指的是有一个主要的出资(筹款)者、形式上采取“卖广告”的商业模式生存，但是由于这种商业模式，还没有成熟，所以这些媒体目前都是处于“烧钱”状态。此外，也有从属于某一组织、公共电视，或者靠政府计划的生存模式。

　　商业模式会受到出资者、广告主的影响，而从属性的媒体，则会受到组织的政策、需求、计划存续的影响，这些固然都是问题，但这些媒体存在的意义，在于除了那些有市场和国家(政党)背景的媒体之外，给个别工作者提供可以发挥的独立空间及资源。

　　长相

　　苦劳网是台湾一家成立于1997年的独立媒体，与其他类似媒体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出资者”，以非营利的方式经营，近年则以分布式的小额募款的生存方式为其维持独立。

　　以2011年为例，在218万余(新台币)的总收入中，分散在200多位捐款者的募款金额171万余，占总收入比约78%，在维持“财务独立”的结构上来说，尚称健康；不过在扣除一般支出、一位行政人员的薪资之后，要支付约七到八位记者、相当于三到五个全职人员工作量的薪资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资源下，苦劳网拨出一笔一年48万新台币的基金(在台湾约相当于一个全职主流媒体记者再多一点点的薪水)，交给参与核心工作的记者，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其分配方式。最后的决定是将这笔钱花在由记者轮流担任的“轮值主编”的工作上；而采访、撰稿仍是没有酬劳的。在这种条件下，记者必须有其他个人的“兼职”，或者在没有收入的情形下工作。这势必难以持久，造成苦劳网的记者流动率高，内部基本问题的沟通成本也增大。

　　而这个“资源分配”与“内部沟通”的过程，也反映出媒体独立之路的另一个核心课题，那就是它内部的民主性。苦劳网在内部并没有一个类似于“老板”的裁决者角色，也没有外部的压力源，而参与工作者的“志愿性”相对较高，必须通过共议共决，而非传统媒体结合“劳雇关系”与“科层组织”的权力关系来运作。

　　这样的工作伦理，在这个媒体资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日后如果有一天它的资源足够养活所有的工作者时，要想仍然能够维持内部民主的形式，这个过程至为重要。

　　独立媒体如何做到“独立”，也可以比照香港独立媒体。香港独立媒体编采团队的组成，是以近年在香港传统组织(如工会或环保、人权等倡议团体)之外的“非组织性社运”的参与者为主，跟苦劳网的记者相较，他们的成员更加接近“运动倡议者”、“专业者”，而不是“记者”。在组织的长相上，它们更接近一个由这些人组成的“平台”，而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下的媒体组织。

　　由于组织形态的不同，香港独立媒体记者的生产是在各自倡议工作的一环，并不会往苦劳网“专职记者”这样的目标发展。反映在工作强度上，香港独立媒体的特约记者两到三个月开一次会，讨论内容比较分散，苦劳网的采编每周开会、分工与凝聚共识是最主要的内容。而香港独立媒体只需要一位负责联系与举办培训活动的专职编辑就可以运作。因此，虽然2010年香港独立媒体的募款与苦劳网相当，但是对它们来说，这样的资源已经足够支付现有工作人员所需。

　　相比苦劳网，香港独立媒体的这种“弱联结”架构，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向“个人/公民新闻”平台方向的修正，这种相对“去中心”的组织形式，同样可以避免前面说的媒体受到外部、内部因素影响，而丧失其独立性；但是，由于香港独立媒体成员本来就具有集体的运作方式，又与开放性的“公民新闻平台”也不同。

　　生存

　　在台湾，从2007年起，公共电视台曾经推动成立一个名为Peopo的公民新闻平台(www.peopo.org)，虽然主要操作者花了很大工夫与各地社区合作，做了许多教育训练以及推动公民新闻的工作，目前成为部分“公民记者”的重要发表平台，不过这些公民记者之间的联结性太弱，也缺乏组织与采编机制，使得Peopo与一般博客、影音串流平台的距离其实仍不太远，不能称为一个媒体。

　　有趣的现象是，类似香港独立媒体这种“弱联结”的架构，在台湾还没有太成功的例子，比较接近的或许是“南方电子报”与“小地方新闻网”，其中1995年成立的“南方电子报”，是鉴于当时媒体商业化倾向环境下，集合在报纸版面上造到排挤的副刊写手，利用电子报的形式运作的老牌网络媒体做成的。但是近年在原有的写手逐渐散失，又没有培养新的作者群的状况下，呈现出冷清运作的状态；而“小地方新闻网”则是政府计划资助的媒体，曾经发展出许多社区的写手，不过由于政府部门变动而失去计划补助之后，于2010年年底暂停运作。

　　苦劳网在2007年改版，也曾经做过类似的尝试，希望以“公共论坛”、“新闻你来搞(个别写手或社运组织的自产报导)”，以及“博客来搞”等尝试web2.0的架构，不过三年多的运作经验后，也是不成功，来稿量少，不稳定且品质不佳。从独立媒体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弱联结”的组织，也需要花力气去经营，这几年苦劳网的力气都花在自产的报导上，而没有在这方面着力经营。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讯来源由传统媒体转为网络，商业媒体通过切割版面与时段以广告获利的模式受到损害，传统大媒体的运作模式备受威胁。在商业媒体产生问题的时候，诉诸“社会支持”的非商业性小型独立媒体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而如何超越大媒体的限制、创造独立的空间与永续生存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挑战。

　　证严法师和她的慈济世界

　　文_戴艾

　　3月11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住在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一位八十三岁的老太太，为了躲避9.0强震过后引发的大海啸，正使劲地踩着自行车往高处奔逃。此时，在台湾忙着为慈济基金会成立四十五周年庆的慈济基金会志工们闻知地震的消息后，纷纷放下手边的工作，迅速联系慈济日本东京分会的慈济人。

　　在地震发生没多久，在日本的慈济志工们已经把食材运往重灾区的茨城县大洗町，他们为灾民们准备的八百份素食，包括咖哩饭和味噌汤。

　　慈济的高效工作以及快速的反应能力，在台湾社会传为佳话。在历次救援工作中，慈济人的蓝衫身影，总是忙碌地穿梭在灾难现场，他们为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提供援助，发放毛毯和御寒衣物。

　　尤其是在1999年的台湾“九二一地震”中，慈济人在地震发生不到一小时后就出现在了灾区，他们协助发放物资、安置灾民，比政府救灾人员和军方的速度还要快。

　　“来不及了”、“做，就对了”，这两句是急性子的证严法师呐喊了45年的精神口号。

　　从未踏出台湾一步的证严法师，从三十个竹筒开始，率领着四百万名慈济人，打造了横跨慈济医院、慈济小学到大学、慈济广播、静思人文、慈济月刊、出版社、大爱电台、大爱电视台、骨髓捐赠数据库等志业体系，花莲慈济医院旁边的静思堂，有一个高十三层的讲经堂，还有慈济从无到有的史料馆，这里不仅是慈善的世界，也是全球慈济人争相前来朝圣的“心灵故乡”。

　　证严法师以及她的慈济基金会，近年来成为台湾民间社会一个光彩夺目的焦点，他们积极行善，教富济贫，被誉为“台湾的良心”。

　　“一摊血”开启慈济世界

　　“每次谈到《无量义经》，我就满心欢喜！尤其义经中有一段是‘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这十六个字，每天都在我脑海中浮现！”证严法师强调，慈济精神，就是由此而生。

　　而对于熟悉证严法师的人，都听说过“一摊血”的故事，那是追溯慈济世界以及证严法师的慈善之路最早的线索之一。

　　出生于1937年的证严法师，俗名景云，自幼过继给叔父为长女，随家人住在台中丰原，出家前自号静思。1960年，证严法师正值壮年的父亲因脑溢血骤逝，让她伤恸欲绝，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人生。

　　在父亲生病期间，证严法师前往一家私人医院探视信徒的父亲，突然望见地上有一摊血迹，询问后才得知，这是一位原住民妇女流产了，急需开刀，却因为付不起台币八千元的保证金而被婉拒在外，只能由失望的族人带回部落，证严法师闻言后十分不忍。

　　“一摊血事件”过后，证严法师于1962年因为没有剃度师父而自行落发，隔年，因缘际会地皈依了台湾比丘界的第一位博士“印顺长老”门下，法名“证严”、法号“慧璋”，就此踏上修行之路。证严法师出家的过程并不顺利，后来只能暂居花莲“普明寺”旁的小木屋，直到她拜托母亲出资，在多地震、多台风的台湾后山—花莲买下一块地，兴建“静思精舍”，才有了稳定的修行之所。

　　而后，她在普明寺研修佛法，巧遇三位花莲海星中学任教的天主教修女，在彼此讨论佛教与天主教的教义时，其中一位修女提及：“佛教信徒这么多、力量这么大，如果做社会服务的工作，影响会更大。”证严法师听了之后，心头一沉，决定汇集社会的爱心，将来要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台湾后山，盖一家“不收保证金的医院”，济世救人。

　　就这样，一摊血和三位修女，促使证严法师下定决心在1966年创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后更名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 。她砍下竹子制成三十个竹筒，交给跟随她的三十位大多半不识字、上了年纪的“欧巴桑”(老太太)，大家每天从菜钱里省下五毛钱投进竹筒里，帮助弱势者，这一股从菜市场开始的柔性能量，开启了慈济的“竹筒岁月”，第一位援助的对象，就是从福建漳州来台的独居长辈、八十六岁林曾老太太。

　　母鸡带小鸡

　　透过“福缘大家造，福田大家种”的群众心理，以及慈济人的同侪影响，慈济的规模迅速发展，日益壮大。

　　台湾有佛教界的“四大山头”的说法，包括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中台禅寺的惟觉和尚、慈济基金会的证严法师，而接受信徒捐款最多的，就是慈济基金会。

　　根据台湾喜马拉雅基金会在2005年公布的“台湾宗教类基金会概况”的资金排名，慈济基金会的创设基金为台币两百五十多亿台币，是台湾第一大的基金会，排名第一的慈济与第二名法鼓山创会基金的差距，却多达11倍。

　　证严法师盖一家“不收保证金的医院”的愿望，直到1986年8月16日才得以实现，慈济体系的第一家医院—花莲慈济医院在那一天里投入使用。在开幕前一天，为了感谢捐款满一百万元协助兴建医院的捐款人，证严法师特地颁发“慈济荣誉董事聘书”，简称“荣董”，其中大多是经营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或公司负责人，每年可享有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

　　八十岁的吴松阿妹，每天努力卖菜包存了一百万元捐给慈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菜包荣董”；台湾资深报人高信疆也曾捐了百万元成为“文人荣董”；至于嘴里还含着奶嘴的一岁陈小妹，则由父母抱上台，授赠为年龄最小的“宝宝荣董”。

　　慈济医院不仅以一流的医疗水平和优质的服务著称，并且他们的医生、护理都极具人性关怀。我曾于2010年3月7日亲历了一场为十一位捐赠遗体的“大体老师”举行感恩追思典礼，慈济的医疗服务由此可见一斑。在典礼之前，慈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52位同学已经自行分组，亲自带着清扫工具，与解剖科主任王曰然一起到火化场，自发地扫地、擦窗户、拖地板。“我们在解剖课之前，要先‘认识’大体老师，到捐赠者的家里拜访家属，了解大体老师生前的故事，完成解剖课之后，不但要缝好大体，还要为老师缝制最后一件衣服，让大体老师完整地离开。”慈济大学医学系三年级的蔡同学表示，借由这个过程，就能提早学习该如何对待病人，避免日后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

　　在感恩追思典礼上，医学生们护送着“无语良师”们的灵柩，与慈济志工和家属们缓缓前进，慈济的精舍师父们也前来助念送别，现场还播放着医学生们到大体老师家拜访家属的画面，说出了家属的心情，以及学生们的心路历程。

　　家属在泪眼婆娑中，收到了学生写下的感谢卡，送别捐赠大体的家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火化后将骨灰供奉于慈济大学旁的“大舍堂”，场面庄严肃穆。

　　慈济一直以其佛法的感化精神昭式众人，也正是因此，他们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信徒。在马来西亚创业成功的台商刘济雨，于2001年卖掉了厂房，把土地捐出来盖静思堂、幼儿园和义诊中心，他和妻子简慈露则担任全职志工，负责慈济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拓展慈济的慈善志业。在慈济基金会当中，像刘济雨夫妻这样全心投入的慈济人，多得不胜枚举。

　　证严法师不仅具有柔性的领导特质，并且散发出母性般的悲悯，大家都称呼她为“上人”、“师公”，见面时还要下跪，顶礼膜拜。

　　在大爱电视台的戏剧类节目当中，证严法师总是以“母鸡带小鸡”的形容词，鼓励慈济志工广召会员，吸纳更多愿意拿出一百元小额捐款的“小鸡”。

　　在每天志工早会上，证严法师会对全球慈济人联机演讲，她说的话，也被编纂成“静思语”，印制成各种颜色的传单，透过慈济志工发送张贴，这些“静思语”如同台湾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的植物九重葛，爬满了街道与小吃店里的墙壁，连晨起扫马路的清道夫，也会在装垃圾的小推车上，贴一张“要用心，不要操心、烦心”的字条。

　　经过四十五年的耕耘，慈济已从台湾地区性的功德会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证严法师在台湾创建慈济基金会的影响力，引起了美国时代杂志《TIME》的关注，在1993年撰文报导了证严法师的事迹。当年，慈济的会员人数已达两百万。

　　争议中的慈济

　　回顾慈济的发展，1991年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一年，也是其走出台湾的第一年。当年，孟加拉国发生水患，大陆的华中、华东地区也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洪灾。证严法师在这一年的8月16日出版的《慈济道侣》中就指示，“要加强大陆赈灾的文宣，呼吁所有慈济人全面动员募款，协助慈济通过这项成立二十七年来最艰巨的挑战。” “一人一美金”的援助方式于是开始推广。

　　慈济在这一年里首度援助安徽、江苏、河南三省，迄今援助面积已经超过二十个省份，从发放粮食、御寒衣物与棉被、奖学金、慰助金等等，还协助兴建学校、房舍、福利院、海堤等等。

　　“慈济的志工几乎遍布大陆各个省份，将大陆同胞的困难当成自己的事情。尤其在大陆还没有发展自己的骨髓库时，很多罹患白血病的大陆患者得到了慈济的无私帮助，也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时，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2008年11月，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第一次来台访问，结束行程之前，还特地前往新北市关渡的慈济园区拜会证严法师，表达谢意。

　　不过，影响日巨的慈济在台湾社会也遇到了质疑。在“八八风灾”重创台湾时，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均投入协助灾区重建工作，世展会与受灾原住民共同讨论，盖出灾民心中理想的部落家园，慈济则在高雄杉林乡盖起永久屋“大爱村”，还不定期以游览车载运慈济志工前往大爱村参观，遭致部落客、网络媒体与灾民的批评。

　　“慈济做了很多好事，但是灾民入住的大爱村周遭，却设计许多‘大爱石’，刻有 ‘一早就看到浮尸在大马路’、‘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慈济，真感恩’、‘但愿我那微薄的财产能够卖掉，用一半捐给大爱台’等文字。”辅仁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陈顺孝指出，网络谈论此议题，并不是否定慈济的贡献，而是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八八风灾”后的2010年，台湾民间甚至发起了“爱我，就请不要来参观我”的活动，呼吁慈济志工不要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去逛“大爱村”，台湾政治大学广电系一位教授就批评称：“慈济对行善敲锣打鼓，是以爱为名进行垄断和霸权，面对批评与指正，就说‘没根据，无法响应’，慈济的‘爱’，真是太傲慢、太霸道。”

　　对此，慈济基金会发言人何日生响应表示，参访志工或官员不会未经居民同意随意进入房舍。对于学者的批评，他表示，“批评没根据，无法响应”。

　　证严法师一再强调“诚、正、信、实”的理念，但当慈济的师姐志工穿上深蓝色制服，梳着包头，微笑地站在慈济医院的大厅内，手上捧着一个个募款箱，对民众展开地毯式的礼貌劝募活动时却没有开收据，也不用登记姓名和金额，从而形成了外界诟病的捐款漏洞。此时此刻，四十五岁的慈济基金会，已经不再是当年忙着把五毛钱存进竹筒的克难功德会，对于南亚海啸、四川地震、台湾“八八(莫拉克)”风灾等重大灾难时的募款金额，更是数以“亿”计，但外界却始终无法得知，慈济到底募了多少，又用了多少？

　　“慈济就像一只垄断公益资源的‘巨象’，吸纳了太多社会资源，却在无意间踩死了小蚂蚁(其他小型公益团体)而不自知。”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团体负责人如是说。

　　一阵风起，扬起了证严法师灰色袈裟的衣角，七十三岁的她，依旧风尘仆仆，奔走全台探访各地资源回收站的“环保菩萨”们。至于将来的某一天，失去证严法师的“后慈济时代”将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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