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很快，台湾个人自由行就要来了。对于台湾，很多人都有话要说。没去过的人，爱说那里的青山绿水、鹿港小镇，去过的人，更爱说街头的民主细节、孔孟遗风。可是，这样的台湾，恐怕是想象多于现实，描绘大于探究吧。连台湾人都会疑问，这是我们的那个台湾么。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台湾，台湾人眼中的台湾，和我们的有什么不同？

　　文_张铁志

　　这几年，我经常来往海峡两岸，也每天在Twitter和微博上与朋友们交流，我看到大陆朋友们对台湾了解的强烈欲望，也认识到他们对台湾的刻板印象，不论好的还是坏的。

　　许多大陆朋友对台湾政治充满热情，但这些热情主要是对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这些领导人物的爱恨情仇。此外，一种典型的论述是台湾政治证明了民主的混乱与恶质，另一些人却认为台湾民主都是美好而光明的，且是不应该被批评的。

　　许多大陆朋友喜爱台湾展现出来的文化韵味，他们眼中的台湾遗留了不少传统文化的底蕴或者民国时期的风采。不少人都在谈论台湾人民如何有礼，或者出租车师傅多么有文化又让人信赖(如东西掉在出租车上会被司机送回旅馆)。我常常听到这些赞美都不好意思地怀疑起来，他讲的是我熟悉的台湾吗？

　　许多大陆朋友对日月潭、阿里山充满感情，因为那是他们从小所知道的宝岛景点，现在则有不少人爱上永康街或者诚品书店的小资情调。

　　许多大陆朋友深爱台湾音乐，不论是民歌或是周杰伦；对喜欢独立音乐的文艺青年来说，是小清新乐风如陈绮贞、张悬、苏打绿。

　　我想，这些情感与观点除了真的是他们对台湾的看法，也反映出他们对大陆的种种焦虑与期待。台湾不过是面镜子。

　　台湾当然不仅仅是这些片面的印象。除了作为一面大陆的镜子，在那看似清澄的镜面底下，台湾这个小小的美丽之岛还有更多复杂与幽微之处，也有许多非常丰富的多样元素。例如四百年来的殖民史让它混杂了不同的文化。只是，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上的丰富性，都是在过去三十年迅速开展的。三十年以前，我们也是被压缩在一个黑暗的瓶罐中，除了可以赚钱，市民社会是被彻底压抑的，文化想象是被彻底扼杀的，多元价值是被彻底封闭的。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才看见开放的微亮曙光；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冲撞体制，推动社会力的释放与政治转型，解放文化上的多元实践。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公民社会逐渐成熟，民主政治渐趋稳定。民主化不只带来政治空间的开放或者公民权利的确立，也刺激了社会价值的转变。我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注重生活质量，而不只是如过去般盲目地追求经济成长，让GDP的抽象数字成为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

　　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地，我们也是一路跌跌撞撞。

　　例如政治上，台湾也出现金权政治与严重腐败，也经历族群政治的激烈对抗以及政治人物互动规范的欠缺。到现在为止，台湾民主的质量还有许多问题，但起码，透过公开的讨论，以及各种公民行动，这些问题有得到改进的可能。

　　或者，政府还是常常在许多层面上抱着传统的发展主义，试图对抗人民已经转变的新价值，所以会有资深作家张晓风为台北市的湿地下跪请命、上百名文化界人士反对在中部湿地盖一座石化巨兽的联署抗议。

　　此外，相对于大陆这十年的崛起，台湾普遍出现焦虑症：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发展如此之快，建筑如此之光鲜亮丽，台湾原本自以为走在现代化的前面，却发现自己好像落后了。

　　但焦虑之外，也有许多人强调“慢”的美好与细致。我们在慢慢地经营生活，慢慢地累积文化，慢慢地形成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共识。

　　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百花齐放，是让各种声音与力量去发展，然后学习这些力量如何彼此协调、合作。

　　当然，我们还在学习着如何一步步踏实地前进。也欢迎诸位与我们彼此砥砺，彼此学习，一起往前走。

　　除了恨，我也爱台湾选举

　　文 _罗世宏

　　(作者系台湾学者，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现任中正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从校园到社会

　　在台湾，选举已是家常便饭，各种大大小小的选举从未间断，大的选举有“总统”、“立法委员”选举，小的选举包括各项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期改选直辖市议会议员、县(市)议会议员、直辖市长、县(市)长、乡(镇)长、村、里长等等。

　　先从我最熟悉的大学校园说起。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一所公立大学，如同台湾的其他公立大学，大学校长的任期是四年。现任校长如果想争取连任，必须在任期届满前举办公开说明会，并由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代表组成的校务会议行使同意权，若同意其连任的票数不过半，现任校长即无法连任，而必须启动重新遴选校长的程序。

　　遴选校长的程序启动后，有志于参选校长的校内外教授必须经由全校专任教师票选并获得一定票数后，才有资格被选为校长。在票选前，多位校长候选人必须公开说明治校理念与具体做法，也需要回应大学师生的各种提问。这是台湾大学校园中“校园民主、教授治校”理念实践的一部分，校长的行政权力来自于“选民”(大学教师)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的性质是暂时性的。

　　从校长以下，各个学院和系所主管也需经由一定的公开遴选程序产生，先由学院和系所教师互选产生院长、系主任遴选委员会，再由遴选委员会票选院长、系主任。

　　许多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自治组织近年来也出现选情冷淡的情形，学生会和学生议会代表的参选者少，或许因为现今许多大学生忙着玩乐、打工、考研、投考公职或准备就业，而无暇投入太多心力去参与校园公共事务。

　　这与二十年前我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形成极大反差。当年学生自治组织普选制度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实现的，为争夺大学学生会长职位或学生会代表席次，国民党籍和非国民党籍的学生参选人阵营旗帜鲜明，全力以赴。校园选举与校园外的政治选举，也不过是一墙之隔，当年历经校园选战洗礼的活跃学生，在毕业后真正步入政坛的也不乏其人。

　　小校园是大社会的缩影，但校园选风相对干净、平和，至少在选举过程中不容易出现黑函攻击、买票贿选等“斯文扫地”的状况。政治选举则不然，台湾各项公职选举不时发生各种乱象，从“总统”选举的枪击意外，到地方选举的买票做票，候选人的作秀表演，选民的民粹激情，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在这个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香港影星成龙公开说台湾的选举是个笑话，或一些大陆朋友对台湾选举冷嘲热讽，因为台湾人有时也对选举乱象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对于嘲笑和全盘否定，台湾民众一定很不服气。

　　一场角色扮演的战争游戏

　　先说说选战，台湾选举宛如一场无烟硝的战争，是一场又一场角色扮演的战争游戏。这场战争游戏的规则，以选票多寡决胜负，但胜者不为王，败者也不至于落草为寇。胜者无法权力一把抓，反而受到许多权力的约束，包括必须依法将个人及至亲的财产摊在阳光底下。败者不至于全盘皆输，仍可透过议会或是公民社运的渠道，行使监督制衡选战赢家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又一场的角色扮演游戏一般是公平的。赢家不一定永远扮演赢家，输家也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因为永远有下一场输赢未定的选举等在前头。

　　“看来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可能性比较大？”我边看电视新闻边点评。

　　老婆在一旁却不以为然地说：“乱讲，我觉得苏贞昌比较可能。”

　　“要不要赌赌看？”

　　“赌就赌，谁怕谁？”

　　一场小家庭内的玩笑或余兴节目就这么开始，外张内弛，不伤感情。

　　许多政治人物在历次选举中从不缺席，各路人马粉墨登场，好不热闹。几位民进党前主席是最明显的例子，例如自称“用一生准备当好总统”的许信良，最近登记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一生未忘情“总统”大位，三次参选“总统”屡败屡战。许信良在1996年败给彭明敏、2000年败给陈水扁，这次面对蔡英文、苏贞昌，虽然自知毫无胜算，但借着此次参选时机发表“我有话说”的声明，提出“扶弱济贫、社福优先；确保现状、大胆开放”的主张，希望无论谁当选下任“总统”，能将他的主张纳入“施政主轴”。

　　另一位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最近也联合歌手罗大佑等人发起了“我心未死”签名运动，并且不排除参选下任“总统”的可能性。

　　除了候选人和政党在选战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真正的主角是选民。不管是富商巨贾，或是升斗小民，人人是选民，票票等值，而且每一票都要靠候选人和所属政党用尽气力去争取，不仅要说服选民在投票日走进投票所投票，还要想方设法让选民把票投给自己。虽然有时选举胜负结果可以预见，但往往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谁赢谁输，这就为选战游戏增添了刺激性与娱乐性。谁说选民不应该在满足当家做主的欲望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享受这场集体狂欢的派对？

　　预定在2012年3月举行的“总统大选”距今还有一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初选就已经开跑。虽然这场初选的赢家极有可能是明年大选的输家，但看到蔡英文和苏贞昌一副认真投入、舍我其谁的神色，想到这场民进党党内初选的输家此后势必要为赢家抬轿助选，还得抛开竞选过程中难免产生的嫌隙，就不得不感到把政治当做职业的确实是大有人在。再者，既然演员认真做戏，身为选民的我们也就享受看戏，这可比政治人物随便应个卯、选民不闻不问要好多了。台湾选举的微妙与趣味即在于此，非台湾选民或许不足以心领神会矣。

　　“责任政治”的无限可能

　　台湾选民有很多种。对政治狂热的，恨不得手上不只一张选票，而对政治冷漠的人，厌恶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大多数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有更清楚的政治自觉，感到人民只有投票那天真正被当主人对待，其它时间只能听任掌握权力的政客摆布，不满台湾选举被蓝绿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所绑架，不想继续在蓝绿政党这两个烂苹果中作选择。

　　难道蓝绿之外，选民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有的，而且还不少。

　　台湾选民当中温和理性的一群这几年开始酝酿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拒绝继续被蓝营或绿营绑架的宿命，开始以各种积极的公民行动对这只非理性政治的蓝绿怪兽合体，展开反击。

　　这些积极的公民行动，既是颜色革命，也是驯兽之旅。

　　去年，一些厌恶蓝绿的社运团体分进合击，展现新的政治想象力与可能性。一个是由多个社运团体组成的“人民火大行动联盟”，号召公民组成“公民参政团”推举候选人，并以“互负责任、集体共决、履约保证”的理念投入选战，被推举出来的候选人在选前要先签订“民主契约”与“辞职书”，当选后若没有实现对公民的承诺，必须辞职下台。他们这么做的目标很简单，希望选前是老大的选民，在选后还是老大。

　　在去年底的“五都”三合一选举中也有另一股公民行动的力量，以“把蓝绿还给大地，让政治回归生活”为诉求，关注环境和劳工议题的绿党推出五位候选人角逐台北市的议员，不少身边的朋友加入网络签名支持的行动，我的学生当中也有人主动透过博客和播客(视频分享)为之串连造势，其中三位还通过互联网成功募到参选保证金20万元新台币。虽然结果还是无法松动蓝绿绑架选举的既有政治板块，无一当选，但这次绿党五位候选人的得票数有所成长。可惜我的户籍未设在台北市，否则绿党候选人少不了我这一票。

　　此前，台湾的公民团体也曾在2004年“总统选举”时推动“投废票运动”，结果开出了33万张废票，虽不一定真正影响了选举胜负结果，但意思到了。这场投废票运动同时给国民党和民进党传达了一个明白的信号，那就是人民不再愿意被迫接受“烂中选一”的选举游戏，两大政党的候选人必须重新谦卑学习、真诚聆听来自民间底层的声音，必须开始告别非理性、破坏多于建设的政治斗争惯性与惰性。

　　这些，是台湾过去二十多年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积累的选举文化。相信在台湾有不少人和我有相同的认识，我们越来越清楚：选举只是民主体制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真正要紧的不仅是选举时行使理性选民的权利，选后更要善于尽到积极公民的责任。

　　建易行难的台湾小党

　　你知道吗？台湾除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和民主进步党(民进党)两大政党之外，还有多达151个小党。

　　这些小党，除了少数特殊情况，选举得票率一般不高，也不一定在每次选举中推出候选人。一度曾经形成第三势力的政党如赵少康、郁慕明等人成立的新党，宋楚瑜发起成立的亲民党，近年来声势大不如前，由于选举的现实考虑，不少有选举实力的候选人出走，甚至有人不断变换党籍，先从国民党变成新党，再从新党变成亲民党，最后又从亲民党变回国民党。

　　其他的小党可谓五花八门，为蓝绿两端的政治光谱增添不少色彩。例如：以 “红”为名的红党，是前国民党籍的姚立明脱党后成立的新政党，主张“破除台湾社会目前蓝绿激化的迷思，亦即不蓝不绿、亦蓝亦绿、不分蓝绿”，并以代表太阳、象征热情的红色，希望“为社会黑暗的角落带来阳光，重新唤醒台湾人民生命的热情，以带给台湾人民喜乐为职志”。而以颜色为名的政党还有关注环境议题的绿党。

　　关心特定阶层或族群利益的政党也不少，有关注劳工权益的工党和劳动党，关注客家族群语言文化与权益的客家党，关注原住民族群权益的台湾原住民党，以及关注妇女权益的中国妇女党，等等。

　　另有名称相仿的政党，例如在国民党之外另有台湾国民党，民进党之外有中国民主进步党，台湾党之外有新台湾党。名称相仿，眼花缭乱，但政治主张与政治实力大不相同。

　　更特别的是台湾共产党。在2008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第644号解释之后，在台湾可以合法公开主张共产主义，属于“宪法”所保障的人民结社与言论自由权利。七十年前台湾也有一个以谢雪红为领导者的台湾共产党，与目前的台湾共产党之间完全没有关联。有趣的是，此前台湾共产党主席王老养等人曾到台北圆山饭店前拉着“台湾共产党欢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的红布条，引人注目。

　　除了参选之外，台湾的小党也经常对公共事务表达立场。例如劳动党近日发动支持者前往美国在台协会(AIT)抗议，谴责美英法等国家以军事力量干涉利比亚内政，要求立即停止轰炸，撤销禁航区、解除对利比亚的经济封锁。

　　基本上，在台湾要成立一个政党不难，但要吸收党员并不容易，要在选举中获得选票更是难上加难。依据“人民团体法”，只要备妥申请书、章程(党章)、负责人名册、成立大会纪录、成立大会党员出席签名册等数据，就可以向内政部备案登记成立政党。

　　不过，实际上，两大政党比较有钱，背后金主较多，也较受到媒体青睐。说实在的，一般在选举期间，选民大多不太清楚还有哪些小党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也通常不利于小党。

　　当然，小党的生存困境也和选举制度有关。现行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发展。以“总统”选举为例，依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政党若在最近一次“总统”或“立委”选举得票率达5%以上者，可推荐一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若最近一次“总统”或“立委”选举得票率未达5%，小党的“总统”参选人必须在一定期间内募集25万人以上的公民联署，并缴纳1500万元保证金后，才能真正取得候选资格。?换句话说，在选制进一步改革之前，小党要在选举中取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没有钱是万万不能，有钱也不一定能得到够多的选票，小党的参选路可谓满布荆棘。

　　台湾民主的细节

　　文 _张铁志

　　(作者简介：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上月，我和台湾一群文化人来到台湾中部彰化的大片海岸湿地。政府准备在此地建立一个大型的石化工厂区，这个项目一旦建成，不仅会让整片湿地消失，严重污染这片鱼米之乡(彰化是台湾重要的稻米和疏果生产地)，甚至还会造成恶劣的空气污染。

　　在前辈诗人吴晟号召下，我和几位作家以及环保团体一起合作，邀请了许多作家、音乐人、电影导演来到这片美丽而珍贵的湿地，希望他们在这里得到感动后，创作出动人的作品，从而影响更多人参与进来保护这片湿地。

　　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学生和环保团体发出抗议的声音，一千多名学界人士也联署反对这一石化项目。

　　这次保护湿地行动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政府预计以每平方米一百台币的价格把这块土地卖给财团，环保团体也对应地提出了一个“国民信托”概念，用每平方米119元新台币的价格发动全民认股买下湿地，以此拯救白海豚的生态环境。不到一百天，就累积有近35,000人认购了总计超过150万股，资金总额达到1.8亿多。从家庭主妇到小学生都参与到认购行动中，充分发挥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这场反国光石化的行动，是台湾近年来的一次结合新旧公民运动形态的重要运动。民间组织研究并拟定政策后，进而发动公民个人和草根组织走上街头抗议，在抗议形式上，他们还开发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想象力和极富创意的行动方式，并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让活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尽管参与这次反国光石化行动的人们，和三十年前“解严”后的人们所面临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但他们的愤怒却是一样的，目标也几乎相同，那就是：抵抗国家与财团不当的开发案，并且深化公民的民主实践。

　　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

　　提到台湾民主，你也许首先会想到台湾的选举文化，电视荧屏上整天充斥的骂战和群殴。但在党争之外的台湾，是被遮蔽的，也不被观光客了解，台湾社会的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实际上是构成台湾民主的重要力量，长期推动着台湾社会的成熟和发展。

　　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的社会能量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开始得到解放，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气象，也有一些政治反对运动有了组织的雏形，但所有的组织结社都还是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进行，尽管大家会有高压之下争取自由的愿望，民众中间却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直到1980年代，民众才开始勇敢地站出来，争取他们被侵犯的权利：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不受污染的安全食品；农民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在整个社会都躁动的时期，一些社会群体也更为鲜明地提出了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的强烈诉求。

　　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转变，整个紧绷的社会一下子松弛下来，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大为增加，不论是校园、农民、妇女和原住民，都陆续地走上街头，积极地参加到社运中，以此维护自己长期被侵犯、被压制的权利。那是台湾历史上一个激情燃烧的“抗争性民间社会”，大家组织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反抗威权统治，对抗政府。

　　而到了1990年代，一个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 “公民社会”。因为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所以对抗性减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当然这些都很关键，但我们还必须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

　　如果在“民间社会”时期，民众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介入，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众的自我组织，这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寻求的是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的公共领域。

　　上面提到的反国光石化行动，就是近年来一次突出的公民运动，不仅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学者联名呼吁，社会组织也提出了“国民信托”这个有效的概念，号召大家以认捐的方式来拯救湿地，这不失为一次丰沛的政治想象。台湾社会经历了1980年代的对抗运动、获得了新公民的身份后，进一步开发出不同的方式来持续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从而完善对台湾社会的治理。

　　社区里的“小革命”

　　最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小革命》的新书，提出在社会的各个不同角落的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这些新运动不只是针对公共政策，还针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他们试图让各种弱势的个体获得平等与尊严。

　　例如在过去，社区只是党国体制由下而上控制的一个最为下层的细胞，而民主社会的社区运动，就是把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召唤出来，让他们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打造社区美好生活的公民。

　　在1987年6月，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医生陈锦煌邀请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来嘉义公演，并鼓吹小镇不要脱衣舞文化，而应寻找失落的文化传承。当年10月，“新港文教基金会”成立，开始从事地方文史调查、推动社区文化活动、村里环境美化。这些活动成为后来社区运动的重要原型。

　　另一种社区运动的原型是在抵抗中建立社区意识，比如高雄县美浓。一群返乡的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初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主要为了反对政府在美浓兴建水库的计划，他们组织社区居民，对地方生态环境进行调查，举办在地艺术节。从美浓反水库运动中诞生的民谣乐队“交工”，更成为台湾音乐地图上最优秀的一支乐队。

　　19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台湾的水资源出现严重问题，199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决定拨巨资(1100亿新台币)兴建美浓水库，以拦住随着湍急的河水直奔大海的雨水，解决吃水和工农业用水的难题。但由于没有举行听证会，并有专家认为坝址地质脆弱，不适合建水库，美浓水库方案遭到美浓人长达9年时间的强烈抵制，直到2000年陈水扁胜选才宣布停建。这次抗议的成功，被认为是小镇居民对抗台湾政府的成功，成为社区运动的代表案例。

　　社区之“小”，往往能够让民主的实践直接触及每一个公民的利益。1994年，台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改革者们接着思考如何把公民教育带入早已离开学校的一般民众，如何让知识与行动进入草根社区。因此他们开始推动“社区大学”运动。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在台北市文山区成立，清晰地提出“打开公共领域，发展民脉，进行社会内在反省，培养批判思考能力”的目标。1999年，由黄武雄教授催生的永和社大成立，至今，他们每学期平均注册学生达两千多人，每周六都会有公共论坛，任何学员都可以免费参加。时至今日，全台湾有上百所社区大学，不少社大干部也是NGO的积极参与者，在基层社区散播公民意识的种子。

　　农村运动最受年轻人欢迎

　　和社区运动相对应的“农村运动”，看似是一个老旧的议题，事实情况则是刚好相反，这些年来，在台湾社会吸引年轻人参与最多的，恰恰是农村运动。

　　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重新反思传统农村与农业的价值，有人因为重视“慢活”或是“有机饮食”，有人是思考粮食安全，也有人想要寻找更简单纯朴的生活，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去耕耘，他们用全新的包装和营销方式(如网络购买)来推销农产品。也有另外一批年轻人在台湾各地成立农业市集，让生产者直接在城市与中产阶层消费者接触，向他们售卖新鲜的无机蔬菜，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

　　2008年底，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由于欠缺对农业发展的长远思考，只是让农村土地更迅速商品化，引发民间强烈反对。2009年，一群社区工作者、农村子弟和学者组成“台湾农村阵线”，针对“农村再生条例”，开始进行立法游说与草根组织，希望唤起社会重新思考农村角色与农业发展。

　　和以往的NGO不同，“农阵”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他们没有专属办公室，彼此之间主要是透过网络串连，但是他们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从2009年到2010年，台湾出现了一连串政府为了建立工业或科技园区而向农村征地的纠纷，台湾农村阵线在这些纠纷中都扮演着抗争先锋的角色，引发台湾社会的关注。“农阵”在过去两年里还举办“夏耘”学生营队，让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去年夏天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参加，成为一个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会组织。

　　台湾的社会运动、公民运动呈现出了纷繁的景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议题和抗争剧目就从此消失了，毕竟“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嚣与黄色的布条，文章开头所说的反对国光石化运动，或者二十多年来始终持续的反核运动在最近日本核灾后风云再起，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唯有公民们以个人或集体的各种“小革命”，持续监督政治权力、追求公民权利，挑战主流价值，台湾社会才能不断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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