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革命党的目标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宪运动甚至也是压垮自己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李剑农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个大臣之中，汉人仅有4个，蒙古旗人1个，满人得了8个，而8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

　　清走向亡途，已无可逆转。

　　后世读史、述史并论史，所谓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单纯将清政府当做一个分析单元，它面临列强压迫，举借外债以求运转，亦希望由内部更张而奋发上进……似乎都在合乎逻辑的结构之下。对此失去观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时代，传统中国朝代兴衰更迭规律，已无法解释现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国之变局。旧途亦无迹可觅，而新的潮流之势，足以完全推翻旧有格局。

　　两次战争所需赔付银两，举外债之外，便是竭泽而渔。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了1903年，岁入已达1.049亿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亿两。而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2.969亿两，岁出达3.386亿两。十几年时间，国家财政收支竟剧增4倍左右。这当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已使人民无可忍受。国家与民众对立，已至空前。

　　压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与清政府这种苛榨对应，大变局时代，中国国民的整体性结构，尤其是先进分子，在现代化的潮流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对外割地赔银，对内万税并至，如何理解这一国势？金冲及解释说：“汉族人民中传统思想，这时也起了很大作用。满族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民众之间的矛盾重新突出出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话，到处被引用着。许多人把清政府种种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无顾惜地出卖国家和民众的权益，统统归结为‘异族’统治的结果。”

　　这种思潮的形成，并非凭空虚构。以新内阁官制而论，其“皇族内阁”的安排，国之将亡，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仍如此把持权力不肯稍松。其腐败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经过短暂的“同治中兴”之后，其官僚集团的贪腐行为，已经弥漫而成“明规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记录当年御史弹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诒，铁路总办，聚敛1300万英镑；陈璧，邮传部尚书，585万英镑；李德勋，津浦路北段总办，142.5万英镑。庆亲王据称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即有712.5万英镑。而据说外务部两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国礼品，达15万～30万英镑。由此种种数据计算，莫理循说：“如果该项数字完全准确，则说明，这些官员退赃数字将足以代替外国贷款。”举债而维系国家运转的晚清政府，国家之窘与官僚之腐，其间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势，当年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识者有言，弊随法起，假公济私，流品污贱，至官而极，支那不亡，是无天理。农工商贾，茹苦耐劳，诚信善良，实占多数。仁义孝悌，半出田间。支那若亡，是无人理。温带气候，民物富庶，矿产丰饶，天府雄国，支那若亡，更无地理。

　　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未来洞若观火，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写给其上司的信里明确地说：“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对应于外国人的中国观察，1903年邹容在其《革命军》里将这种走投无路境地里的中国人未来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达：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历程，当更易理解。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未果，随即在当年10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很快将武装起义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自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的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最符合时代潮流的核心目标，由此诞生。

　　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算得上“革命”吗？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疑惑，而是当时《泰晤士报》的问题——该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发回的即时电讯稿时，删掉了这个词。其编辑布拉姆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解释道：“目前为止，我只冒昧地对你的电讯改动了一个词，即‘革命’一词。我们的研究文体的专家确切地对我说，这个词只适用于成功的叛乱，只能在叛乱已经成功之后使用。很显然，除非和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论起义的形势如何严重，也不可将起义称为革命。”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河南洹上村里，袁世凯正在过他退休回乡后的第三个生日。据说，来贺的朋友对此判断亦如《泰晤士报》编辑，认为可能只是一场小骚乱而已，唯袁例外。

　　革命，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已是日常用词，而当年它出现时，却是完全崭新的概念，无此原因，邹容的《革命军》也不会发行100多万册，影响深远。金冲及先生解释：“革命，通常是以暴力的形式，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原有社会秩序实行重大变革。它绝不是任何人想这么做就可以把它制造出来的，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必要的社会条件。……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思想和目标，使人们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这种状况却是可以改变的。”在武昌打响起义的第一枪，之后名为“辛亥革命”，正是这种革命——它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回到这场革命的具体历史现场，引发它的时代因素，仍在前述结构性要件之中：铁路、列强资本、清政府举债以及愤怒的中国人。

　　更微观而具体地分析清政府辛亥年(1911)财政结构：按预算，这年岁出达3.3865亿两，岁入则为2.9696亿两，赤字为4169万两。如果将各省的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计入，则赤字将达7939万两。这还只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清政府的解决之道只能是举债。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的项目是粤汉、川汉铁路。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找到这个“招商项目”，上秉摄政王载沣，力主将其交给洋人修建以寻借款。1908年，铁路借款开始商议。

　　复杂的情势在于，粤汉铁路先前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但这家公司在签订合同3年后仍未开工，于是于1905年8月由中国向美国合兴公司备款赎回，交给民办。同时川汉铁路亦为民办铁路，到1911年，四川人民已为川汉铁路集资实收股额1645万元。

　　自1908年开始，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开始商议介入粤汉与川汉铁路，两年时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方案——并且自行商定把铁路范围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这种重大的突破，并未跟清政府打任何招呼。这时候，美国希望进入东北修筑铁路，与日本在这一地区就东北铁路展开激烈争夺，由此矛盾，日本《朝日新闻》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借款草案揭载出来。湖北留日学生得此消息，立刻哗然，保路运动由此兴起。

　　已交由地方商办的川汉与粤汉铁路，如果欲以此向四国银行借款，则必然收归国有。1911年5月8日，清政府“皇族内阁”确定，第二天，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随即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铁路干线既收归国有，之后又要将各省铁路公司的已收股金强行夺去——立宪派人士彭芬记录：“夫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之反对。乃初则坚持不能还本，不久则广东承认付还矣，不久则湖南允许酌还矣，至于四川、湖北两省，仍然不准付还……”对于湖北，尤其是四川那样广泛持有铁路商股的人来说，这种豪夺，情何以堪？国家如此赤裸裸霸占民利，激变已如弦上之箭。

　　四川骚乱无可避免，粤汉、川汉铁路督办端方带着湖北新军4个营入川；还未到达四川，尚在途中，端方即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据说，当时端方不仅知道武昌起义，还知道重庆已经独立——这正是他要经过的地区。这时，他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4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但是，这支入川部队仍然哗变，端方被杀。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昌起义枪响仅两天，起义士兵即占领武汉三镇。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首起响应；当月内宣布独立的还有江西、山西和云南；而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11月上旬相继独立——这个地区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社会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同样也是国际社会观瞻所系的焦点地区；稍后，起义浪潮又迅速席卷华南各省，包括贵州、广西、广东、四川。

　　四川独立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复，清朝治下只剩南京一座孤城，但是经过江浙联军苦战，12月2日，南京光复。南北对峙形成，这当然是一场全国性危机。

　　中国历史在此转折。清亡，君主专制制度亦由此而亡。

　　共和与立宪

　　武昌起义事发，清政府最初的选择并非袁世凯，而是议定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率领陆军两镇前往湖北剿办。清亡之际各色官僚之表现也实有趣，当时任军咨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录：荫昌走进来了，他身穿袍卦，脚下却蹬着一双长筒的军用皮靴。他不仅打扮很奇特，而且走上来时，十足地摆出一副三花脸的姿态……当时在座的人们忍住了笑口向他“恭喜”说：“有旨意命您督师到湖北去。”荫昌随着就有声有色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呀？”在座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一位掌握全国兵马的陆军大臣做出这样的行动，未免荒唐儿戏。

　　荫昌当然没有一个人马，北洋新军是袁世凯练出来的。动荡之际，旧制度里生长出来的顶尖者如袁世凯，其积累的资源条件，得以由隐而显，为世人所窥。主持《袁世凯全集》编纂与整理的研究员骆宝善统计：在袁“退休”的2年8个月时间，前来拜访会晤的各色人等，有名姓可考者，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而这些人中有人还不止一次前去洹上村。由此来重新审视袁所受“不公正待遇”的被罢官，骆宝善分析说：“罢官固然是仕途一大坎坷，但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坐养了民望。一旦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收拾局势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即所谓‘非袁莫属’。如果不被放逐朝堂，而成为皇族内阁的汉臣权相，武昌起义发生后，至少不会被革命党人视作合作取代清室的理想对象。”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在武昌起义第二天即宣称：“如果清朝获得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物襄助，叛乱自能平息。”随后，各国驻京公使团一致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要清政府起用袁世凯的建议，由他会见摄政王载沣，转告这一意见。美国人告诉清政府：不是任他(袁世凯)做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3年前为报兄仇而将袁世凯扫地出门的摄政王载沣，此刻如何接受这一选择？清政府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解释不得不选择袁世凯：“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两周后，再发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路军队，均归袁节制调遣，陆军部不为遥制……清政府与袁世凯的角色关系，由此逆转。

　　而袁世凯的军队在攻克汉口与汉阳之后，停兵不再进攻武昌，提议议和。这个时候，革命军亦渐起“非袁莫属”之念。当时孙中山旗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汪精卫即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黎元洪也致信袁世凯称：如果袁同意共和，当推他为“第一任中华共和总统”。南京被江浙联军攻克光复后，南方各省代表选举革命军大元帅，而不选总统——唐德刚解释：“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

　　看起来，无论宿敌比如载沣以及清廷，还是交战对手革命军，都将希望寄托于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自己的主张或者说底线是什么呢？

　　袁世凯派出与革命军谈判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对方则为伍廷芳。唐绍仪所持谈判底线明确：君主立宪。以一位曾经立宪的重要领导者而论，其思想资源与目标设定，立宪之于袁，并无意外。而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结构里无法回避的另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骆宝善分析：“他们暂时不打算放弃支持清王朝，又一致认为袁世凯是收拾局面的最佳人选，因而也支持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同革命党方面和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一天，在散朝路上，那位袁罢官时曾去慰抚的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问袁：“大哥，你对这个打算怎么办？”袁肃然答道：“放心，我还是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

　　但是，这不是为革命军所同意的选择。袁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在第五轮谈判结束后，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

　　情势之变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至此，君主立宪已无任何实行的可行性，袁世凯不得不接受，也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之后他的目标变得单纯，说服清帝逊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发三道诏旨，第一诏即为清帝退位诏。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举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大总统之位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由国外赶回中国，唐德刚在其《袁氏当国》里记述：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了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胡汉民自传》则记录了另一则事实：当孙中山大总统宣誓就职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20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10枚。

　　战争是需要资源的，尤其是资金资源，立国当然也是如此。

　　与革命军交战的另一方，袁世凯所部，粮草与资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战期间，袁世凯给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旧瓷器发出，变价充饷。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战争筹款的传奇了。随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题电奏清廷，要求皇宫上下、亲贵大臣们，将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济军中。结果，隆裕太后下令发库银8万两充作军费，而亲贵们，只有奕劻拿出10万两，还有少数人3万、2万两而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无天理。袁世凯当然也求款到驻京公使团，在公使团聚会上，莫理循记录日本人伊集院的发言：“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50元。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他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

　　“北京的财政状况到了绝望的地步。”《清帝逊位与列强》这样描述那个时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标当然是引发此次激变的四国银行。四国银行因在粤汉、川汉铁路上的领先，促使沙俄想组织一个银行团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笔借款，以获在中国稍显落后的地位。最初时间，看上去清政府还有足够机会。但是，“四国银行团决定等‘负责’的中国政府从混乱中出现以前，不再垫付任何现款”。——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让俄国觉得那笔“竞争”借款已无必要。

　　钱是真的没有了。无论袁世凯之兵，还是革命军，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孙中山就职当天，即根据代表会议做出的决定和黄兴的要求，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为什么孙中山先生如此郑重承诺，只需袁顺应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将总统之位让出？孙中山先生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当然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关键。

　　不过，政治人物的选择，如果失去对其选择时的约束性条件，特别是资源条件的观察与分析，其结论，无论阴谋论还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当。只有“革命精神”，无法打仗，亦无法立国。解此困境，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谋求举借外债，拟将汉冶萍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国政治结构，以中国资源与主权换列强借款，并不会因革命而一夕逆转。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结构性观察坐标，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当年政治人物的进退与选择。

　　在中国有竞争性关系的外国银行，消息更灵通。莫理循记录汇丰银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动向：“汉冶萍(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1000万日元贷款。这笔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对。各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争着做这笔贷款，然而人们承认日本人对权利的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孙中山这一贷款要求，遭致临时参议院和独立、光复各省，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一致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以辞职抗议。针对于此，骆宝善记录：“孙中山于一周之内两次致临时参议院咨文，并写信给章太炎等，说明情况，及有损主权，不顾声誉的不得已之苦衷。最终仍然未获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向列强的借款尝试，就此结束？没有。仍是骆宝善的精细梳理：汉冶萍公司抵押贷款未成之后，孙中山又转而谋求向日本贷款，表示应允租借满洲，只是未能谈判成功罢了。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之困窘于此可见。

　　在既有的也是屈辱的政治结构之下，政治人物之选择，也确实有限。在此背景下再来看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非袁莫属”，如果仅仅解释为袁世凯的权谋，失之简单。

　　独裁的路向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相见之后，孙中山先生曾评论：“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将孙中山评价的“现状”与“将来”，换成“旧”与“新”来定位两个政治人物，亦无不恰。

　　清既亡，作为替代者的中华民国及其总统袁世凯，面临什么局面，又将如何作为？

　　无论对袁世凯还是孙中山，旧的约束性条件与政治结构并未因革命而更张。这个时候，运转国家，急需资金。出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只能重走旧途，向四国银行商借白银8500万两。而且，在签约之前，要求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银行团已经答应垫款，但俄国抗议，坚持分润，于是不得已改向六国银行商借。可是新增加的日本与俄国却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可让四国银行介入。而四国银行，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使借款，也要求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经过复杂异常的运作，这笔善后大借款终于达成协议：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相当于2亿银元)。以盐税、海关税以及直隶等四省的中央税为担保。

　　借款的谈判最初是秘密进行的，只向国会报告了一个谈判大纲。结果谈定之后，国会和全国舆论一致形成反对借款风潮——国会两次质问袁世凯政府，国会议长亲自出面阻止签字；而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发通电，号召国民党全党“力行设法反对”，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多方活动，阻止借款签字。黄兴还联合国民党势力的湘、粤、皖、赣四省都督，向议会通电抗争。

　　这是中国政治传统里经典“名实”结构错位。向列强借款，意味着丧权辱国，在政治上殊不可取，亦不正确，这是“名”。而“实”呢？即使孙中山为着临时政府的运作，在袁世凯政府之前，亦谋求更大幅度主权让渡的借款，只是未成功。若成功，还是否与袁世凯议和也是疑问。当时反对政府举债的独立、光复省份，自己的运作同样循借外债之道，手段也是以路权矿权为抵押。比如江西省就打算以南浔铁路为抵押举借外债，而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则以划拨使用若干份额给中央为条件，批准了他们的举借外债。这项借款亦未获成功。

　　如此这般仿佛死结的“名实”之争，当然是虚伪的政争，但它给袁世凯、孙中山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以使他们检讨并重新规划各自未来政治路向呢？

　　在南京临时政府难以自存，必须向袁世凯交权之际，为着约束袁未来的权力膨胀，迅速制定了一部《临时约法》，即临时宪法。南京临时政府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临时约法》则规定，中央政府为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能够约束袁世凯吗？

　　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以资历、提携与人脉而构成的中国传统官场，“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但是，这种设计，特别是互动而形成的结果——不信任而欲以制度制约，其结果可以想象袁会犯规，果真袁就犯规。袁世凯如此，究竟是行为惯性，还是有意弄权，其实也很难讨论了。共和制度安排，这个时刻，阻碍立现。

　　无论曾经的臣属袁世凯，还是“反对党”孙中山，即使如孙那样只是临时政府的总统，当权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做臣属或“反对党”断然有别，比如向列强举债以求政府运转，以及借款在意料之中必定面临的反弹种种。反对是容易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所以，若以现代化的中国进程角度观察，在中国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况下进入现代化轨道，当国者如何集中权力以筹措并积累资源，是远比政制来得更急迫的挑战。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商谈国是之后，民国元年八月，双方达成的“八点共识”，即《协定内政大纲八条》。针对中央政府的资源筹措，其中第六条即称：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中央集权，这算得上双方共识之一。

　　只是，共识过于脆弱短暂。前有控制权力的责任内阁设计，后有善后借款的大争吵……其间所含意图，治世之能臣袁世凯岂有不明之理。经过一年运转，共和是否适应当年中国，是袁的疑问，也是当年众人的疑问。本来，中央集权与个人独裁之间就界线模糊，至少从结果上看，袁根本没有在乎所谓界线问题，他的权谋能力很迅速让他以再造制度的方式破坏制度——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而且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

　　这时距武昌起义，刚过3年。共和，早被袁弃。

　　之前，由于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决定“二次革命”，起义讨袁。此次战端但开，历史学家唐德刚评价说：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

　　帝制

　　由终身大总统而往皇帝，半步距离。袁世凯终于跨过这半步。

　　后世读史者虽能拉开距离，建立更具格局的坐标，但却未必比袁世凯的同时代人更有切肤之感与深刻认知。评论袁世凯的，少有超过当年著名记者黄远庸的。

　　黄论袁世凯之长：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

　　而袁世凯其短：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袁世凯后来的作为，只不过是将黄远庸所言再演绎一道而已。

　　新知识与道德不具备，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梦，所不能看清楚的，正如梁启超在其传诵一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所言：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

　　当了83天皇帝之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一如当年罢官，由京赴津时的仓皇。又过两个半月，袁世凯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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