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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拉开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下诏退位。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瓦解。

　　仅仅4个月零2天，历史转折。这当然是伟大的时刻。

　　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报道，即着意去寻找并发现那些创造历史，并影响至今的人物。

　　显然，袁世凯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

　　多数史料记载，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镇压武昌起义之际，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起义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给予充足的军费。——虽然，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这六款要求尚有争议，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保留清廷，君主立宪。

　　但是，这不是革命党的选择，更不是另外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目标。袁世凯派出的议和谈判代表唐绍仪密电北京：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处于战争的境况下，它最可能发展的方向是“以战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凯效仿他的前辈曾国藩而一意捍卫清廷，制度选择最终将付出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国家的悲剧。无论我们最终如何评价袁世凯，但是他设法避免了战争，避免了制度更张时刻人民生命与社会财富的损失，最终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逊位。

　　只是，袁世凯后来权欲过于膨胀，竟重新称帝。反差之下，我们容易忽视他当时的价值。

　　如何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100年过后，或许我们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现代化中国发生史的坐标来重新审视。在这个结构下，袁世凯及他那个时代杰出之士的贤与不肖，我们将可以将其放诸现代化复杂的中国进程来观照。

　　简言，清政府在经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两场战争后，财政已经破产，国家运转的维系竟只能畸形地靠举借外债。清亡已是事实，只是它需要一个契机而已。武昌起义，正是推倒清廷的决定性时刻。清亡之后，中国往何处去？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未来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缓。但是，我们需知，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一个链环而已。并非政制但变，社会即刻昌盛。

　　清亡，共和。我们的制度选择迅速，而新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却需时日。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刻中国整体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决定性变化。曾经是清政府举债度日，而后来无论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袁世凯的政府，仍须一秉前规，举债维系。国家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远不会如政制选择那么单纯，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现代化走向确实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时间成本。

　　有100年的时间，足够可以拉开时间与空间距离，让我们更公允地回看那段历史。中国如何另开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战，同样是当代人的挑战。

　　所以，知史需有襟怀，如此方可鉴未来。

　　辛亥年间的中国政治格局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记者黄远庸(1884～1915)

　　◎李鸿谷

　　头等车内仅三数人，予觅一近暖气处坐定。旋来一人，衣素服，发毛鬓鬓，随从甚多，坐处与余相对。见其仆辈置似新闻类一束于其旁，其人遂翻阅，两点二十五分，车过丰台，阅有四十分钟，其人端坐未行动。旋有仆人又置似酒类一樽于几上，车上之仆均事之甚谨。余察其人举动，异于常人，以英语询车中检票人，知为清国军机大臣袁世凯。四点三十分，车至老龙头，袁下车，即乘一华丽马车往西去。

　　被清朝免官“回籍养疴”第二天，袁世凯反常地由北京去到天津，而不是回到原籍。英国人海鲁记录下了这段当时他与袁同行去津的行程。袁的家眷亦于同日抵到天津。

　　袁世凯当时着实仓皇。一天之间，带着10房夫人无数子女悉数由京至津，确算逃命了。

　　选择去天津，住进英租界的利顺德饭店，对于袁世凯，是准备若再有变故，可由此亡命日本避祸——大儿子袁克定在获知父亲被罢诏书后，判断是：“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袁世凯当然恐惧。但是，袁一手扶植、并继任他的直隶总督杨士骧却拒绝了他。杨只是让自己的儿子去见袁，然后再传话说：“他本是奉旨回籍，怎么可以来这里！他要是赖着不走，我只有报告朝廷了。”对于袁，这又是一道羞辱。

　　在袁世凯跑路去天津的时候，他的军机处同事、军机大臣世续去袁家慰抚他，看门人说袁病了不让进门。世续不客气，硬闯袁宅。看门人无奈，说了实话。世续大惊说：这才真是加速大祸临头呢！赶紧用电话催促袁世凯回朝，并说再无追加严惩之后命。这样，惊魂稍定的袁世凯率领一个庞大家属群，又于次日返京。

　　权倾朝野如袁世凯，顷刻间却觉命将不保，这只是他自己想象的恐惧？未必。当光绪与慈禧辞世之后，袁必有大祸，即为其时清一朝官员的广泛传言。据说，有一天袁退朝稍迟，即有传说他被杖毙，与袁有关系的人，都赶到袁府探问——“北洋公所车马络绎不绝。”稍后，袁世凯回到家中，误会方释，大家才各自散去。

　　袁世凯之祸，那只被等待掉下来的“鞋子”，终于掉了下来。1909年1月2日，袁被罢官。

　　避祸之道

　　袁世凯的这场灾祸，1898年因出卖光绪皇帝，即已种下。这是袁世凯一直的隐忧，即使在他“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之际，仍未敢忘怀，他在给其兄袁世勋的信中说：“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

　　此等情势之下，袁如何避祸自保？当是理解他行为逻辑的一个隐性线索。

　　种祸10年之后，1908年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念其前情，赏赐他无量寿佛、金佛各二尊……这场祝寿会由此轰轰烈烈。据当时报纸报道：袁世凯共收到寿联500余副，寿屏120余堂，全部用泥金笺，没有用红蜡纸者。一时之间，北京、天津、保定三地的泥金笺、寿屏售卖一空。不过，福祸同行，寿会弄大了，御史参奏袁以做寿为名，广揽财物，结党营私。反过来，慈禧又招袁世凯来严加训斥，袁受惊不小，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后来，“足疾”，正是将他开缺的说辞。

　　袁世凯的寿宴结束不足两个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系光绪皇帝之弟，袁世凯延搁10年的灾祸，势将爆发。这个时候，袁有无底牌可自保？似乎有。

　　清朝新一任宣统皇帝登基之日(1908年12月2日)，清朝的秘密使节团由唐绍仪率领已去到美国。唐绍仪看上去的任务是与美国协调退还庚子赔款的具体办法，以及协助币制改革的一笔借款等，但他真实的使命却是希望与美国、德国接洽一个三国协约以保持中国的完整。这个计划，两年前由德国提出。

　　简单地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际。当时的清朝廷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形成制约与平衡。列强之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子李约翰，在其专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中描述：“德皇于1906年向中国驻柏林公使提出中国、德国和美国缔结一个新的三国同盟或谅解的可能，英国、俄国得加入这个同盟或谅解。这样一个国际阵营的重新安排会使得法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保持安静，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维持法德之间的现状和阻止中国被瓜分。第二个目标正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政策。”

　　德国的这一计划，按李约翰的解释：“法德在世界政治中夺取领导地位的斗争以一个极有意义的方式影响了远东。”欧洲国家间的争霸竞赛，引发了德国这一创想。两年后，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鼓动下，清朝廷接受了这一计划，并开始准备实施。这个三国同盟，当然是基于清朝“国家利益”的一种选择，但于竭力促成此事的袁世凯，“他曾许下诺言说唐绍仪能够从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抵制日本在满洲的侵略”。慈禧辞世，光绪之弟的报复将至，袁的性命有虞，这个时候他的亲信唐绍仪率团去美国——这当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说袁，“正在因为唐绍仪赴美之行预料可以成功而暂保他的官职”。

　　从德国人提出计划到中国清朝廷的行动，整整两年时间，太长了！在唐赴美之际，日本人已经完成与美国的“罗脱－高平换文”，将法国与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国计划，已被瓦解。这一结果意味着，袁世凯手里最后一张牌业已失效，“袁的命运再没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绪之后和光绪之弟的报复了”。

　　之后，没有意外，袁世凯被罢官，仓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乡下……

　　晚清，一个国家的现实

　　袁世凯与光绪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国观察者李约翰那样想象——用一次国际性的同盟来化解自保？理解这一疑问，必须回到复杂的历史现场。

　　1900年，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慈禧一意坚持宣战，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开战理由颇不可为外人言。当时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实不确的消息：“外国照会要求慈禧将政权交还给光绪。”让慈禧交还权柄，这已不是伤情感的问题了。战和之间，平衡瞬间倾斜。只是事后来看，这一战，代价太大。战争结束，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发出上谕，宣布政府今后对外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至今读之仍觉悲愤的是，上谕还写道：“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美国人马士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这样记录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国使节接见)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在引用这些材料里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很具象征性，显示清政府同列强间的政治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当时在中国办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论及清政府对外政策：非野蛮无理，即拱手听命。——显然，转折时刻已经来临，“听命”成为主流。之后，英国《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瓦·姬乐尔描述：中国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权，她只能在其他国家允许的范围内行使主权。

　　真正的问题是：清政府如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还加上因分期缴付所需的利息，相当整整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大体在每年白银8000万两上下。

　　义和团之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对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都要承担1两白银。这笔赔款分40年还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入。两次战争，清之财政已陷绝境。

　　治国本于理财。如此格局，清政府无论进退，皆为失据。财政之窘，清政府选择只有两途：其一，大量举借外债来支付赔款，其结果便成为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其二，加紧对国内的搜刮，竭泽而渔。由此而观，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静的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观察，清政府担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领导者，已无可能。简言之，其财政汲取能力已经丧失——以举借外债而维持国家基本运作，这成为中国现代化肇始时刻的基本条件。如果失去对这一前提的体察，所论将失当。如此，有绝对权力亦有个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为列强与清政府“国际(债务)关系”代理人，便变得极端重要。这是观察袁世凯的基础——化解恩怨的“国际”自保策略，并非凭空想象。不过，回到中国现实来推测，即使唐绍仪不辱使命，达成三国同盟，袁世凯就一定能够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传统中国的思维结构里，对光绪之后与光绪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许将远远超过现实算计。那个时刻，袁世凯欲脱其咎，不易。

　　虽则，袁世凯期待的以国际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难以成功，但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关系里权重最大之人，已无争议。袁被罢官之后，英国的《泰晤士报》将他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之列，在其社论里评论：“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这个年代，袁世凯拥有清政府无人能及的“洋务”资源与信用，未来这一资源将如何发生作用呢？当清政府崩溃之际，个人资源系统的价值将迅速由隐而显。

　　列强与资本

　　义和团特别是这一运动所彰显的中国人的顽强抵抗，易被忽视的结果之一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给德皇的奏议里论及，要把“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实在是“一种困难”。对中国实行瓜分实为下策：“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

　　瓜分中国，暂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利用“惭愤交集”的慈禧以及完全屈服的清政府来实行对中国的统治，成本更低。更关键的是，如瓜分，列强间的利益无可平衡。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境内又发生两场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罗斯为分割中国东北利益，展开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公然出兵侵藏，并一举占领拉萨——此前英国与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里，英方虽在不同程度上极力否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有主国的统治权，然而自始至终，英方不否认中国对西藏有上国的宗主权。为何？历史学家唐德刚解释：“此时的西藏正处于英、俄两强对华扩张的交叉点。而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沙俄的暗中诱惑之下，与俄间谍勾搭，并暗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尊号。英为防俄，始提高中国宗主国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不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当然是英国基于平衡不得不如此的一种选择。

　　而日俄战争之后，形势迅速逆转，日俄两国为平分中国东北，防止英美染指，竟化敌为友，通过两次密约，擅自将东北划分“南满”、“北满”两部分——南归日本，北归俄国，彼此不可逾越；而若有其他列强欲进入，则日俄相助逐之。

　　这种局面维系了一种奇特而脆弱的平衡。中国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帝国主义列强彼此防范，谁也不乐意它们被任何一方强占——不被某一方霸占，他们未来也都还有分赃的希望；而若被一方强占，则其他列强将无指望。因此制衡力量的存在，中国保持着对各地区的宗主权。

　　明确而蛮横地瓜分中国，并非列强们的明智选择，因此而中国保持完整，亦复悲哀。

　　在这种脆弱的平衡格局之下，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式，也开始调整而转变，资本在此际成为核心性的关系纽带。

　　这个时期，各个列强在中国已经逐渐明朗各自的势力范围：1897年德国借口教士被害，出兵占领胶州湾，随后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租期99年，准许德国修造从胶州湾至济南的铁路，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由德国开挖。法国取得了云南、广西、广东的开矿优先权和越南至中国境内建筑铁路、架设电线权，接着又取得了广州湾(今湛江)99年租借权。英国得到了中国长江流域永不割让给他国、永任英国人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承诺，又强行租借九龙新界和威海卫。日本在割走中国台湾之后，还获得清政府不将福建让租他国的认可；并经日俄一战获得与俄国平分中国东北的权益……起步稍晚的美国只能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

　　1901年之后，列强此前的动辄武力相向的行动，开始转向实现各自的投资特权。与正常的国外投资不同，这种特权是在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外国资本享有垄断权利。——统计表明：甲午战争前，虽经过50多年积累，1894年外国在华企业资产总额还只有约1.09亿美元，而到1902年则已增至4.78亿美元。

　　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与清政府急举借外债以偿赔款并维系国家运行形成一种奇异的结合。借债须有抵押，而此前清政府已将差不多能够抵押做担保的东西押了出去，现在还剩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铁路——“量中华之物力”，也唯有此端。铁路之于列强的价值，除了投资巨大，资本收益率极高之外，更重要的是，兴建铁路所经地区，一般将成为投资国的势力范围——在政治上，这是另种形态的争夺并瓜分中国方式。

　　如此局面，正如当年《中兴日报》所载《路矿其不保乎》所言：“铁路为全国命脉，从经济上讲，则关于财政；从调运上讲，则关于兵政。若铁路为外人所有，不啻财政、兵政之权，全授之外人也。兵权、财权全在外人之手，国尚能自立乎？”这种简单道理，清政府各色当权人士岂能不知？只是，晚清时刻清政府已无选择，只可能以此饮鸩止渴方式维系。

　　国家不能自立，革命将无可避免。不过，我们以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角度而观察那段历史，那个年代，无论革命、政府再造还是现代化启动……其核心性资源，当然是资本，而资本几乎悉数需要列强输入。非常屈辱的只是，清政府以关乎国家独立的资源抵押列强，只是为了举债偿赔款而已。帝国主义列强先以坚船利炮侵占中国，继以资本控制中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屈辱。

　　显然，观察那个时代，资本作为列强核心性的控制资源，当是基础。非此，我们将无可理解清亡之后的中国政治走向。而资本的决定性价值，直到改革开放至今，仍可被深刻感知。

　　立宪派的选择

　　在康有为、梁启超去国7年后，1905年，立宪运动再次成为清朝廷的热烈议程。有意思的是，这一重大转折中，曾经出卖维新派而与光绪皇帝结怨种下恶果的袁世凯，却成为立宪中坚。

　　这种转变颇有戏剧性。袁世凯幕僚张一麐回忆：“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居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袁世凯)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预备立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

　　一夜之间，霄壤之别？事实上，一年前，1904年，与袁世凯断交20年的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即通信袁世凯，希望他主持立宪，以“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袁世凯的选择，并非朝夕之别，而有深谋远虑。在记录下来的袁世凯与慈禧对话里，可见他的基本考虑——慈禧说：“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袁对答：“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

　　维系清朝之不倒，当是袁世凯的关键考虑。不过，从袁避祸而求自保的个人角度观察，《袁世凯传》作者沙铁军分析：“若借助立宪，还政于民，必然可制约皇权。皇帝若不再金口玉言，拿他也无可奈何。”袁与光绪之怨，或可因立宪而消解？这是一种有趣的猜测。

　　袁世凯步调即定，随即一再奏请清政府尽快实行预备立宪，派大臣出访德、日考察宪法；请王公嫡系赴英、德学习政治、兵备；在天津设立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学社和议事会。1906年8月16日，袁世凯再奏请朝廷预备立宪；两周后，慈禧下诏：“预备立宪。”

　　从统治者集团当政者内部生发的政治改革力量与立宪运动，发展并不顺利。

　　争议的焦点是，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而满族亲贵的主张则是：“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中央政府不可。”——对应来看，中央集权首先针对的就是袁世凯这样有巨大势力的疆臣。公允而论，其时清政府已是“外重内轻”，即中央政府权力轻，而地方都督巡抚权力大。中央无权，积累资源与财富，并无可能。但是，中国形势演进至此，还有机会与时间给清政府中央集权吗？

　　清末“新政”立宪的价值，尤其是其间系地方分权还是中央集权的冲突，以后世读史者的角度观察，是传统中国结构性关系之一。之后，无论是袁氏当国，还是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其路向清楚明确：没有强大而独立的国家(中央政府)，其积累资源汲取财政能力皆为疑问。只是，在清政府即将倾覆之际，立宪选择尤其是以集权方式为路径，已非缓不济急，而是本末倒置。不成功自无意外。后来袁氏当国的集权化选择，并以恢复帝制将其制度化，其失败亦将无可避免。

　　事实是，袁在预备立宪最初的官制改革过程中，失去了权柄。袁兼差的所有“政府职务”一并开去；其所统辖督练的军队，在袁的要求下，也只保留二镇，而且只是“调遣训练”。清的立宪运动，于是坠入旧窠，进入人事纠缠中。但是，立宪运动所积累的人才资源，却是我们理解那个风云际会年代所不可轻视的要素；而由此以观，袁世凯明面上所失是权，隐性所得却是人脉资源，换言，即他充分地获得了立宪一派“被选择权”。

　　袁世凯被罢官出局后，立宪派在国内先后掀起三次请愿速开国会运动。最后一次，终有结果，清廷颁发上谕：“著缩改于宣统五年(1913)实行开设议院……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此道上谕发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看来并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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