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以吕卿为主的肾源供体中介团伙被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一审宣判。令人讶异的是，这个9人团伙中包括吕卿在内的至少6人都是曾经的卖肾者。从供体到中介，吕卿等人用“传销”手段压榨那些曾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无知无助者。

2月21日，杭州9人“地下卖肾团伙”案在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卧底

　　再过几天就是吕卿27岁生日，但是如果不提起二审上诉并成功获得减刑，他未来10年的时光都注定将在铁窗中度过。吕卿有1.7米左右，身材微胖，在“山姆哥”看来，他比实际年龄要显得成熟得多。“他行踪不定，平时很少露面，只在手术结束后送供体回住宿点养伤，或每周日送供体取血配型时才出现。”吕卿总随身带着一把弹簧刀。“他警惕性很高，星期天带着医生和司机来时，总是从一楼的后门绕进来。”和其他卖肾者一样，案发前“山姆哥”称呼吕卿为“东哥”。因为无论是对卖肾者还是对内部，团伙成员都以网名相称：吕卿叫“海东”，而负责日常照顾卖肾者的沈佳叫“蓝天”。

　　“山姆哥”是一位新闻拍客，正因为他15天的卧底经历和最终报案才使得吕卿的肾源供体中介团伙被成功抓获。“时不时会在社会新闻版面上看到年轻人为买苹果手机而去卖肾的消息。”这类新闻在“山姆哥”看来很不可思议。直到2012年4月，他认识了一位来自安徽的卖肾者丁洪进，丁洪进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第一位卖肾者。“他因信用卡欠账而想到卖肾，可境遇并没有因为卖肾而有所改善，债务窟窿反而越来越大。”让“山姆哥”看着难受的还有丁洪进久久难以康复的身体，他由此萌生了回到源头去看看卖肾者最初状态的想法——“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把肾卖掉？”

　　找到“东哥”完全是偶然，因为卖肾信息在网上触手可及。“山姆哥”加入了一个名为“杭州肾源”的QQ群，这个群在介绍中自称是“供体和患者的福音”，并声明“非诚勿扰”。“对方简单询问了我的身份、身高、体重、血型和卖肾的原因，几次交谈后便直接通过电话联系。”“山姆哥”自称因赌博欠债，好不容易才从债主手中逃脱，想卖肾还债开始新生活。“除了通过网络渠道招揽，我还听几个卖肾者说过，有人专门去救助站拉人卖肾，忽悠说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

　　“山姆哥”和“蓝天”约定2012年5月14日在杭州火车站碰头。“我12号从北京飞到杭州，把所有行李寄存在朋友家，只把身份证藏在鞋底，同时还藏了几百块钱。”此时的“山姆哥”对里面的状况一无所知，只曾经听丁洪进说因为供体基本上都是自愿卖肾，所以肾源基地管得并不严。“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卖肾者基本上都是用尽了自己口袋里的最后一点钱买来去肾源基地的车票，可以说这是一张没有回头路的单程票。”“山姆哥”告诉本刊，中介承诺只要卖肾成功，可以报销车票。

　　14日凌晨，“山姆哥”先从杭州坐火车到海宁，然后再从海宁返回杭州火车站，在车上他与其他乘客换了火车票。上午9点40分，“山姆哥”与“蓝天”约在了杭州火车站的一个取款机处接头。“他在附近观察了一段时间才过来与我见面，还要求查验车票和收缴身份证。”“山姆哥”称自己的身份证被债主扣住了，“蓝天”听后显得比较警觉。“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深究，可能在他眼里什么样的状况都见惯了。”11点左右，一辆车停在了“山姆哥”面前。“车上下来一个兴高采烈的年轻小伙子，穿着立领衬衫，戴着墨镜塞着耳机，打扮得很时尚。我以为他是团伙里的一个小头目，但没想到他竟然是去济南做手术的卖肾者，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山姆哥”跟着“蓝天”住进了长睦锦苑小区一套四室一厅的毛坯房，这是中介团伙两个供体基地中的一个，另一个在丁桥银鼎商贸城。“这是一个回迁安置房小区，落地玻璃用报纸糊着，房间里空空的，很干净。”除了“蓝天”独占的一个小房间，其余三个房间都摆满了上下铺的架子床，有20个床位。这个房子是中介以食品厂的名义租来的，“从外部看不出异常，只是有很多年轻小伙来来往往，但他们并不是衣衫褴褛，所以并不惹人生疑”。

　　每周五是统一体检日。“山姆哥”说，5月18日早上，他和来自江西、湖南、山西、浙江、甘肃等地的8名卖肾者被带到一家医院取尿、抽血、做B超。“当时还有个医生问为什么要特别检查肾的大小，被‘蓝天’搪塞了过去。”“山姆哥”告诉本刊，“中介选供体有相应的标准，身高要在1.7米左右，体重120斤上下，年纪30岁以下，越年轻越好，更能保障肾脏的健康。对血型也有要求，比如A型血最不受欢迎，因为患者少，不容易卖出去，这就意味着要养供体很长一段时间。”“山姆哥”说，许多患者买肾也要看供体肾脏的大小，“一般来说，肾脏越大越能卖个好价钱”。“体检结果当天下午就会出来，初筛合格者进入下一个环节抽血配型。如果体检没有过关，中介会给你买一张车票让你回去。”周日是抽血日，“东哥”会带着一位医生到出租屋来给卖肾者抽血，然后当天把血样送往某正规医院进行配型分析。

　　有意思的是，在检验流程结束后，“东哥”还会要求和卖肾者签署一份《有偿自愿捐肾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自配型起60天内等待受体，60天后没有受体，供体可以回家，“东哥”负责回去的车票。吕卿后来交代：“签这个协议是为了能给我省时间，省得供体催；另一个是为了安全，他们都是自愿的。我怕供体做完后又来找事，因为我们毕竟是非法的，空口无凭。”

　　至此，卖肾者们就开始在住地的漫长等待：等待配型成功、等待买主电话、等待开往手术台的火车票。这段等待期长短不一，有的很快就有消息，有的等上两三个月也没有音讯。中介给卖肾者的统一市场价是3.5万元，除此卖肾者还能得到一个5000元左右的患者红包。“如果有卖肾者急等着钱用，也会选择做‘快的’，就是不做配型、直接联系同样着急的患者。只需血型相同便做肾脏移植，供体可以拿到2万块。”但是做完手术的疗养费是卖肾者自己负担，所以如果做“快的”，最终拿到手也就1万多块钱。

　　“传销”链

　　对手术的恐惧是卖肾者的心结。“很多人担心做完手术身体出问题，赚来的钱看病都不够，可最后大家还是会相互鼓励说赌一把。”“山姆哥”明显感觉到，大家并不愿意过多谈论手术风险的话题。“隔壁宿舍有一个人经常说卖肾很可能会死掉，其他人私下里就很讨厌他，埋怨‘大家本来就害怕，还总是说得那么吓人’。”

　　这个时候“蓝天”总会掀起衣服，露出自己腹部那道巨大的伤疤。“他说他自己也卖过肾，现在照样蹦蹦跳跳挺好的，甚至比以前更健康了。”而“东哥”带过来给大家抽血的医生也会告诉大家，卖肾没有问题。“他们的说法是人有左右两个肾，只有30岁以后才会启用右肾，而左肾是不用的。在手术中你切掉的是用过的左肾，留下没有用过的右肾。卖肾手术后3天就可下床，10天就能蹦跳。”许多卖肾者对此说法深信不疑。“‘蓝天’曾经告诉大家来这个地方就对了，他们是来帮助大家解决困难的。”“山姆哥”说。然而在庭审中，包括吕卿在内曾卖过肾的团伙成员都承认，“会感到疲劳，不能干重体力活”。

　　“蓝天”的肾就是被“东哥”卖掉的。2011年10月，网名“蓝天”的沈佳因为做生意亏本欠下一大笔债务，在听说有人卖肾买苹果手机的事后就想到去卖肾。一样是上网搜索信息，他联系上了和“东哥”吕卿一起做中介的“小胖”向府城。“当时向府城已经给‘东哥’干这个卖肾的事了，他也卖过肾，身上有钱了。”与其他卖肾者经历的流程一样，沈佳在吕卿找的出租屋里一直等待受体，直到2012年4月底，他才到景德镇去做了手术。5月初，吕卿看望养伤的沈佳时问他今后的打算。“我说我欠了20多万元，也没地方可去。然后他就让我跟他干，给他介绍供体进来，赚了钱后帮我还清债务。”

　　吕卿的9人团伙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吕卿是老板，负责供体的吃住费用、把供体配型数据放到网上、跟其他中介联系。沈佳负责在网上找供体和供体在杭州的生活、体检、买票等事宜。除了负责开车接送的郝世兵和负责抽血、术后恢复的医生，其他人都是负责跟单。“我对联系我的中介不熟、不放心、怕收不到钱的，就会派人去跟单，主要负责供体一路的生活，还有就是监督对方付钱。等我确认钱到账，我就会通知他们回来了。”吕卿供述。

　　除了吕卿自己和拿出车费的郝世兵、沈佳等人，不管分工如何，收入都来自招供体的数目。每招来一个供体所拿的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找来一个500元，不管后面是否成功；另一种是等结果，不成功不给钱，成功的话看卖的价格高低给两三千。吕卿自己也承认，这“跟传销似的”。“我当时跟向府城说，供体在等手术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让他们去发布信息，找来一个给他们钱。对我们来说，供体越多越好，可以多赚钱。”

　　吕卿的团伙基本就是这样组建起来的，除了郝世兵没有卖肾的念头，其余人只是有没有成功卖掉的区别。白洋在2008年就卖掉了自己的肾，但是中介跑掉，他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东哥”吕卿似乎也有讲义气的一面。“山姆哥”回忆：“隔壁宿舍有一个新疆来的小伙子，他本来已经开刀了，但开刀后发现血管畸形不能动手术，‘东哥’又把他接回来住下休养。这个新疆小伙子觉得‘东哥’很讲义气，总想着伤好了后能不能入伙。”

　　吕卿是浙江新昌人，初中毕业后因为赌博欠下了高利贷，又没有能力找到好工作来还钱。这个中介团伙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样初中毕业的无业状态，与他们招来的卖肾者并没有太大区别。“我听说肾脏能卖很多钱，所以就想把自己的肾卖了。”2011年5月，吕卿在杭州找到一个叫“小军”的东北人，在做过体检、配型后，他被带到长沙蒙着眼睛做了手术。卖自己的肾，吕卿获利3万元。术后疗养的吕卿曾与“小军”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10月份他再去找“小军”时，住地已经人去屋空。“那时我花钱也厉害，到11月的样子我身上的钱又用完了，我就决定自己干。”

　　做供体中介几乎没有成本，吕卿只是在网上发布了“长期收购肾源”的信息，并留了手机及QQ号等联系方式，然后就等着想卖肾的自己找上门来。向府城是他卖出去的第一个供体，吕卿做的也不过是把向府城的配型数据放到他加入的别的卖肾中介建的一些QQ群里，等那些中介来主动联系他。2012年初，吕卿才自己建了一个“杭州肾源”的群，直到4月份被封。向府城的肾卖了6万块钱，扣除供体拿的3.5万元加一个患者红包的市场价，其余2万元都归了吕卿。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被查获，吕卿从已经做成功的七八个供体身上先后渔利1万到2万元不等，总计有16万元左右。而出租屋里来来往往的供体数目让吕卿也很难记得清楚。沈佳个人的小账本上，仅他自己招来的供体就有29个。

　　肾源的非法买卖链条是个分工明确且专业的产业链。“东哥”的团伙是供体中介，处于链条的下游，要完成整个卖肾过程还需要与患者中介、医院中介密切配合。“山姆哥”告诉本刊：“供体中介负责把供体从各地招揽来，集中供养、体检、配型。他们是这个产业链中最开放的一环，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因而很多人都在打这个主意。供体中介把供体的配型信息通过对接的QQ群发出去，由患者中介挑选‘货物’，挑好后由供体中介‘发货’。‘发货’后则由患者中介和医院中介接洽。患者需要支付的费用大概是40万至50万元，这笔钱由以上几拨人瓜分。医院中介拿大头，其次是患者中介，最后才是供体中介。而供体中介真正给供体的钱就更少了，国内统一行价是3.5万元。卖肾者付出最多，但却被盘剥得最厉害。”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的新设罪名。依据《刑法》规定，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庭审中，吕卿一直提到自己曾和卖肾者签订的那份《有偿自愿捐肾协议》。法院则认为虽是供体自愿，但行为本身明显不是捐献，而是非法买卖，而买卖器官是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文禁止的。“捐献器官是以挽救生命为目的的，而吕卿等人的活动是以获利为目的，所以这份协议只是在掩盖犯罪事实和逃避法律责任，这个法院是不会采纳的。”

　　卖肾“车间”

　　出租屋里几乎没有人看守，唯一的管理者“蓝天”每天奔波于车站和出租屋之间，大多数时间出租屋里的生活都是靠卖肾者们自我管理。“他们不仅不会逃走，反而很迫切地想要卖掉自己的肾，因为他们想早一点拿到钱。”“山姆哥”告诉本刊，“有些人已经等了几个月，心里很焦急，每天都会问什么时候可以卖。”如果有人接到可以出发做手术的电话，其余等待者还会恭喜他运气好。“糊玻璃窗的一张报纸上还刊登着一则‘江苏破获特大非法买卖人体器官案，解救卖肾青年20人’的新闻，而一名卖肾者却说：‘这不是解救，这是害我们。’”

　　“这些卖肾者多是‘90后’，他们大多急需用钱，有的是为还信用卡欠款，有的为还其他的债务，年轻和急需钱是这个群体的共同点。”“山姆哥”说，“事实上走上这条路的人并不是完全养不活自己，而是觉得这种方式来钱快。而一旦在这里等了这么久，要放弃也并不容易。加之身份证被收缴了，身上连路费都没有，除了卖肾，他们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想走也走不了。”吕卿的供述里承认，他们会收缴卖肾者的身份证。“这是为了抽血和买票方便，如果他们想走来要，我们也会给他们的。”

　　出租屋的流动性很大，供体像商品一样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然后又会有新人及时补充进来。“来了新人我们就像欢迎新同学一样，里面的氛围跟大学宿舍一模一样。有些人爱睡懒觉，别人会帮他盛好饭端到他的床头，等他醒了再吃。有烟了大家分着抽，虽然都是大前门、红三环、雄狮、红梅等两元一包的廉价香烟，但即便是这样，烟也很快会抽完。大家把八宝粥的罐子改造成烟灰缸，绑在床头。如果有人身上有了一点钱，还会请大家喝可乐。”

　　看似欢乐的集体生活背后是每个人都曾有遇到困难祷告无门的经历。让“山姆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甘肃小伙子杨国，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想复读的他决定去苏州一家手机外壳生产线厂打工养家。他在工厂宿舍里与人发生争执，推倒对方致人受伤，结果赔了一大笔钱，本想过年回家也没钱回去了。“出来前我跟我妈说，要挣钱养活你们，结果一分钱没挣到，反而欠了一屁股债。我妈一接我的电话就哭，她说想我。”杨国于是想到了卖肾，“即使钱再少也是我挣的，想给家里人一个交代。”他卖肾后还想给女友买个手机。“在老家穷的时候，她把她爸爸给的摩托罗拉手机卖掉换了200块钱给我。那段时间，我们每天只吃一包挂面，5块钱就能熬过一周。”

　　这些卖肾的年轻人每天的等待都在打牌、昏睡、闲聊或网吧中度过。聊天中最受大家欢迎的话题是拿到钱后怎么花。“很多人都会想拿到钱后先去大吃一顿，然后去买这个买那个。大家每天都在幻想着，安慰自己再怎么难熬都得熬过来，幻想通过卖肾给自己一次机会，一次通往更美好生活的机会。”“山姆哥”还记得，出租屋里的一个山东人听到终于可以出发卖肾时甚至高兴得蹦起来。“他冲到卫生间洗了头，还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希望给患者留下一个好印象。他怕被患者拒绝，让他继续等待。”

　　为了尽量压低成本，所有卖肾者的伙食费只有40元/天，在大家的集体抗议后才提高到55元/天。“饭都是卖肾者自己做，一个南京来的大学生当厨师，我们都叫他‘厨师长’。每天吃两顿，中午和晚上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间或有豆腐，肉就根本没有吃过。”少得可怜的伙食费也有“腐败”，大家后来发现，“厨师长”每天都有鸭腿吃，有可乐喝。“5月23日，厨房没油了，只能用老干妈辣酱的一点红油下锅炒土豆丝，而白菜则是完全的干炒。”即便是这样的饭菜，依然被大家一抢而空。

　　看似松散、开放的出租屋里，“东哥”吕卿仍然警惕性颇高。“山姆哥”说，他经常拿着手机假装在玩“斗地主”，趁他们不注意就打开相机拍照。“有一回‘东哥’突然一把夺过我的手机，要我把密码解开，我吓得冷汗都出来了。我解开密码后，他拿着我的手机在屏幕上滑了滑，我赶紧点开‘斗地主’，说这个东西好玩。他听完可能觉得我比较幼稚，就把手机还给我了。”“山姆哥”说，他原本想等到“发货”再撤出来，但配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而随着卧底的时间延长险情也不断出现。5月28日，在卧底的第15天早上，他拨打了110报警，随后借机逃走。“走之前，我跟杨国说了实话，把他也一块儿带走了，并给了他一笔钱。”

　　吕卿的团伙被端掉后，派出所给出租屋中每个等待中的卖肾者发了500元钱，让他们回家。“他们中有一些人骂我，甚至有3个人拿着这笔钱换了个地方还是把肾卖掉了。但庆幸的是，大部分人都回家了，没有再去卖肾。他们的生活可能在短期内会更困难，但我仍然相信自己没做错，因为一旦上了手术台就没有办法后悔了，不仅没有钱，反而连基本的健康都没有，生活就会变成一条不归路。”“山姆哥”对本刊说。

　　(文/贾子建、邱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