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吴强是目前患H7N9禽流感去世的患者中最年轻的，从最初发病到去世，仅有12天。但直到他去世21天后，真正的死因才最终公布，妻子感叹，“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

H7N9肆虐 资料图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江苏阜宁)

　　27岁的吴强去世前，医院的最终诊断结果是“重症肺炎”，但吴强的妻子吴丽始终不相信，“肺炎也能死人”，毕竟，吴强从最初发烧到去世，仅仅12天。

　　3月31日，吴强去世后的第21天，吴丽接到村里朋友打来的电话，“吴强得的应该是禽流感，网上都有了。”

　　这天，国家卫生计委通报，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尽管通报的信息只有姓氏、年龄、发病和死亡时间，但吴丽一看就知道，吴强就是其中之一，“所有信息都对得上”。可是，吴丽想不明白，吴强生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家禽，怎么会得禽流感呢？

　　没人能解答她的这个疑问。自始至终，没有卫生部门的人来正式告知她丈夫的死亡原因。这让她更难接受丈夫去世的现实。从决定离开老家去上海做猪肉生意，到因病离世，仅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丈夫去世后重新回到老家的吴丽，常常望着只有一岁多的儿子想：如果不去上海，是否一切都不会发生？

　　初到上海

　　吴强的老家在距上海400公里外的江苏阜宁县农村，一条小河从家门前穿过，盛开的大片油菜花将吴家包围。吴家按人头分得4亩稻田，吴强的姐姐已经出嫁，父母一直在家中务农，偶尔打些零工，一年有万把块钱的收入。

　　从吴强家骑车十多分钟就能到吴丽家。两家父辈是老相识，吴强和吴丽在上学时就认识，但不并熟悉。吴丽没有上完初一就辍了学，吴强初中毕业后，像村子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到苏州等地打工，一个月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在父母眼中，吴强是个孝顺的儿子，逢年过节回家，不只带回不少东西，还给父母留下三四千元钱。

　　2010年，经媒人撮合，两人结婚。吴强一米七二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内向，“人很老实。”吴丽说，丈夫不懂得浪漫，从来没给她买过礼物，但她觉得吴强忠厚，有闯劲，能吃苦，什么家务活都抢着干，“让人觉得踏实”。

　　吴强很少提及自己的工作，家里人至今也搞不清吴强到底打工做什么。

　　2012年下半年，吴强一直在家里带儿子，每天陪儿子玩，是他最大的乐趣，可这下夫妻两人就都没了收入。吴丽的父母一直在上海做猪肉生意，有两个摊位，一年能挣三四万块钱，于是两人合计着帮忙打理其中一个摊位，这样既能赚钱，又解决了两地分居。

　　吴丽先到了上海，2013年春节前，吴强也赶了过来，两口子与吴丽父母租住在一处，每月一千多元的租金，两口子与父母均摊。

　　刚开始经营，生意差强人意，为了省钱，两人连春节都没有回家，“两个人来回路费就要一千块钱，在家里还要花钱。”吴丽盘算着。

　　吴强对吴丽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跟菜市场里的其他年轻人不同，吴强不喜欢凑热闹，话也不多，忙的时候给妻子打下手，没有客人，也不会离开摊位，只是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玩手机。

　　“就看他能不能挺过三天了”

　　2月27日，吴强突然感觉头晕，还有些低烧，吃了几片药后，他还是去了菜市场附近的小诊所，输了两瓶液。“我们这个行业不能生病，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了。”吴丽说。

　　当天晚上回到家，吴强的烧已经退了，“光输液就花了七八十块钱。”吴强跟吴丽抱怨比老家贵。可好转并没持续很久，第二天一早，吴强体温又到了摄氏38度多。

　　“换个诊所试试？”吴丽还是有些担心。

　　正好吴丽的叔叔胃肠不适，吴强与他一起去了另外一家诊所。输了一天液，叔叔痊愈了，吴强的病情却丝毫没有起色。

　　主意还是吴丽拿，“还是去医院吧！”3月2日，吴强去了离家一公里外的上海市第五医院，从小到大，爱打篮球的吴强没生过什么病，连医院的大门几乎都没有进过，但这次的诊断结果让他有点意外：肺炎。

　　连着吃药两天高烧不退，3月4日，吴强住进了院，医院要求交一万元的押金，“我们哪有那么多，把手头上的五千块钱全交了。”吴丽无奈地摇了摇头。医院的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用了头孢曲松等抗感染的药物，但吴强仍然发烧到39度，并咳嗽不止。

　　3月5日上午，吴强的母亲打电话来问病情，他回答，“还好”。但没过半天，他就咳得几乎无法睡觉，为了舒服一些，只好整夜坐着，吴丽急得去找值班医生，请赶快来看看，得到的答复是，“肺炎就是会咳嗽，过几天就好了。”

　　这时，吴强咳出的痰里已经有了血丝。吴丽反复、执意地要求，医生终于又给吴强输了液。吴丽担心自己无法照应，当晚便给公公打去电话，让他第二天赶来上海。

　　但老人抵达上海时，吴强已变得呼吸困难，被转入ICU，同时等待老父亲的，还有一张病危通知书。

　　准备筹三万块钱吧，人有点不行了。医生把吴丽从病房叫出来说。

　　“怎么会这样？上午还没有这么严重。”吴丽的眼泪蹦了出来。

　　在转入ICU前，吴强拉着妻子的手，眼泪哗哗地往外掉，“老婆，咱没钱了，先去找你爸妈借吧。”

　　进入ICU第二天，吴强戴着氧气罩不能说话，但意识清醒，吴丽去看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抬起手拉住妻子。但当天的影像诊断报告并不乐观：两肺透亮度降低，见大量高密度渗出影，边缘模糊，两侧显示不清。

　　在医院协调下，上海肺科医院和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专家前来会诊，医生对吴丽说的话虽善意、又冰冷：“就看他能不能挺过三天了，如果能挺过去或许还有希望。”

　　“他果真没有挺过三天。”吴丽面目僵硬地回忆。

　　“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

　　3月8日，吴强住进ICU的第三天，影像报告显示：肺部已经全部发白。“白肺”，意味着肺部几乎全部被炎症感染。

　　3月9日，吴强脸部开始浮肿，清秀的双眼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医生用手敲他的肺部，甚至可以听到水声；呼吸已经很微弱，气管被切开，戴上了呼吸机，全身“被管子插得一塌糊涂”。

　　老家听说这个年轻的后辈病倒在上海，一下子来了30多个亲戚，但是不想给吴强带来心理压力，吴丽始终没有同意让他们到医院探视。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吴强。3月10日一早，吴丽在探视时发现，丈夫的脸肿得更厉害了，显得鼻子都塌了下去，她在病床前叫了好几声，没有得到一点回应。

　　吴丽不放心，便一直守在病房。果然，没一会儿，吴强的各项体征便急转直下，他被推进了抢救室。

　　吴丽守在抢救室门口，全家人都来了，院方还没有宣布坏消息，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人不行了，“他推进去的时候，脸都是黑的”。大约是中午时分，一位医生走出来对他们说：进去看看吧！

　　吴丽冲进去，见到还有一位医生在使劲压吴强的胸部，似乎在做最后的努力。

　　12点10分，院方正式宣布吴强死亡。死亡原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吴丽坚持认为是医院拖延治疗造成丈夫死亡，要求医院赔偿。从3月10日起，十几名家属开始找医院讨说法，甚至住在医院的办公室里。经过咨询律师，吴丽提出，医院应赔偿孩子抚养费以及老人赡养费共计107万元，医院当场就拒绝了。“基本上是一天一小谈，两天一大谈。”吴强姐姐回忆说，十几天内，与医院谈判十多次。

　　医院提出，能够接受的补偿金额是10万元，经闵行区卫生局出面调解，最终定为13万元。补偿协议书写道：双方对本次事件共同认定意见是，患方提出，患者青年，家境贫困，希望予以人道主义补助。医方考虑诊疗过程中存有医患沟通不畅、文字书写欠规范等情况，予以一次性补助患方3万元；同时根据患方申请，医方通过保险、民政等途径，予以一次性补助10万元，以完结本次事件所有事宜。

　　“这次看病前前后后花了七八万，给他买墓地又花了一万，最后也就没剩下多少了。”

　　当得知丈夫实际是因H7N9禽流大感病毒去世时，吴丽又萌生了希望，“国家会有赔偿政策吗？”她试着给上海第五医院医务科科长打了电话，对方确认新闻报道的正确性，但表示国家没有对此出台补偿政策。“我们给你家13万也是出于同情，你也不能总是提钱、钱、钱。”

　　“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已从上海回到老家的吴丽，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神然黯然地说。

　　吴强去世后，不少媒体去过她的摊位，菜市场有传言说这个摊位已经死了三个人，她父母好不容易才把摊位转租了出去。吴丽说，她目前还没有打算，等孩子长大些，才能考虑出去打工。

　　她转过头，看着一岁多的儿子正在院子里开心地玩着毛绒玩具，不再说话。★

　　(应受访者要求，吴强、吴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