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科技浪潮下的国力竞争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突破已显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发展，新技术产业化转变越来越快，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

　　许正中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7期)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思维创新和社会演进共同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史，当前，世界正在全速跨入以“科技和创意”双驱动的知识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要素耦合作用模式转变

　　人类前进历程折射出发展的规律，科技进步助推产业的兴起与壮大，产业壮大支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进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又涌动着制度和文化的创新，由此科技——产业——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相互耦合，相互推进，共同凝聚形成前进的车轮。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跨入知识社会、生态社会，人类社会经历了商业运行模式、科技革新模式、思维模式、生产要素作用模式等持续的转变，这一系列发展模式的演化和进步，奠定了经济、社会、文明全面跃升的平台。

　　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人类社会自产生发展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农业社会时期、工业社会时期和知识社会时期(见表1.1)。

　　经济时代的转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和人的思想解放引发的，并以社会结构的变换作为保障。纺织技术和蒸汽技术的突破促成了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结构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转变为同代人为主的小家庭结构；信息技术的突破引起了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结构也以家庭为单元转变为以独立的创造者团队为单元。

　　第一阶段主要处于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劳动力经济阶段”，此阶段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

　　第二阶段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将它称为“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只有拥有了大量的资本，才能够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现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几乎都是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活动进行资本积累，为其国内的经济生产提供基础。在这个阶段中，资源、人才等等都是资本的附属物。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之处还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逐渐开始受到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

　　第三阶段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现在正向人们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一般认为，美、德、英等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社会，用知识的观点看组织，就会把人们看作是收益的创造者，其首要任务是把知识转化为无形的结构；在知识组织内部，学习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资本和程序，而不仅仅是运用新的工具和技术；生产流程由观念驱动，并且有时是混沌不明的；工业时代的收益递减规律让位于知识递增规律，工业组织中的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scale)让位于知识组织中的视界经济(economics of scope)；管理的权力基础取决于人们知识的相对水平，而非其在组织中的等级职位，信息流的传递通过可分享信息的网络、呈现平面和对角线式的特征，而非通过组织的等级机构呈现科层结构的特征。

　　科技革新模式转变：科技革命第四波已经到来

　　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扑面而来，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纳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的突破已显端倪，科技突破呈加速发展，新技术产业化转变越来越快。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向世人呈现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巨大力量。

　　纵观人类发展史，全球经历了科技革命的四次浪潮。

　　第一次科技革命以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为标志，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点燃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导火索，在美、法、俄、德等国的工业生产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人类社会的生产突飞猛进。蒸汽机的发明，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但蒸汽机技术对经济社会呈现的是线性推动的作用。

　　第二次科技革命是起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标志是电力的广泛应用，在本次科技革命中科学与技术结合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电气、电子技术对经济社会起到了平面推动作用。

　　第三次科技革命指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化的革命。信息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对人类的贡献十分明显，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社会也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及人类生活的作用方式是立体渗透。

　　当前，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成为21世纪的先导技术，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以科学、合理、综合、高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开发尚未利用的或可再生资源取代已近耗竭的稀缺自然资源为指导思想，成为科技革命的第四波。

　　第四次科技革命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形式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先导性技术和产业的高度融合、交叉、全方位渗透，其中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高度渗透融合形成社会复合资本，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见表1.2)。

　　如何把握未来趋势占得先机

　　科技第四波中的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被誉为本世纪最有前途的、领导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彻底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跨学科技术，将是本世纪前50年保持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先地位必不可少的新兴技术。

　　谁先捕捉到科技革命第四波的技术并快速投入到科技革命第四波的浪潮中，谁就能取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势和领先地位。

　　科技革命第四波为先发国家领导全球经济格局，进行全球产业的立体分工、生产要素及资源实现全球化配置和流动创造了机遇，这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先发国家高居产业链的高端，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导的知识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或是以高附加值制造业为其产业重点，试图将后发国家置于产业链的低端，成为他们的能源、制造加工基地。

　　后发国家要在全球化进程中避免产业的低端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持续动力并赶上先发国家，必须立足于新一轮的技术、新一轮的产业、用新一轮的创意催化经济发展。

　　未来10年，中国必须融入全球第四波科技浪潮，发展以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柱的先导产业，打造先导产业集群，领军亚洲板块崛起。(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后美国世界”的主角博弈

　　伴随着新兴力量自信心的增强，经济一体化的趋同与政治多元化的分立成为格局转换中并行不悖的趋势。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以五千年生存智慧为底蕴的发展道路，在世界观和国际观上也应当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

　　崔洪建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7期)

　　人类的智商显然越来越不足以应付迅速变化、纷繁复杂的现实，表现之一就是在界定国际形势变化的某个阶段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后……”的概念。金融危机终结了我们眼前这个自冷战结束以来延续了近20年的“后冷战”时期。人们含蓄地将接踵而至的称作“后危机”时期，而美国人忧患意识强烈，将其命名为“后美国世界”—— 一个新兴大国纷纷崛起、群雄逐鹿世界的时期。

　　“他者的崛起”——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跻身于世界舞台的中央

　　正在发生的变化也仿佛在验证着这种说法：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曾经主宰世界经济的“七国集团”正有被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二十国集团”取代之势；“金砖四国”正从高盛公司的经济预测变为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现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基础四国”又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主角。

　　当前的变化是“后冷战”时代汹涌的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大国之间相对的和平状态，确保了以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技术转移和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推广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经济议题主导全球事务，使得全球财富出现爆炸性增长和扩散，蛋糕越做越大了。尽管美欧等传统大国仍居于生产和贸易分工、技术开发和财富分配的顶端，但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使得财富的国际分配相比以往更加均衡。同时，新兴经济体向财富金字塔顶端攀升的努力，正导致建立在财富生产和分配基础上的权力结构——分蛋糕的方式出现变化。

　　国际力量的对比也因此出现“非对称”的态势：由于财富的重新分配或转移是以经济合作、贸易等方式进行的，美欧等传统力量在财富总量、技术领先、规则制定和话语权等方面仍保持优势，但由于数量、规模和活力上的劣势，难以阻挡财富向非西方国家转移的趋势。而新兴力量在积累更多财富、在经济事务上赢得更多主动的同时，尽管在其他领域尚未具备相应的实力，但它们代表的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潜力和趋势，是塑造未来世界的主要力量。

　　所有这一切现象被美国人归纳为“他者的崛起”——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跻身于世界舞台的中央，映衬出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相对衰落、欧洲的停滞和日本的消沉；非国家行为体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更严重的是，财富和权力从来都是一对双生子，财富从西方向非西方的流失必然引发权力的转移。

　　当前格局转换的动力来自于渐进的发展而非以往驱动人类历史的战争

　　美国学者认为，近500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第一次权力转移是始于15世纪止于18世纪末期的西方崛起进程，第二次权力转移是19世纪末期美国的崛起。目前经历的是现代历史上第三次权力转移，即西方以外的“他者的崛起”。

　　这一景象让西方的智者们忧心忡忡：在世界格局变换的地平线上，一条新的分界线正隐然出现，在维护既得利益的传统大国和要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新兴大国之间，一场围绕资源、能源、市场和财富的激烈的权力争夺即将或者已经展开了，正在被分裂的世界将重回“大国争雄”的纷争年代，也许波澜壮阔，但却绝不浪漫。

　　我们却不必那么悲观。由于当前格局转换的动力来自于渐进的发展而非以往驱动人类历史的战争，不是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绝对实力衰落的结果，而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集体崛起的产物；更由于国家间政治和文化差异并未因经济的相互依存而消解，伴随着新兴力量自信心的增强，经济一体化的趋同与政治多元化的分立成为格局转换中并行不悖的趋势。

　　正是在此基础上，一种积极、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建构成为可能。当然，人类也有可能再次犯错，那就是滑向一种“坏”的多极化：国家利益远远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之上，以邻为壑、涸泽而渔，无序竞争和对抗取代合作，危及人类甚至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的命运，让“2012”式的灾难性预言一语成谶。

　　未来十年是国际体系的主角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期，我们应当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

　　为避免噩梦成真，传统大国和新兴力量必须合作，在格局转换之初就为它的未来确立游戏规则，为大国之间的博弈建规，为变化中的格局立制。我们主张的“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和谐世界”只是一种状态、趋势和理想的描述，但在实践中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又怎样保持”的问题。如同民主需要健全的法制作为基础和保障一样，世界发展与和平需要规则和法制来加以维护，国际行为体的权利和义务也需要加以界定。

　　尽管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国际规则的落实程度难以预期，唯其如此，才更应该加以重视和强调。当然，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建立起具有充分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的国际机制和规则或许还只是一个远大的理想，但格局的变化必然要求国际机制进行自我更新和调节，以包容种种变化。

　　当前为国际格局变化建规立制的原则应当包括：

　　一是对原有机制和规则的继承性。当前格局转换的动力是发展而非战争，国际机制和规则的变化也应当是和平、渐进而非革命性的。因此，对联合国等现有机构和组织应着眼于改革和提升，而不是简单地另起炉灶、取而代之。

　　二是新的规则和机制应当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传统大国的稳定作用和来自于新兴力量的改革动力应当兼容并包。

　　三是彼此在双边多边合作中寻求必要的妥协和利益平衡。

　　身为新兴大国重要代表的中国也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给出自己的答案，坚定自己的立场。

　　中国正处于国力蒸蒸日上但内外问题交织的关键时期，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处理国际问题的能力在逐渐增强，国际形象受关注度更大，但各种问题也更容易被放大，国情的限制和政策的短板也会暴露得更多。

　　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学界、舆论界甚至政界隐隐出现了一种躁动情绪，似乎认为中国已经“借机”上了一个台阶，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也已是指日可待，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少些顾忌了。且不说这是“唯GDP论”在国际观和外交观上的翻版，更陷入了我们长期加以批判的“强权政治”的狭隘观念。

　　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以五千年生存智慧为底蕴的发展道路，在世界观和国际观上也应当超越西方的历史经验。我们的文明传统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崇高的道德自律，有“天下为公、协合万邦”的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有“韬光养晦、和为贵”的深刻的政治智慧，完全有能力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不仅只是GDP增长的更大的财富。(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