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分配与阶层问题的三个视角

　　《瞭望》文章：观察分配与阶层问题的三个视角

　　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把逐步提高国民收入作为核心条款写到规划中去，并设定具体目标和实现步骤

　　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仅成为内需不振、经济结构调整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从社会学视角看，中产阶层被称为“政治后卫”、“经济前卫”，是社会稳定和拉动消费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持续壮大，说明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趋于合理和公正。

　　目前对于什么是中产阶层，我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未被广泛接受。

　　有专家认为，中产阶层占到一个国家60%以上人口，社会才可能稳定。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是构成中产阶层的主力，事业单位人员、知识分子、城市白领等是中产阶层的重要后备。近年来，我国中产群体在人口中的占比出现了“长不大”甚至下行的现象。我国工人群体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工人群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而难以进入中产；一些大学毕业生因房价、生活成本高企等原因，成为大城市的“蚁族”群落，同样难以跨入中产行列，有的甚至从中产状态下行到中产以下，不满情绪有所增加。

　　在我国中产阶层尚未形成理想规模的情况下，近年来却出现了社会上升通道堵塞等苗头性问题，如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农家子弟正趋于减少等，值得各方高度关注。中产阶层上升之路如被堵死，社会阶层的流动如趋于停滞，社会的生机就会弱化。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制度性依托，应给予更大发展空间。为培育广大的中产阶层，还应控制和降低大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发挥税收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

　　从经济学视角看，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不同行业分配不公问题较为突出。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中，转移支付缺乏法制化，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规范制度，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不高。

　　过去十年，我国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出现下降。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1995年～2006年间从59%逐年下降到47%，相应地，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79个百分点。而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国家，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2008年基本都在60%以上，高时达到90%。

　　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经济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减少，近来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政府、企业和个人如何合理分配经济增长利益，如何破解经济竞争力较快提升与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的矛盾，对于我国经济竞争力优化和社会分配格局再塑，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收入的行业差距问题，特别是垄断行业管理层高收入问题，在社会上引发热议。我国税收政策需要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享受的利益和承受的税负应趋于平衡。如何最优地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如何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如何做大社保“救生圈”，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急迫课题。

　　发挥慈善事业在调节国民收入中的作用，也应尽快进入决策者视野。外国有很多富人拿出几百亿美元甚至全部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对缓解贫富差距、弥补行政力量的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中国很多富人做慈善事业的积极性不高，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比如缺乏捐赠免税等激励机制，一些基金管理运作不透明，以及一些地方官员腐败等。

　　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是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浙江贫富差距相对较小，全民创业是根本因素。老百姓发展机会平等是均富的基础，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老百姓对二次分配的依赖性会大大降低。应继续推进民营化，引导民间资本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

　　按照中央要求，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已经明晰，就是“控高”、“扩中”、“提低”，但在执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如何破解这些阻力，须尽快寻求对策方案。应将调节收入分配纳入国家新一轮的战略规划中。建议在制订“十二五”规划时，把逐步提高国民收入作为核心条款写到规划中去，并设定具体目标和实现步骤。比如，建立国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钩的机制，每年在确立GDP增长目标时，也要对城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进行设定。同时，在立法规划中，优先考虑调节收入分配的立法事项。

　　从政治学视角看，贫富分化问题，对我国的制度体制等形成了新的挑战，需要决策层面作出相应调整。如一些进城务工及被动城市化的农民群体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其中有的人便以极端手段谋取财物，近几年在城市里出现的一些重大治安事件往往与此有关。

　　在话语权方面，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等机关中，来自农民、工人的代表、委员比例越来越少，这种安排会对政府未来的收入分配决策产生影响。一些大学的农家子弟比例减少，使得他们进入社会上层、改变命运的机会降低。当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还处在政策性阶段。在社会各个阶层利益格局趋于复杂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将各方的诉求在法治的平台上加以解决，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对收入分配是否公正的认知，直接关系到人们心态的变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低收入群体也可能非常满足，而在开放社会中，一些高收入者也可能因为比较对象的不同而产生不满情绪。近来，网上出现“晒收入”等新现象，网民的跟帖中折射出社会情绪的变化，很容易转化为不稳定行为，不容小视。

　　中产阶层要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不仅要有恒产，而且要有坚定的价值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贫富分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严峻现实，我们亟须剖析富裕阶层与贫困群众之间的“心理漠视”和“精神隔阂”，探讨以何种方式实现贫富阶层之间的理解和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