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住别墅的富人

　　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高度分化，在社会中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高、低收入阶层或者说富有与贫困阶层。

　　目前，国内的收入差距悬殊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阶层之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小，资本收益占比过大。有关专家反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交替加速，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劳资矛盾加深。其中税收调节不力，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集中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现行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不够。税制体系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有学者研究指出，2007年全国流转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40.8%左右，所得税占比为26.2%。直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比较少，除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车船税外，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个人收入调节体系。这种税制格局虽有利于取得财政收入，但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

　　另外，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税种设置不科学，调节手段单一。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对调控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的税种严重缺位，特别是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税收调节手段。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有限，高收入者少缴税的现象十分突出。同时，消费税也不完善，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

　　受访专家指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覆盖个人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比如在取得收入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在消费环节征收一道消费税，对个人拥有的财产征收财产税，最后在遗产环节征收遗产税，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收入分配完整的调控体系。近期，需完善个人所得税、调整消费税税目，开征资本利得税。

　　接受采访的多位工薪人士认为，个人所得税的完善关键在体现公平，过节费、饭贴、交通补贴之类的体现人文关怀的“小钱”，不要纳入个税税基。“这种税给人的感觉是，总是从小老百姓头上刮钱。高收入者对征这点税是不在乎的，我们这些靠工资养家糊口的，生活成本本来就很高，再拿走哪怕几十块、百把块钱，就意味着要少消费这么多。”上海工薪收入者王有德说。

　　专家建议，消费税税目可以考虑将一些高档滋补品和保健药品、高档桑拿美容、高尔夫球、卡拉OK等高档娱乐活动纳入征收范围，消费税税率的结构也应该进一步深化，考虑把烟酒产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重新分类，对其中的一级高档品提高税率。

　　开征资本利得税是最近民间非常强烈的呼声。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余云辉博士说，今年1月份税务总局已经明确对限售股转让所得征缴个人所得税，可以在此基础上扩大一步，对投资证券市场、房地产所得征税。“财富群体的巨额财富来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楼市和股市，这一趋势非常明显。很多人打着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幌子，其实，股市中散户很少能盈利，大部分钱是被大投资者拿走的，应该征收这些人的所得税。楼市如果开征高额利得税，对遏制炒房会立竿见影。”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中长期可考虑推出物业税、遗产与赠与税。物业税在我国已酝酿多时，从世界经验看，推出这一税种只是时间问题。政府不可能一直靠卖地来获取收入，新的拆迁条例执行后，城市动迁将越来越难，成本会迅速增高。征收物业税是必然选择，关键是如何操作好，可考虑渐进推行，税率从低开始，随着时机成熟慢慢上调。

　　赠与税和遗产税是紧密相关的两个税种，赠与是生前转移财产，遗赠是死后转移财产，都是财产转移税，可实行统一的遗产与赠与税，其税率应该是累进税率，而且其累进级次和最高边际税率应该高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级次和最高边际税率。□

　　《瞭望》文章：不敢住别墅的富人

　　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有83.7%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应减小差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伟 徐寿松 颜秉光 陈冀

　　女儿嫁给富商之后

　　浙江萧山一退休干部和老伴带着4岁的外孙女和保姆一道生活。按理说，他们的日子应该很潇洒，因为女儿嫁入了一个房地产家族，之后和女婿在国外打拼事业。这老两口完全可以住在萧山的别墅里安享晚年。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从来不敢住别墅，生怕被人绑架，整天提心吊胆。

　　目前，他们经常带着外孙女辗转于萧山、杭州、上海等地，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住。有时候为了保险起见，甚至要到处租房子。老两口私下跟亲戚抱怨，真后悔女儿嫁给有钱人，这东躲西藏的日子跟逃犯有什么区别？

　　这是目前富人阶层对自己人身安全感到担忧的一个缩影。温州一位著名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他家里有两栋别墅，但是妻子根本不敢住。“家里的别墅靠近温州机场，其实很方便。但是万一我们半道被人绑架怎么办？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位人士还给本刊记者讲了一则故事。有个刚从监狱刑满释放的人，跑到他的公司，开口就是：“借给我20万。”他回答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对方威胁道：“你不认识我没关系，我认识你。”后来公司很多保安冲了进来，才没发生大事情。

　　2009年发生的温州别墅绑架案、深圳校园绑架案等，加剧了富人的紧张和恐惧情绪。温州一家商会的知名企业家郑先生对本刊记者说，他对社会治安很担心，如今许多富人都是“买栋别墅保姆住，买辆奔驰司机开”，自己生怕被人盯上。

　　茹女士原是一家媒体的主持人，与台湾一位商人结婚后进入家族企业工作。公司在江西有厂房，她和丈夫平时就住在厂区里的一栋小楼里。里面各种生活设施齐全，配有桑拿房和温泉池。茹女士说，住在外面不安全，而厂区昼夜有公司的保安看护。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营销系助理教授卢晓博士等人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有83.7%认为贫富差距过大，应减小差距。

　　“我随时可以走人”

　　有的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对财产安全的担忧。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富人把财产转移境外、办了绿卡。

　　北京的富豪陈先生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部门利益和体制问题纠结在一块，加上官员的腐败，中国的改革不继续推进很麻烦。”

　　目前，陈先生的夫人、两个小孩都在加拿大定居，早已购置了房产，人人握有绿卡。“我曾经尝试待在加拿大就不回来了。后来发现再有钱也融入不进西方的主流社会。另外，我在加拿大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接送孩子上下课，感觉特无聊，就一个人跑回来了，继续打点国内的生意。不过，我随时可以走人。”

　　多位温州企业家向本刊记者透露，温州企业家层面约有1/3办有绿卡，有的是因为小孩在外读书，为了方便照顾，有的是担心政策有变。温州一家商会的知名企业家郑先生说，山西整顿煤炭资源后，引发“国进民退”争议，一些富人开始收缩投资，不安全感明显上升。“像我现在就很少投资，感觉一般的投资都不安全。因为在不成熟的市场和不规范的经济秩序下，资金安全难有保障。”

　　北京一家融资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先生告诉本刊记者，他认识的富人里约80%的人想办或正在办移民，他们存在一种心态：害怕有一天自己的财产遭遇“国进民退”。

　　黑龙江省海伦县的徐先生今年35岁，在中俄边贸打拼了16年，如今身家上亿元。他的感受是，有的事情，往往有关职能部门要玩几个回合，经过几次反复，把你拖得精疲力竭后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富二代’这个群体其实很可怜”

　　近年来，杭州富家子飙车案等事件使“富二代”频繁曝光。他们呈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多为负面，比如挥金如土、只知享受不懂创造、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等。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一些“富二代”，他们中许多人认为，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一个群体。他们非常渴望能在宽松的环境下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承担起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责任。

　　24岁的小何是“富二代”中的一员，父亲是广东一家公司的老总。憨厚的小何说，“‘富二代’这个群体其实很可怜，由于父辈忙于打理生意，他们大多缺乏家庭关爱。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有时间陪我玩，就连周六、周日都去上班。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带我去玩，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刚到珠海，有客户打电话来说要谈生意，他二话不说马上调转车头往回赶。经历过几次后，我特别讨厌跟他出门，从来没玩尽兴过。”

　　小何说，他父亲由于是白手起家，20年来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中国制造和创造，给了他很多有益的教育。然而，并不是所有“富二代”都像他一样幸运：由于这些人的父辈十分忙碌，除了溺爱，根本不知道如何教育他们。“富二代”的饮食起居经常由老一辈或保姆打理，养成了“富二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有一个好朋友家里光宾利豪车就有2辆、保姆12个，这些保姆分工负责开门、擦地、烹饪和驾车等工作，他不需要自己去想或做任何一件事，一切都有专人进行专业服务。”

　　或许因为上述原因，一些“富二代”认为，这个群体普遍缺乏引导，没有方向感，物质来得太容易，精神生活却少得可怜。由于手里有大把的钱，毕业后又在家族企业工作，他们普遍没有危机意识，更谈不上社会责任了。有的在父母面前装成一个乖宝宝，背后却经常采取各种方式麻醉自己，或者一帮人拿豪车攀比、或到酒吧喝酒等。

　　一些“富二代”说，虽然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但由于父辈的光环罩在他们头上，无论他们学得多好、做得多棒，别人都会说“看，那是老板的孩子”。他们渴望证明自己，期待社会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唤醒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国家应加强对‘富二代’的正面引导，以社会教育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小何说。

　　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宋魁提出，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需要舆论保持客观公正，不要让人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富二代”，给他们的成长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比如，对普通交通肇事或其他事件中的责任人不要随意放大其“身份标签”。同时，应加强对富人阶层中先进典型的弘扬，只有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的富人多起来，倡导多元化的成功理念才能在社会公众中真正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