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文道：有话好好说(3)

　　都是常识

　　B：《常识》收集了31 篇时论，你像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

　　L：那个小男孩说的是大家知道却不敢说的。我承认，我有时候会写到这种状态。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只是写破了。可是我尽量希望写一些大家都知道，但是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比如，这几天，我和朋友聊到，某位大学校长因为没有被选进人大很惋惜。我觉得，难道大学校长那么崇高的地位，还不如人大重要吗？

　　B：《常识》收入了一篇关于刘翔的评论文章《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L：那只是一个运动员退场。又比如范跑跑，他只是做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一个人遇到灾难，想逃命，这是最正常的。拼死救人，才是不正常的。因为不正常，所以才伟大。范跑跑或许会觉得内疚，因为他的人性软弱战胜了某些价值上的理想，但是也不需要为此太过愧疚。

　　但是范跑跑也用不着因此就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双方都很极端，摆在中间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就被掩盖了。

　　B：你的时评文字比书评文字浅显很多，像是国外的那种小册子。

　　L：时评我不想写得太矫揉造作。文字得简单、清楚。

　　我们好像很难把时评和杂文分类。我写得或许有点像杂文，但它始终是时评。杂文注重文体的成就，文字的细致。时评不需要太多的修饰，也不需要太多的谋篇布局。要考虑怎么形成说服力，以及跟人讲道理的态度。而且时间很紧，几小时之内就要回应。

　　我下周回香港，在港大的新闻研究中心开课，教写时评。钱刚他们都在那里教书。我会让学生每周交一篇时评，跟报馆一样，头天出了事，大家在第二天晚上9 点前截稿。超过时间，就零分。

　　B：你的文字大量地进入大众媒介，你希望自己的文字产生怎样的效果？

　　L：我很希望影响一些人，不是上层。中国文人有做“国师”的传统，但是我的选择是往下的。我希望产生的效果其实很卑微，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善良的讨论问题的气氛。比如讨论范跑跑，不要那么激烈地拍凳子、拍桌子。我会慢慢地带来好好说话的气氛。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朱熹和陆九渊，鹅湖辩论，很温良。英国国会议员辩论，一定会说“with all my respect”。信上明明在体无完肤地攻击你，但落款还是“您永远忠心的仆人”。你也许觉得这很虚伪，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相信，相信大家都在真心地讨论，讨论的动机是真心希望事情好起来。

　　只不过彼此的问题不同，对共同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如此而已。不要怀疑对方的人格。我们都是一样的，希望国家好。这很重要。

　　如果你问我，我的希望能成为现实吗？有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或许没有，但是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要只看结果，自己做了什么比较重要。

　　在香港，文化人是最边缘的。没人理你，失败对我们来讲，是习惯的。香港文化人习惯失败，习惯不受重视，习惯没有影响。这20 多年来，太多的专栏被停，节目被停，杂志倒闭。什么事我们都遇到过了。我很骄傲，自己能坚持下来。

　　前阵子，北岛说，在香港能写诗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因为在香港写诗，根本没人理你。在内地，诗人再边缘，还是会有杂志来采访，刊登书评。但在香港，连影子都没有。出版一本书，只卖出几百本、几十本。如果这样，你还写诗，你还不是真正的诗人吗？

　　我很幸运，被大家注意到。如果回到过去的状态，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们本来就那样。很多香港文化人不习惯被注意，不习惯在灯光下，因为我们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香港人、内地客

　　B：作为一名港人，你经常穿梭于内地。这两种身份带给你怎样的局限和便利？

　　L：这是人类学家的状态。人类学家在调查不同的文化、国度、社群、民族时，先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用当地人的方式思考问题。但是“跳出来”最重要，用当地人想不到的角度，研究他们觉得是常识的东西。鱼不知道水的存在，但是水对于鱼来讲，是最正常、最自然的东西。只有当鱼跳出去，才会发现原来水那么重要，不过那时候它就快死了。对大家来讲，生活里有很多像水一样的东西，那就是常识，我们依靠常识而活，但是我们平常未必知道常识有多重要。

　　人类学家更妙的是，他不仅调查别人，还回看原来的自己。他处于游离状态，对双方都有一种保持距离的省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是华人社会，但是它们的文化、生活常识很不同。我经常在这几地跑，觉得自己就像是华人社会里的人类学家。

　　B：香港人对内地人还是抱着焦虑的态度，内地人在一些香港人眼中就是第三者，当发生矛盾时，他们会归罪于第三者。

　　L：香港人的这种想法和他们的本土意识有关。香港人的本土意识的历史很短，大概起源于上世纪70 年代。上世纪60 年代，“文革”刚开始，很多人逃到香港。当年的香港人带着面包和牛奶，在香港和深圳的边界等，见到有人过来，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把食物给那人。

　　前阵子，我读到香港时事评论家林行止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林先生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逃过来的。当时，他被抓了。警察给他衣服穿，给他饭吃，问他有没有受伤、冻坏。按照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警察还是照顾他。因为上世纪60 年代的很多香港人也是跑过来的，感觉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来早了，你晚来一步。

　　到了上世纪70 年代，香港边境开始封锁，社会福利开始好转，自足的社会体制开始形成，土生土长的一代香港人出来了，这些人没有逃难过，和内地隔离了，并且开始形成一种观念—香港和内地是不一样的。

　　香港经济起飞之后，看不起落后的内地。于是，香港本土意识也就形成了。现在，香港很有秩序、很文明、很整洁，公务员很廉洁。这些变化都是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的。有人批评中国人不文明。我对此非常乐观，因为我见过香港人的变化，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就把一群不排队的人变成现在这样遵守公共秩序。不排队、不礼貌、不文明，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劣根性。

　　现在，内地迅速崛起；被人赶上，香港人的焦虑感来了。香港人刚来内地，最不习惯在饭馆叫服务员，觉得很没礼貌，后来慢慢就习惯了。随着香港慢慢地融入，短短20 年兴起的香港本土意识一定会逐渐消失、融化。

　　we are ready

　　B：我去过香港几次，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较疏离。

　　L：平时，让香港人动员起来，参与大型社会运动，比较难。香港人一向这样，永远在必要的时候，才像疯了一样。他们被逼急了，就出来了。

　　香港人捐钱一向很慷慨。比如，1991 年华东水灾，香港是全世界捐款最多的地方。2004 年南亚大海啸，香港也是全世界人均捐款最多的地方。香港的乐施会的捐款者不是大机构、大商家，是十几万香港市民，他们每个月固定地向乐施会捐款。很多香港人都有参加慈善、志愿者组织的习惯。

　　B：在关爱世界方面，香港比内地做得好一些。

　　L：我很希望汶川地震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你考美国的本科，学校一定会问你，在中学干过什么。他们不仅看成绩，看你是否做过学生会主席，还会看你做过哪些志愿工作。美国的高中生会去孤儿院给孤儿讲故事，去养老院看望老人。进了大学之后，他们继续当志愿者，这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现在，在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当地都有欧美、日本的大学生。甚至还有大学生在柬埔寨找地雷、铺路、搭桥、盖房子。我从来没有在这些地方见到中国大学生。

　　今天，我们讲中国崛起，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有软实力。可是，世界公民、真正的大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对世界付出了多少关心？不是派海军去亚丁湾那么简单，而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

　　希望将来，中国的年轻人能去落后地区做事，让别人看到中国人不只是关起门来拼命赚钱。我的一个理想和愿望就是帮助中国做到这点。

　　B：在汶川地震中，民间也自发地进行援助，不过都是小股力量，没有被整合起来。

　　L：汶川的救灾情景很感人，但是也很混乱。我们太没有经验，太没有组织。我们的公民社会太弱小，太仰赖政府，但是政府有时候真的不能够解决所有的事情。

　　相比之下，国外有很成熟的公民组织传统。南亚海啸发生后，红十字会、联合国发展基金会、乐施会、绿色和平等十几个NGO 组织立刻过去。他们不是去所谓的救灾，而是开会，评估灾区情况。红十字会最有医疗能力，他们去救人。乐施会擅长把污水处理成食用水。有一个组织擅长建设灾区建筑。

　　这些NGO 组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彼此又很清楚，所以合作默契。

　　香港有很多人登记为无国界医生，平常招募，接受培训。一遇到灾难，一接到电话，24 小时之内就上飞机，赶往灾区或者战地。有一个组织叫无国界通讯，他们干的就是中国移动干的事。这个组织很妙，全世界才几十个人。他们都是专业人士，一遇到灾难，他们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每个人都有一只很大的箱子，架开，就是一个电话站，能上网。他们真的是we are ready。

　　我们老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们对灾难没有做准备？汶川地震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它是长期的承诺。我和李宗盛讨论，演艺界不要只是出来义唱、捐钱一下。李宗盛有一个想法，为灾区的孩子写歌，一年一首，陪着孩子长大。如果他做到的话，这个想法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