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文道：有话好好说

　　导语：1 月，梁文道的新书《常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时评集，是梁文道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

　　陈丹青有匪气，梁文道有痞气。两人都是光头，脾气说不上好。1月10 日，两人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新书。陈老师在进场之前，就气炸了。梁老师比较斯文，但在开场后，也有点火。

　　那天有一群读者被拦在门外，不让进。陈丹青一看就急了，认为“太过分”。见室内还有空位，陈丹青让读者进来，但是管理员不让，说有安全问题。陈丹青当时就气炸了，这是卖书，有那么危险吗？

　　梁文道和陈丹青一样，不守规矩，让读者往前坐，就在读者争着搬椅子的时候，保安开始呵斥读者。梁文道火了，怎么能这么对待读者？他对随后赶来的经理说，保安不能骂人。这时有一个读者提醒梁文道，保安只是态度不好，没有骂人。

　　一天之后，梁文道提起这件事。他说：“以前有一种穷人，虽然穷，但是有尊严，这叫清贫。有钱人，不仅有钱，而且有贵气，富贵。不是那种在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小心得罪他，就拍桌子的爆发户。但是，现在大多数人贫而贱，富而不贵，大家用很粗暴的方法彼此对待。那个保安，我猜他可能不知道还有什么应对方法，他们平常就是那样被人对待的。我很难过，有那么多人活得这么没有尊严。我说保安骂人，那是香港人的常识。读者说，保安没有骂人，这是另外一种常识。”

　　梁文道认为，这是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比如，在奶粉里不下毒是做人的责任，不是企业责任。他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粗浅的道理，但是大家凡事都要往“深处”钻。“比如探讨毒奶粉的问题，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最近，梁文道把近两年写的时评在内地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常识》。他在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里这样解释书名：“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梁文道在三年前开始出书。作为一个拥有11 个专栏的文化人，梁文道出书很晚。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写的文章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他几乎不在电脑上保存文章，在媒体上刊登了，也不看。但后来发现自己评论过的矿难还在发生，那些对过去事件的评论到现在还有意义。加上朋友开了出版社，自己当了老板，总要捧自家的场，于是开始出书。不过，梁文道对自己的书还是有保留。他说：“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本书，大家如果真的要买，要三思而后行。”

　　B=《外滩画报》

　　L= 梁文道

　　一边先生，一边时尚

　　B：你从小就是“坏学生”吗？

　　L：小学，我在台湾接受教育，特别喜欢参加重要仪式。我的嗓门特别大，声音洪亮，被选为每天早上升旗的司仪。我站在台上，指挥大家立正排队，敬军礼。我优秀到这个程度。

　　那时的梦想就是入党，后来终于搞清楚了，入党有什么用。台湾高中有军训课，要练枪、跑步。如果你是党员，可以少跑两圈，所以大家都想入党。

　　B：你是《时尚先生》2008 年度的“时尚先生”。

　　L：其实《Esquire》的美国版和英国版的深度文章、评论、政治报道都很厉害，只不过到了中国之后，被时尚化了。《Esquire》原来也很时尚，但是时尚有很多做法。现在，《 Esquire》不是不关心时尚，而是认为一个人可以同时关心时尚和政治、学术等。

　　《Esquire》的英美版每年都会选出“Men of the Year”。这是年度先生，不是时尚先生，获选的有政治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商人、设计师、建筑师、医生，连从事民间草根运动的人也会入选。时尚这两个字是来到中国以后加上去的。

　　B：你不仅看人文新闻类杂志, 还看时尚杂志，都看哪些时尚杂志？

　　L：杂志我看得很多很杂，时尚杂志一般是在打的、坐飞机和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如果坐飞机，就在机场买来看。我看《Esquire》和《GQ》。建筑设计类的也看，比如英文版的《Metropolis》、日本著名的设计杂志《Casa BRUTUS》。我看杂志很快，不细读。一篇文章，我注意它的编排、结构、主干，很快就知道它在说什么。一份杂志，我很快就知道它的定位和主旨。

　　B：你既要主持，还要写文章、读书、看杂志、演讲。你哪来的时间？

　　L：很多人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需要一段调整、变速的时间，而我可以直接进入，就像跑车一样，从1 公里加速到150 公里只需要0.6 秒。我之所以晚下楼15 分钟，是因为在写稿。一写完，我就下楼和你们聊天，聊完之后，我要回房写信，写完信去做节目。中间我不需要任何调整。我一直形容自己是工匠，很职业。

　　一座大型建筑，几个亡灵

　　B：你曾做过实验剧场，办过牛棚书院。现在还“动手”做这些吗？

　　L：前几天还有朋友劝我回去做剧场，但是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我和林奕华在上世纪80 年代就认识了，是老朋友。我很晚加入进念二十面体。荣念曾有个作品的执行导演就是我。那时，我的主要身份是剧评人，偶尔掺和编剧、导演。上世纪90 年代初，北京出了牟森等一批人，林克欢是“老大”。那时，孟京辉还年轻，他去香港导戏，我写剧评。

　　B：现在你还会“动手”做一些跟社会有直接联系、互动的事情吗？

　　L：几年前，我策划了一个展览，为那些在大型公共建筑施工中死亡、受伤、残障的工人建造纪念碑。

　　很多香港大型公共建筑，在施工中，难免伤亡，比如香港赤角机场，死了十几个人。我觉得应该建一座纪念碑，纪念工人的血汗，唤起大家的重视，提高对工人的合法赔偿。

　　我召集了一群艺术家，做了各个大型建筑的工伤纪念碑的模型。纪念碑不一定是雄伟的碑状，比如，在树下挂一块小牌子，牌子在晚上会反光，亮晶晶的，看起来像是萤火虫在树下发亮，这意指那些建筑都包含了一点一滴，如星星一般的工人的生命。但是直到现在，政府都不同意我们把计划付诸实现。

　　那一阵，我很难过，走进很多大楼，都会感到楼里有灵魂。以前盖宫殿、神庙之前，要先埋活人下去，镇住房子。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这样。每一座建筑的底下都有一个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