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品书单：《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

　　导语：2004年的深秋，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与吴晓波宾馆对坐闲谈，席间王石问了吴晓波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是一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却促成了吴晓波在之后的宏大创作计划，在完成了《激荡三十年》上下卷的出版后，吴晓波又追向历史深处，在2009年初出版了新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上卷。

　　事实上，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中，有些问题一直是众多企业家心头的疑问——如同王石的疑惑一样，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30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态，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还有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这同样是一群没有答案的问题，尽管关于中国历史的图书早已汗牛充栋，国内外无数学者专家均从不同角度探寻过答案，但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历史上的企业家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而这也构成了吴晓波新著《跌荡一百年》的主要线索与记述内容。

　　因此故，一些尘封百年的泛黄记忆再次浮现在世人面前，却与现世如此迥异：

　　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兵工厂已经无迹可寻；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现在只剩下一个游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馆；张之洞的“亚洲最大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只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旧机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总部如今是一个时尚的休闲会所；当年的“机器之母”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大拆迁，这里将在两年后成为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展区；在梁启超赞许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南通，张謇和他的大生集团都已成为历史烟云中的传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绣娘”沈寿的忘年恋情；在无锡，荣家兄弟的梅园花枝烂漫，他们的纺织厂和面粉厂成了需要保护的“工业遗址”；在集美小镇，陈嘉庚的故事更像海平线尽头那个缥缈的风帆远影……还有研制出了精盐的范旭东，沉船长江的虞洽卿，棉花大王穆藕初，银行家张公权，以及“中国船王”卢作孚，或者一直被认为是恶商丑辈的盛宣怀、胡雪岩、周学熙和宋子文等等，一批批连最年长的人都要费力记起的人，又在吴晓波的笔下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