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官员境况追访：感慨不能指望退回官场(4)

　　回头看，只能感慨物是人非。门新国说，当年跻身山东十大私营企业之列的黄河集团早已搬迁到了上海；他在黄河集团负责开发的那个工业园区早已易主了；他和曾经力邀他下海的那个老板，已几年未谋面。

　　门新国的下海境遇，乃客观的偶然因素所致，而其他失败的下海官员，多数只能归咎于自己。尤其是那些并未做好下海准备的官场不顺者，赌一时之气逞一时之勇，匆匆找家私营企业，急奔而去，最后的结果往往难如人意，或者黯然神伤，或者失踪人海。

　　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记者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记者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郑宁说，下海无异于再活一次，你想重新开始，必须从心开始，以欢喜的心态，体验商海人生，甘蔗没有两头甜，你不能什么都想要。真下海了，你就不能惦记着官场的好处，必须敢于面对下海后的种种不测，愿赌服输！

　　游宪生说，生意遇到挫折的时候，别人会说，何苦，如果不下海，或许都副省长级别的高官了，“我就劝自己，既然下海了，就不能这样想。”

　　郑和游，素未谋面，从无交流，但他们均认为在商言商，按照商场的逻辑，做正派商人，至关重要。他们承认为官经历对他们做生意是有益处的，但益处不是利用政治资源搞商业贿赂。

　　能否“回头是岸”

　　无论你怎么全身而退，你都不能指望退回官场了。回访中，部分下海官员感慨开弓没有回头箭。

　　“我是不想退回去了，但我希望下海官员能有‘回头是岸’的通道。”游宪生所谓的回头是岸，指的是下海官员重返官场重新跻身党政干部群体。

　　游宪生说，官员下海之后的经历对于从政，是可贵的人生经验。无论是当高管做职业经理人，还是做老板做私营企业主，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感悟如果能够带到党政机关，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宏观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大有裨益。

　　近十年来，官员下海的制度性规范越来越多，官员下海的通道已经打通，现在的问题是，下来的官员能否再上去，下海的他们还有没有机会重新上岸？

　　曾为公务员法撰写学习培训教材的安徽省政府法制办李兵认为，游宪生提出的下海官员回头是岸重新为官的命题，存在三个小问题：首先是思想上想不想，其次是制度上能不能，最后是道理上该不该。

　　游宪生说，他不想，不代表所有的下海官员都不想。他说的没错。部分下海官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在和记者交流时，都曾流露出回头是岸的想法，但他们知道，现有制度下，也只能想想而已。

　　就“能不能”而言，诸多受访者认为需从两个角度去谈论：首先，下海官员自身有没有重返官场的能力；其次，现有制度有没有为下海官员准备好上岸的通道。

　　谈到前者，有下海官员举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为例说，如果吴这样的下海官员重返政府，应该比过去更胜任。2002年，吴敏一辞去温州市副市长职务，下海经商做职业经理人，先在红蜻蜓集团，后在哈尔滨秋林集团任总裁，综观他的经历，起初研究宏观经济，继而管理地方经济，近来经营集团公司，从宏观到微观，都一一经历过，刚过50岁的他，年龄上也是可以接受的。

　　论及后者，当过市长助理、地方高速公路公司董事长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游劝荣说，如果是组织上安排下海的，当然能重返官场，如果是自己执意下海的，而且办理了辞职或者退休手续，目前的制度是不能让他们回头是岸的。过去的确有过做好企业当上高官的个案，浙江重庆也有私营企业主出任副部级高官的例证，但制度层面则无普遍性。

　　至于说“该不该”，游劝荣说，从法理上看，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去官场任职，下海官员当然也不例外。可是，要突破现有干部选拔制度，专门给下海官员创设一个新的制度规范，铺设一条重返官场的通道，既对兢兢业业的公务员不公平，也无现实必要性，因为“党政机关总体上并不缺少下海官员那样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