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22日 11:30 《外滩画报》
“他迟早会拿诺贝尔奖”
“虽然一切有点疑幻疑真,但我努力镇静下来,现在至少还可以走路。”得知自己获奖后,钱永健在接受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主编亚当·史密斯采访时说。
但钱永健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他任教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不少学生照样天天看到这个头发花白、穿着普通的小个子中年男人,骑自行车在校园里晃悠。“更像一个不得志的小公务员,”有人这样评论。有些好奇的学生特意上网查看他的照片,确认他们在校园里遇到的究竟是不是这个大科学家。
钱永健等三人的获奖原因,是发现并改造了绿色荧光蛋白(GFP)。这种蛋白提取自水母,能发出绿色荧光,让肉眼无法辨识的细胞显示踪迹,有助于对癌细胞或HIV细胞活动的研究。有人评论说,这是一种能“照亮细胞的蛋白。”
1960年,日本化学家下村修无意发现了这种蛋白,加大圣迭戈分校“钱永健实验室”的成就则是优化荧光蛋白,使原本只能发出绿光的GFP变色,最后制造出像彩虹一样多种颜色的蛋白。
“我父亲死于癌症,哥哥Richard的导师也是。我很高兴我们的研究能对治疗癌症作出一点贡献,”钱永健这样告诉媒体。
“他迟早会拿诺贝尔奖的,”一个在圣迭戈分校念生物化学的中国学生在博客上写道。“看过他做的东西,没人会怀疑他在这个领域的杰出能力,他的研究堪称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
在获奖演讲中,钱永健显示了一幅用多色荧光蛋白完成的画作:绿色的树林在红色的夕阳下摇摆,引起全场听众的会心微笑。
钱永健的工作似乎总是离不开颜色。“我从小就对明亮的色彩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喜爱。我总是告诉学生,要给枯燥的试验找点乐子,否则有时很难走得更远。对我来说,看着这些色彩在试管里蔓延,就像那些细胞在和你对话,告诉你它们是活的,这远比做那些没有颜色的试验有趣的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沙尔菲在演讲时,提起他认识钱永健的经过:“一次有人跑来问我:你能让绿色荧光蛋白变色吗?我想了想,说应该不能。那人跟我说:有个家伙就可以。”他边说边放映出一张钱永健大头照的幻灯片。
尽管科学家对野生水母体内的绿色荧光蛋白钻研了几十年,但这种蛋白依然很不可控。钱永健是第一个致力于改造绿色荧光蛋白的人。他的实验室已经开发出蓝、青、黄、橙色系列的荧光蛋白。
“Roger(钱永健)的研究大大拓宽了荧光蛋白的应用范围,”沙尔菲评价说。
“癌症研究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多色荧光蛋白标记技术被推崇为“为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带来一场革命”,钱永建却自谦说:“我只是将一本晦涩的小说,变成一部通俗电影而已。”
钱永健1952年出生在纽约。“我们家几乎人人都搞科研。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护士。作为一个华裔妇女,这是她在二战时期唯一能找到的与科学沾边的工作。”
他是三个儿子中的老三。虽然名叫“永健”,少年时代身体却不大好,经常被哮喘病羁绊于室内。他很快对化学着了迷,和两个哥哥在家中地下室作实验。
16岁时,凭借对金属如何与硫氰酸盐结合的研究,钱永健获得西屋科学天才奖——美国最具声望的青少年科学竞赛之一,参赛者以高中生为主,被称为“少年诺贝尔奖”。
这为他进哈佛铺平了道路。但他在哈佛的日子不很顺心,很快就对化学课生厌。“那时所谓的化学课,就是照书本上写的作试验。我讨厌这种学习方式,于是开始四处寻觅,最终发现神经生物学更有意思。”
大学毕业后,钱永健步大哥的后尘,拿着奖学金前往剑桥深造。“在那里,我重新燃起对化学的兴趣。多亏碰到了好的导师,他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指导我研究。”他对记者回忆道。
听到刚从牛津回国的二哥说,这位叫理查德·艾德里安(Richard Adrian)的导师的研究领域是神经与肌肉间的电生理特性,钱永健喊道:“肌肉?太冷门了!我想研究的是大脑。”
1977年秋,在剑桥丘吉尔学院,他第一次遇到艾德里安。“他是个穿着非常考究的英国绅士,带着高贵的英国口音问:你是不是认为肌肉很冷门?”
在剑桥,钱永健一边研究神经生物学,一边发掘自己制造实验工具的天赋。他为追踪细胞内钙含量,发明出一种改进型有机染料:与钙质结合时,荧光颜色会发生戏剧性变化。他还找到为钙质“上妆”的方法,使染料无需注射即可穿透细胞壁。
“事实上,做生化学研究难免会遇到化学问题。多数生化学家都特别讨厌、至少是害怕那些化学问题,而我很幸运地喜欢化学。在这方面我有优势。”他告诉记者。“我意识到,我对化学本身不感兴趣,但对用化学帮我们找到试验的突破口很感兴趣。”
他将自称是一个在盲人群中的半盲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没有对手——多数生化学家不懂化学,多数化学家也不懂生化学。”比起科学家头衔,钱永健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工具制造者”。
获奖后,钱永健曾透露,将来可能不会再花费很多时间继续研究荧光蛋白,他不会满足一个领域的研究:“癌症研究才是我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