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音乐之外的漫游

　　导语：为什么我采访的女艺术家都有这样一双 “伤口般”的眼睛，充满神秘，让人无法碰触。写诗的翟永明，做雕塑的向京、还有眼前这位朱哲琴，从视觉到听觉，再到语言。

　　朱哲琴身材娇小，但气场足够。歌手身材小，台上视觉效果不占优势，2000年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天唱人间》演唱会，记者买最便宜的票，坐在最后排，她穿着重叠繁复的服装，出现在舞台上，并没有渺小的感觉，靠的就是气场。那场演出，是用演奏带伴唱。事后有人怀疑她假唱，因为她现场的音色与唱片没有区别，好得不真实。事实上，她在录音棚里都是一次就过，用不着混音修修补补。

　　翟永明和向京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艺术家，而朱哲琴展现的，却是一个与性别无关的音乐世界。从最初的《黄孩子》，到一举成名的《阿姐鼓》，直到最近的《七日谈》和《波罗密多》，她是自由而任性的女声，自云“超现实主义与月亮的融合”。“达达娃”，是朱哲琴的另一个名字，“达达”主义是超现实，“达娃”是藏语里的月亮。做世界音乐的朱哲琴用藏语为自己命名非常好理解，可达达主义……她强调自己其实一直喜欢超现实主义，并在自己身上总结出很多超现实主义现象：身材那么娇小，但声音却那么大；还有就是对生命的看法，人们通常接受的观念就是死亡乃万物俱灭，但她将死亡和诞生看作相同的东西。

　　这已经是哲学上的意义，朱哲琴的确是中国少有的用人声探索哲学意义的艺术家。

　　朱哲琴是湖南人，生于广州，从很小就开始唱，进入儿童艺术团体，天赋很好，从来就讨厌练声，音域却非常宽广明亮，但父母并不支持她以唱歌为职业。1990年大学毕业时，广州流行乐坛因为毗邻香港的关系，领内地风气之先，出了很多像解承强、李海鹰这样的制作高手，是她出道的领路人，她还得过青年歌手大赛第二名。记者记得当时有一本叫做《流行歌曲》的简谱本，诸如《酒干倘卖无》等歌的结尾处都标着“那英演唱”、“朱哲琴演唱”等，其实那不过是内地歌手们的口水翻唱，力求学得像而已。后来的这批歌手，出息了的大多成了流行歌曲天王天后。而朱哲琴，唱着唱着，完全变了调，做起了最早的“概念唱片”。

　　因为她遇到了何训田。

　　何训田当时在四川音乐学院当老师。朱哲琴不想进入体制内的歌舞团，她喜欢自由的生活，想当导游，可以到处玩。何训田在音乐上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明白朱哲琴这种自由的天性和宽广的音域对他们俩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时，唱片包括专辑都没有主题和完整的概念表达，而是歌曲的拼凑，如果有，那也是《长征组歌》或者《东方红》。何训田和朱哲琴当然不属于《东方红》时代，他们很清楚自己想围绕一个主题做一张概念唱片。

　　在做带有巴蜀文化特点的 《黄孩子》时，他们就在思考自己是谁，究竟迷失在哪里。之后，他们去了西藏，开始寻找自己。

　　当时的西藏远不像今天这样成为人人狂喝的心灵鸡汤，人人都可以在西藏找自己内心某一刻的映照，或者溜进八廓街的玛吉阿米找点可口的藏餐。而在当时，听说他们要去，周围的人担心的是：当地人不欢迎你，向你们吐口水，你们会没吃没住的，你们没法和当地人融合。但何训田和朱哲琴不相信一面之辞，他们要的是“看见”和“经历”。她戴着朋友妈妈的一顶土毛线帽，穿着旧式土棉袄，有点像打官司的秋菊，就这样到了拉萨。一去，她就觉得跟那里很有缘分。并没有人向他们吐口水，人们都在专注祷告。她在大昭寺跟着一个老太太采集声音，老人一直在朝拜，在念颂祈祷，很专注。她打开采样机，老人发现了朱哲琴，就把她的头按在祭坛上，意思是说，你也祈福，你也会得到加持，得到福报。那一瞬间，朱哲琴觉得一切都释然。这就是慈悲。

　　1995年，《阿姐鼓》出世。朱哲琴用既甜美又妩媚，既静谧又狂放，既超凡又入世的女声，将藏族文化中的“人皮鼓”由凄厉之美变成崇高之美。崇高一直是何训田与朱哲琴所追求的，在之后的《七日谈》、《波罗密多》等专辑中，“西藏”的特色已经隐去，但崇高感一直清晰地持续。《阿姐鼓》是中国第一张概念唱片，也是第一张获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唱片，在这之前，印度、拉美、非洲的音乐都在世界音乐史上留下了足迹，《阿姐鼓》使得中国的世界音乐也有了这种可能。可以说何训田与朱哲琴开创了中国的世界音乐，并一步到位将中国的世界音乐提升到最高水平。如果有人为在金色大厅举办独唱音乐会而沾沾自喜的话，那朱哲琴的演唱会经历远远傲立其上，她所获得的实质性国际音乐奖项更是数不胜数。

　　之后的朱哲琴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采风、创作，她已经多了一个听上去十分西藏的艺名“达达娃”，但她不愿把“西藏”看成她的代名词，她说：一直唱《阿姐鼓》，她会死的。她的眼界放到更宽广的亚洲地区。《七日谈》呈现泛亚洲的东西，对应的是有、情、真、生、善、美、无这七种觉悟，或者称人生的七个阶段，其中第七“无”，是无歌词的即兴吟唱。《波罗密多》有印度的民间乐器，汉传佛教的偈子，有一段《心经》由朱哲琴演唱，这次演唱不同于《阿姐鼓》“力”的表现，而是自在、平和的歌声。

　　对于《七日谈》和《波罗密多》里大量的宗教和哲学内容，朱哲琴表示，她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信徒，但她相信佛陀的真理：没有神，或者说人人都可以成为神，人是自救的，而不是等待他救。藏历马年，她去转神山，快到顶时，看见藏族司机拿出一个干净的小包裹，包了很多层，打开一看，是一本经书。她问：“师傅，你念的什么啊？”司机说：“祝愿世间万物众生祥和。”她大大地感动了，因为多少人拜佛就是求升官发财，一个西藏的普通司机却有如此大的胸怀。她在拉萨看到，那些贫穷的藏民，白发苍苍，每个人怀中都揣着散钱，见人就施给。在那样人迹稀少的恶劣地区，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不发自内心带着慈悲去维系，早就分崩离析。同时，宗教使她以善良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她在印度旅行，混乱不堪的火车站上，到处游荡着小流氓，他们冲她不怀好意地笑，她并不恼，报以善意的笑，这笑居然感染了那些小流氓，不仅没有骚扰她，反而还帮她提行李。她相信人性本善，一定要耐心去激发这善。这也是慈悲心。

　　2007年，已经远嫁加拿大的朱哲琴回到中国，云南迪庆州的书记齐扎拉想让她帮助整理一下香格里拉古城经堂的颂经，她与喇嘛们一起工作时，正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马和励与夫人到访。马和励发现朱哲琴是理想的UNDP中国亲善大使人选，因为在多年的艺术探索生涯中，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多次成为朱哲琴的灵感来源，朱哲琴对这些地区文化遗产传承所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困境也有相当的了解，便用1美元的年薪聘任朱哲琴做了2009年至2010年的亲善大使。

　　今年初上任后，朱哲琴与工作组一起发起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行动，这个行动由音乐和手工艺两部分组成。4月到7月，朱哲琴先后在五个省区做音乐旅行和田野调查，谈及这段经历，她说：“我天天觉得很幸运，看到这么多壮丽的山水，听到那么多很原味的音乐，我的营养太好了。但是回到城市里，一方面经济好像很发达，一方面又好像没有希望。经常性地，当我进入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觉得生命无限美好。但是当我一面对现实，我发现落差很大，我会觉得很糟糕、很痛心，怀疑周围的意义。能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少，只是几个主张，天天在轮番出场。”但朱哲琴不是个被动的人，哪怕每天只有那几个主张在轮番出场，她也要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玩出花样。她会以音乐旅行为素材，以保护和再生的双向理念制作一套CD，对这些少数民族的音乐进行艺术推广，还会邀请知名设计师对少数民族的手工进行设计，进行新的营销，中国不能只做A货，有那么多美丽的元素可以进行原创设计，她要借此来“增进整个区域与外界的相关了解和交流，以文化的复兴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复兴”。如此愿望，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也许过于宏大，但对UNDP亲善大使，确实是一份尽责的职守。

　　朱哲琴的艺术生涯达到过巅峰，她看到人生最美的风景，唱出天籁般的歌声，而且受到过那么多的加持与祝福，甚至在个人生活上也堪称美满：何训田使朱哲琴成为达达娃，达达娃让何训田的音乐有了完美的载体，虽然他们最终并不在一起，有各自的爱人，但他们继续相互成就，并达成精神上的映照。这样的人生，朱哲琴不会再有遗憾和畏惧，惟剩梦想，有一个梦想就是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开演唱会。 感谢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