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阳光之下

　　“这里的人非常可爱，欢乐、外向、机敏、亲切。他们的城市依水而建，安全干净。他们的社会繁荣、秩序井然，人人平等。食物美味，啤酒冰冷，阳光灿烂。每一个街角都有咖啡店。默多克不在这里了。再没有比这里更美好的生活。”

　　——比尔-布莱森《澳洲烤焦了》

　　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故事是，英国人莱恩·埃文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乡村小旅馆里，跟老板要一杯白葡萄酒。

　　老板瞅了他半天，道：“怎么恁的娘娘腔？”

　　那是60年前，澳大利亚男人不喝葡萄酒，他们喝啤酒、威士忌，或者波特酒、雪梨酒(在葡萄酒中加烈酒)。至于葡萄酒，那是给女人喝的，或者假模假式的上流社会。

　　今天，虽然比不上法国，但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爱葡萄酒的英语国家，人均每年消费26瓶葡萄酒。

　　在牧羊、牧牛、种小麦之前，澳大利亚人已经在种葡萄了。在小镇有干净的饮用水之前，人们已经在酿葡萄酒了。葡萄酒一直在澳大利亚人的血液里，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他们的第一棵葡萄藤是阿瑟·菲利普船长带来的。这位船长从里约热内卢和好望角剪了葡萄枝，保存在潮湿的沙子里，当时他的行李里还有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咖啡豆、香蕉、苹果、草莓、橘子、柠檬、番石榴、梨、竹子、温柏树、橡胶树……

　　那是1788年，阿瑟船长的“第一舰队”押解了满满一船的犯人。当时大英帝国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女王决定将一些小贼、妓女、皮条客们流放到新发现的澳大利亚大陆。一个倒霉的家伙就因为偷了12根黄瓜被流放到这里。

　　虽然是错误的葡萄和气候，菲利普船长还是在距离悉尼20英里的Parramatta种下了3英亩的葡萄园。为此，英国政府特地释放了两个法国战俘，千里迢迢赶来帮他。英国人以为法国人天生懂得种葡萄，没想到，两个法国佬关于葡萄酒的知识不比爱斯基摩人多多少。他们酿出来的葡萄酒酒精味极重，两人没事就自饮自乐，喝得越多，越是种不出好葡萄来。这样折腾了12年后，这个葡萄园终于还是酿出了一点葡萄酒，虽然算不得好酒，至少是可以喝的。

　　同时，就在Parramatta河的北岸，一个德国人种了1英亩的葡萄园。没有人知道他的酒好不好，但他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个葡萄栽培学家。故事的关键在于这是个德国人，多年以后，正是德国人将巴罗萨山谷变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地之一。

　　现代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业是从那个差点被当做娘娘腔的埃文斯开始的。他是澳大利亚第一个葡萄酒专栏作家，编写了第一本澳大利亚葡萄酒百科全书，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这个五短身材、爱酒如命的英国人让澳大利亚人开始懂得如何欣赏自己的葡萄酒，也让外面的世界渐渐了解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好处。

　　3年前，他在悉尼去世，死时75岁。传言他有着黄金的舌头，伟大的味蕾，还有一个天才的肝脏。

　　本来，我们计划先去猎人谷——悉尼郊外一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找他的学生詹姆斯·哈利戴(James Halliday)——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酒评家聊天，然后到悉尼的Bulletin Place餐厅喝杯酒。Bulletin Place是埃文斯在60年代开的一家餐厅。70年代，那里是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圣地，周一午餐俱乐部，经常举行盲品酒会。

　　不巧的是，詹姆斯·哈利戴正在塔斯马尼亚当葡萄酒竞赛裁判，我们只好放弃悉尼的采访计划，从悉尼直飞阿德莱德——南澳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城市。

　　1月9日，阿德莱德

　　葡萄产量最多的地方

　　我一直搞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葡萄藤有这样的情结，没人愿意看一件衣服变成衣服之前的棉花，也没人愿意看看鱼子酱是怎么做成的，但你给他一小截葡萄藤，他就以为自己到了天堂。

　　从悉尼到阿德莱德，已经是下午14点。一出机场大厅，立刻感觉到这里的热度非同寻常，阳光亮得刺眼，腿上隐隐有灼烧感。

　　阿德莱德是南澳的首府，建于1836年，是世上为数不多的、先规划后建设的城市。设计者叫威廉·莱特，原本是个军人，后来因为肺结核，转行做了艺术家。英国殖民政府委托他建设一个“美丽、有益健康”的城市，因为这里是澳大利亚唯一可以自由殖民的州府。受威廉·佩恩和田园城市运动的影响，莱特所设计的城市呈棋盘状，建筑区之间有宽敞的大街和公共广场，城市周围有公园环绕。

　　《孤独的星球》上说，阿德莱德流淌着“追求享乐”的血液。的确，在白色的沙滩与如画的青山之间，可爱的建筑、教堂、街道和花园错落有致，郊外的葡萄园酿造澳大利亚最好的美酒。澳大利亚人的性格有点像美国人，开心、乐观、直爽，但不像美国人那么张扬，同时，他们行驶左车道，喝下午茶，玩板球，喜欢给建筑物加上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很英国范儿。

　　“阿德莱德”就是以英王威廉四世的王后的名字命名的。我查了一下这位王后的生平，她是一个德国公主，出生于1792年，26岁时嫁给威廉四世，比国王小20多岁，婚姻幸福，但子女早夭。

　　也许是这个名字的缘故，阿德莱德给我一种很女性化的感觉。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是一座孤独的城市。北部和西部是数百万公顷的灼热沙漠，南面是大海，直通南极洲，只有它的东部是城市，但与墨尔本相距450英里，到悉尼也有两个多小时的飞机。

　　但它一直是澳大利亚最有趣的城市，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尤其在60年代，一些在澳大利亚被禁的书在这里都可以自由流通，允许裸泳，同性恋合法……

　　当然，我们是来看葡萄的——在澳大利亚的产酒区中，南澳起步较晚，但发展最快，一度占据全国78%的产量，现在仍占一半以上。

　　阿德莱德是南澳最早种植葡萄藤的地方。1837年，就在南澳宣布为独立的州府不久，人们沿着阿德莱德山脉种下了雷司令、唯德和、歌海娜、马尔白克、Tokay，居然都长得极好。其中最著名的是奔富医生，这位有着“诗人的面孔和钢琴家的手指”的英国医生在阿德莱德山脚下的Magill庄园里种了一小块葡萄园，想着能治疗病人的贫血症，没想到他的名字后来成了澳大利亚最好的红葡萄酒品牌。

　　如今，阿德莱德城内已经看不到什么葡萄园，但它仍是整个南澳产区的心脏，每年举办各种葡萄美酒节、美食节，许多葡萄酒组织和协会都驻在这里，还有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研究中心。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错的出发点。从市区开车，往东20分钟是阿德莱德丘陵，那里气候凉爽，擅长酿制长相思、莎当妮、赛美蓉；往北1小时左右，则可到著名的巴罗萨山谷，气候炎热，以西拉、雷司令风味最佳；往南40分钟是迈克拉伦谷，一个温暖的沿海产区，以甘美馥郁的西拉闻名；最南端则是库拉瓦拉，著名的红土地最适宜生长赤霞珠。

　　1月10日，阿德莱德丘陵

　　男人的梦想是一个葡萄园

　　睁开眼，一看表，已经11点15分了。我从床上跳起来，给约翰·爱德华打电话。昨天他说好11点来酒店接我们去他的酒庄。接到我火急火燎的电话时，约翰正在洗车，淋了一身的水，无奈地说：“冷静，你还在悉尼时间里吧？阿德莱德比悉尼晚半个小时呢。”

　　果然，15分钟后，约翰出现在我的门口。他穿一件极花哨的T恤，戴着墨镜，块头很大，尤其是肚子。这样的体形，居然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笑起来表情很夸张，一点不像快60岁的人，你忍不住喜欢这个家伙。

　　他是“小巷”(The Lane)酒庄的老板。一家很年轻的酒庄，不到20年的时间，已经在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业闯出很好的名声，莎当妮、赛美蓉的评价尤其高，同时还经营一家很棒的餐厅。

　　今天的阳光比昨天更猛烈，加上又是正午，几乎能闻到柏油路融化的焦味，路边掉满了橡胶树的枯枝，叶子们太过饥渴，终于玉石俱焚。这种树是澳大利亚的标志，你走到哪里都能见到它，高大美丽，生存能力极强，无论多么严酷的气候，都能存活下来。

　　但愿山里能凉快点，我想着。

　　阿德莱德丘陵是环绕城市东部边缘的一组山脉，海拔不到1000米，从市区过去就20分钟的车程。

　　“这里光线的强度，你在欧洲是看不到的。西班牙也许有，但法国没有。”约翰一边一开车，一边说话。

　　估计是。即使隔着车窗，我都能感觉到脸上、手臂上，到处都有小火苗在灼烧。突然想起一个在澳大利亚生活多年的朋友说的：“那里的生活很美好，如果你不软弱的话。”

　　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来说，这样的气候是上天的恩赐。在欧洲的收成季节，葡萄种植人要紧张地研究天象、飞禽，每天焦虑着阳光能不能给他的葡萄足够的糖分。如果收成季节再延长下去，他的果实很可能被一阵突然的暴雨、冰雹或者浓雾给毁掉。

　　但在这里，没人需要焦虑这些事情。阿德莱德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白天总是阳光充足，夜晚则凉爽带露。因为海拔的关系，阿德莱德丘陵的气候比城区要凉爽许多，日夜温差尤其大。像今天，白天的温度大概41摄氏度，到晚上估计能降到18摄氏度。这样，葡萄在白天获取的糖分，到了夜间可以得到充分调整，从而产生更加精致的果香和较高的天然酸度。

　　“换句话说，这里有法国的‘风土’和澳大利亚的阳光。”约翰非常得意，“酿出来的葡萄，既浓郁，又优雅。”

　　10分钟后，车逐渐离开市区，盘旋山路而上，沿路的风景愈发美丽。一个个空茫茫的牧场从眼前一闪而过，草都枯成了金黄色——这边的野草一到干旱季节就枯萎下去，保护自己。偶见几匹马、两三头牛在吃草，或者几个干草堆卷成的圆桶，晒在日光下，静静地像一幅油画。越往前，则绿意越浓，果园、葡萄园、小树林交错而过。

　　天空没有一片云，又高又蓝，蓝得好像不正常。

　　约翰的故事听起来有点像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在经营酒庄之前，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喝很多酒，抽很多烟，满世界飞来飞去。终于，一次飞行后，他的肺出了毛病，住院两个多星期，医生修好了肺，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坐飞机了。

　　出院以后，他带着妻子开车到了阿德莱德丘陵，看中了一块地。第二天，他们拿出全部积蓄买下了那块地，从此种上葡萄，酿起了酒。

　　那是1993年，刚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发展得最为红火的时候，拥有一个葡萄园成了很多澳大利亚男人的梦想，就像中国女人总想开一家咖啡厅、面包房什么的。但即使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真去实现这个梦，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首先，你得有很多很多钱；然后，你得有极好的眼光和运气，遇上一块潜力巨大，却还没被别人发现的土地；接下去的10年，你得非常勤劳，非常好学，非常幸运，天公作美，才有可能从这块土地里得到一点回报——今天葡萄酒业的竞争之激烈，超出你的想象。

　　在澳大利亚，很多酒庄都是子承父业，这样事情就会简单很多。但约翰的父亲是开卡车的，爷爷是木匠，他们一辈子没跟葡萄酒发生过什么关系，因为根本喝不起。

　　“只有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才开始学着喝一点葡萄酒，我母亲喜欢喝我酿的长相思。”

　　车子开始进入哈恩多夫——一个藏在深山中的小镇。镇上居民都是德国人的后裔，从1838年开始，他们就世代居住在这里，靠牧羊、种菜、酿酒为生。约翰指着路边的一家巧克力店说，这是当年德国人在这里建的第一座房子。再往前一点的一家花店，是第一对在哈恩多夫结婚的夫妻的新房，当时没有教堂，他们的婚礼是在一棵橡胶树下举行的。现在，哈恩多夫是一个以旅游为主业的小镇，到处是酒庄、咖啡店、餐厅。这里比葡萄酒更出名的是德国熏猪蹄，每天都有无数人千山万水地跑到这里来吃猪蹄。

　　约翰的酒庄就在一条叫Ravens-wood的乡间小路上，他的酒庄一开始就以这条小路命名，后来干脆直接改名叫“小路”。

　　这是一个二层楼的小别墅，楼上是餐厅，楼下是酒窖。装修很简约，黑色钢结构，四壁都是落地玻璃窗。视野极佳，从任何一个角落望出去，都是大片的牧场和葡萄园，一黄一绿，一动一静。

　　约翰先带我们参观酒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很舍得下血本，除了巨大的压榨机，几乎所有的酿酒设备都是从法国、瑞士进口的，比澳大利亚的设备要贵上好几倍。一个从法国进口的不锈钢酒桶要50万美元，他有6个，尺寸都不一样，说这样能酿出6种不一样的酒来。他亲昵地拍拍这些酒桶，管它们叫“美人”。

　　“酿酒就像做实验。”约翰说，“你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变量，比如不同的采摘时间，不同的发酵温度，用不同的速度提取颜色与单宁，用不同的方法搅拌酒桶里的酒，保存在不同尺寸的酒桶里……”

　　“发酵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每天都要测量果汁的温度、酵母的活跃程度、糖分降低的速度……如果太快了，就冷却一点；如果太慢了，就加点热。”

　　在尝过几种不锈钢酒桶中存着的“超市酒”后，约翰带我们走到一排橡木桶前面，从第一桶中汲了一杯白葡萄酒出来。莎当妮，一尝，酸味很冲。

　　然后他走到第二桶，又汲了一杯出来，还是莎当妮，但清亮绵密，只觉得唇齿间余味缠绵。

　　“你感觉到第一桶的力道了？”他看着我，似乎急于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点点头，他说：“第一桶和第二桶唯一的区别是，第一桶的葡萄早采了7天。我们管它叫‘上帝的信使’，像不像一个士兵很紧张地立正敬礼？”

　　“第二桶就很性感。”他端起酒杯又尝了一口，“很软，很柔滑，很性感……”

　　“第一桶很重要，因为它告诉我，只要再等7天，你就能得到第二桶那样的味道了。第一桶是法国酒的味道，因为在法国，葡萄只能到这种成熟度了，但在澳大利亚，我们可以让它更成熟。所以，我说，法国酒的结构，澳大利亚的阳光和土壤，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合吗？”

　　“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尝一下这些酒桶里的酒味道怎么样。那种香味极其迷人，就像清晨4点走进面包房，新鲜的面包刚刚出炉……”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见到了约翰的妻子海伦。她是一位可爱的女士，温柔可亲，一点不像女强人。她年轻时一定很美。岁月在她身上留下了痕迹，但所谓优雅地老去，大概就是她这样的女人。

　　她在阿德莱德附近的一个小渔港长大。小时候，她的父亲经常带她和姐姐到阿德莱德玩，父亲总是愿意开车带她们在丘陵一带转转。从那时候起，她就想，以后要能生活在这里，该多好。

　　大学毕业后，她离开家，在大城市工作了很多年。她的事业很成功，在一家大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还是阿德莱德圣彼得学院的校董会成员。但是，随着约翰的酒庄生意越做越大，她辞掉了原来的工作，专心帮他打理餐厅的生意。

　　“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牵着狗在葡萄园里散步，约翰在旁边骑车，然后我们一起散步到酒庄，他酿酒，我管理餐厅。”海伦说。

　　这里还让她迷上了摄影，怎么拍也拍不够，“这里的光线很特别。早晨总是蒙着一层薄雾，到了黄昏，光线是金色的”。

　　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海军，一个设计师，也辞掉原来的工作，加入了他们的家族生意。

　　“4个孙子，将来一个种葡萄，一个酿酒，一个当律师，一个做会计，唯一的小孙女最聪明，将来做酒庄老板。”约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午餐非常丰盛。开胃菜是炸虾、橄榄、甜菜根，新鲜面包，至于主菜，我和海伦吃的是烤肺鱼，鲜美多汁，两位男士点的是猪肉，猪皮烤得又焦又脆，吱吱作响。

　　席间换了3瓶酒，一瓶长相思与赛美蓉的混调酒，一瓶莎当妮，还有一瓶西拉。

　　那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第一顿午餐。十几天后，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回想那顿午餐我们都谈了些什么，基本上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但当时那种愉快的感觉很容易就能从大脑里再次调出来。一个陌生的国家，舒适的餐厅，冷气开到十足，每个人都喝了五六杯葡萄酒，没醉，但醺醺然，很满足。

　　还有约翰说的一句话：“如果有人说，食物和酒搭配是废话，我说他妈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尝过一份体面的午餐，配上一杯合适的美酒，他不懂得什么是上天的恩赐。”

　　吃完饭，我们想看看他们的葡萄园，海伦陪着我们走，约翰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出来。因为胖，他怕热，就以摩托车代步。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两只苏格兰牧羊犬，一黑一黄，欢天喜地地跳进摩托车后面的拖车里。约翰笑逐颜开，用力拍了拍它们的身体，叫道：“好女孩，好女孩。”原来是他们的狗，两姐妹，一只叫麦克斯，一只叫芬尼。

　　从酒庄的高地下去，不到3分钟，就走到他们住的地方。那是一幢独立的单层小别墅，门口种了蓝色的素馨花，屋前是一片小树林，屋后就是他们的葡萄园了。站在高处看，一排排葡萄藤像绿色的波浪一样，从四面八方向远处绵延起伏而去，相当壮观。

　　“这里的海拔大概有400多米，因为是波状地形，土壤的类型、土地的朝向、阳光的方向都不一样，可以种许多不同类型的葡萄。比如火山土壤种出来的葡萄颗粒饱满，但结构和味道不佳；砂砾土壤虽然贫瘠，但含有许多微量元素，种出来的葡萄矿物质丰富，可以用来酿高品质的酒。光线的区别也很大，有的葡萄喜欢整天晒太阳，有的喜欢待在阴影里，有的只喜欢早晨的光，不喜欢下午的光……”

　　他在每瓶葡萄酒上都标注了经纬度，把那一行数字输入到“Google地球”，你就能得到用来酿这瓶酒的葡萄准确的产地位置。

　　“我如此相信脚下这块土地的潜力。”约翰说，“假以时日，一定会酿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我这辈子也许看不到，但我的孩子们会看到。”

　　他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小屋所在的地方是一片西红柿地，酒庄那个地方是一个牛棚，用来搁干草堆的。

　　“野草长得这么高。”约翰指了指自己的膝盖说，“从那里往下看，你看不到一棵葡萄藤。”

　　“但是，当我们从野草间走过，那些美丽的树、美丽的牛，我就想，这么美丽的地方，没理由酿不出美丽的葡萄酒。”

　　而海伦一直相信，是她父亲把他们指引到这块土地面前的。她的父亲去世已有多年，但是第一次站在这块土地上，她耳边真的能听见父亲对她说：“这里很好。”

　　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相信父亲在天堂，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感到欣慰。

　　在书房外的墙壁上，我看到她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一个英俊的空军军官，他参加过“二战”，在新几内亚作战。

　　“他们那一代人牺牲很多，就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海伦轻轻地说。

　　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那段历史，与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还有一点有趣的关联。

　　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后，英国撤回远东的军队，将澳大利亚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丘吉尔要求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兵——让澳大利亚军人为了大英帝国的荣耀放弃自己的家人。结果，他们没有听从丘吉尔的命令，转而在新几内亚作战，从而牵制了日本人对澳大利亚的进攻。

　　正是“二战”中对英国希望的幻灭，使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大海无法阻隔敌人，如果他们不利用那些空旷的土地，总会有人来觊觎。从50年代开始，他们开放移民政策，人口从700万一下子增加到1800万。欧洲人不断涌入这个地方，尤其是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从此，这个国家突然多了许多热爱咖啡、橄榄、芝士、葡萄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