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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问南来意——香港新移民中的南来文人

　　黄灿然所写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的生活场景，不同于早年“南来作家”强调的异乡人的孤立无援，他写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乐。摄影－廖伟棠

　　文_廖伟棠

　　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从北向南，移动着文化中国的边境线，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南来”是古文说法，即来南方之意。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戴望舒，他于壮年来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运正好与香港重叠。他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文化版“星座”，利用自己在内地极盛的名声和号召力，网罗大量在战乱中的内地可能无法发表作品的一流作家，成功地在报纸上重建了一个流亡中的文化中国。而当他被日军逮捕下狱以及出狱后被困香港，他的诗风为之一转：开始面向人民说话、并且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完全相融于一体。

　　戴望舒与其他一些南来文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强烈的“家”感，香港薄扶林道林泉居就是他的家—不只是一个房子，家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戴望舒在香港度过他最快乐的、也最不幸的时光，因此香港成了他悲喜交集之所在。所谓“我随身携带着我的祖国”，有西方诗人曾如是说。人在，即国在，戴望舒在香港，则中国在香港，这是一代南来文人最大的意义。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南来文人是香港文化结构的绝对中坚，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诗人中的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力推现代主义，影响了日后大多数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学和艺术抬头，本土意识确立，南来文人的角色才渐渐减弱，甚至随着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创作日益蓬勃，南来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识相形反而见得保守落伍了。

　　“南来作家这个名字现在简直带点原罪的意思。”我曾听南来小说家、《香港文学》主编陶然如此说道。八九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中提到南来作家，莫名地总带点贬义，似乎总不如“土生土长”来得响亮，贬意的来由，陶然坦然道出：“后来许多所谓南来作家，他们对文学谈不上献身，只是利用文学进行交游，他们的名片上一大堆头衔，作品却贫乏欠缺，这形成了大众对南来作家的负面印象。”

　　幸好还有一批在1997前后来港的作家、文人，以无可非议的作品质量、文化视野甚至文化参与的力度，为“南来作家”一词挽回不少面子—当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南来作家，包括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用汉语写作、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偶然、也必然地，香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发声的平台。

　　黄灿然和郑单衣

　　这样的人，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黄灿然，1997年我初抵香港，身上唯一一个“名人”的联系电话，就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陈侗给我的黄灿然的电话。电话里的黄灿然是个急性子，和他翻译中的细致从容、诗歌中的沉着舒缓大相异趣，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有话说，总有创见。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诗歌中的那种自信，比如他这样写自己：“如果他有什么骄傲，那就是/他在现实中低头，/而不向现实低头。/他低头是为了向自己的胸坎/承认他与众不同”。也许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岁来港，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只好在工厂打工—就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阶层新移民一样；但是黄灿然没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钱，几年后考回暨南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喜欢外国文学，他又没有局限于新闻专业，而是自学英语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说的，英语词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语不但成为他的工作依靠(他毕业后一直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更成为他立命之本—国内普通读者知道黄灿然，更多的是因为他是翻译高手而不是诗人。但拥有诗歌写作、翻译、评论三项全能之力的，在香港，也斯之后唯独黄灿然。黄灿然作为一个诗人在其诗作中的敏感、明晰、准确与从容等特点，也呈现在其评论之中。

　　在文学以外的生活，黄灿然和一般香港市民无异，居住在福建人聚居的鲗鱼涌，每天上班下班，只是日夜颠倒。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生活场景，不同于早年“南来作家”强调的异乡人的孤立无援，他写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乐，作为一个老移民，只有涉及写作者的特殊身份问题的时候，他才显出与香港本土作家的不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使命感以及超越性，而不是后者安于现状的低调和平等。但他又能安于长期做一个报馆翻译，因为这份工作单纯、稳定且保障了他日间写作和阅读的时间，即使以他的名气和水平，他完全可以在香港胜任一个教授的职位或者一个公共文人的虚荣。

　　和黄灿然同属第三代诗人中佼佼者的郑单衣，他后于我一年多来港(1998)。作为诗人，他比黄灿然更孤傲—就跟他的诗一样，看得见的才气横溢，灵气骚动，并且毫不掩饰。很明显，香港人更能接受在实在中隐忍前进的福建人精神，而不是郑单衣的川贵式率性，因此单衣刚来港时颇不适意。直到几年后他的诗集《夏天的翅膀》被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译笔甚佳，销路颇广，郑单衣一下子在香港外籍文化界声名鹊起，继而在国外也得到一定的重视，被邀请参与各种诗歌节、研讨会等等，并多次举办收费诗歌朗诵会—那一段日子，单衣好像是香港唯一一个能以诗为生的诗人。但也许他对香港的生活始终不适应，从市区搬到了离岛坪洲，居住在一间很梦幻的屋子里画起了油画，偶尔，我在坪洲码头能碰见他逍遥的身影。据说现在他来往于家乡贵州与香港之间，无人能知其行止。我想，郑单衣从不曾认为自己移居了香港就是香港诗人，香港的生活也难以从他的超现实诗歌中窥见端倪，这倒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迫来港、视香港为客居流离之地的“南来文人”。

　　北岛

　　新移民知识分子中，勇于自认自己是香港诗人的人，谁都想不到是最大的异乡客：北岛。北岛一直在国内外的文学读者群中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内地诗人的代表，如今内地诗人代表成为了香港人，既显示了香港社会的包容性，更显示了诗人对此地的认可。2006年移居香港，是漂泊诗人北岛距离回不去的故乡最近的一次迁移，正如北岛对我说的：他早已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但是渐渐地他会去阅读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和吕大乐《四代香港人》这样象征了香港本土论述的经典之作，藉以了解他身处的奇特时空以及这时空中人与人的关系，无疑这样的主动理解比自绝于世要积极得多。而且，当北岛被香港中文大学延聘为正式教授之后，他牵头策划大型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两项计划，一下子使香港文化界充满了诗的声音，更是浪漫主义之举—试问要在一个被定性为商业至上社会的城市，举办貌似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节，几乎是堂吉诃德的行为，北岛硬是以自己的号召力办成了。

　　北岛另一行动是把经典的文学杂志《今天》移师香港出版，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今天》在香港重聚其力量，这当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北岛在香港定居，是《今天》来到香港的其中一个动因；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香港作为从属于汉语文化却又远离中心的一个特殊地区，具有一种与当年《今天》等非主流文化相似的游离气质，而作为当今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凝聚地带，香港又比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内地更成熟、因而酝酿了更多清醒和反抗的可能性。

　　北岛居港数年，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是散文集《城门开》，我常想象他在相对远离市区的马鞍山的工作室，埋首回忆他那失去的老北京的情景，山水迥异，故人白头，他独力为那个理不清的时代编织回忆的迷宫。现在他在香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诗歌节的筹办以及《今天》杂志的事务上，自己的诗写得少了，前些天欣闻他已暂停一切散文写作和专栏，重拾诗笔，令人颇生期待。

　　曹疏影和我

　　北岛和我、作家曹疏影常常在湾仔的“老北京”餐馆吃糖三角、京酱肉丝等地道北京菜，既是缓解北岛的乡愁，也缓解曹疏影对北京的怀念。青年作家曹疏影在北大求学八年，2005年毕业后移居香港，算是文化新移民中最年轻者之一，她来港后一直从事自由撰稿人和编辑的职业，五年间出版了三本书：童话集《和呼咪一起钓鱼》、散文集《虚齿记》和主编、采写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

　　曹疏影和我，居住在香港最大的离岛—大屿山岛上，所以曹疏影的写作也触及香港写作中较为人忽略的一面：香港的自然写作。这个传统，六十年代西西和也斯都曾贡献名篇，但近年被一面倒的城市写作掩盖，而曹疏影的近作短篇小说“苦菩湾”系列和即将出版的诗集《金雪》中的许多篇章都以大屿山或香港其他岛屿为背景，书写那个不为人知的宁静的香港。

　　但也许是因为年轻激进，曹疏影的作品明显比前辈作家有更多对香港社会现实的介入，比如童话集里有讽刺迪士尼乐园的一篇，散文集的第一辑借饮食来讨论内地与香港、中外的文化差异与撞击；而她和香港女作家邓小桦一起主编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则更有入世意义，直接介入香港敏感但又遭主流话语忽视的“准来港女性”(即与香港人结婚但未取得香港身份证、被迫留在香港生活的内地女性)问题。曹疏影和邓小桦组织了十位香港本土女作家，分别去采访十位准来港女性，听她们口述历史，个中甜酸苦辣，与十位作家的文化背景形成强大冲击，这是一个我们都已忘记的香港：那里，人们胼手胝足、捉襟见肘地生活，在金权世界的漠视下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同时那里的主流话语又在处心积虑地抹黑她们、隐蔽她们的困境。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化界对准来港女性的关注，甚至帮助解决了其中某些个案遭遇的难题，这也是作为新移民的作家对新移民群体问题最实在的介入。

　　在香港，与曹疏影同龄的新移民作家还有小说家葛亮、时评家熊一豆、书评家许骥等，年轻的他们与上一代新移民文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受过较完整的现代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位置有更清晰的认知。南来，已经不是当年的别无选择，更多的是自觉选择，因此香港对他们的意义也大不同了，既在之，便写之，上一代经过矛盾达致的从容，也许年青一代已经成竹在胸。

　　(作者系香港诗人，由于是回归后香港新移民政策的第一个获益者，被香港媒体称作001号回归诗人。)

　　说一声“我是香港人”，真不容易

　　一名新移民说，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 我很能理解她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

　　文_闾丘露薇

　　闾丘露薇

　　1969年出生于上海，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移居香港，1997年开始在凤凰卫视担任记者、主持人至今。

　　艰难的身份认同

　　曾经参加一个论坛，其中一个讲者和我一样，在上海出生，不过和我不同的地方是，她读小学时已经移民香港，不像我，当我拿到香港身份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学毕业三年的成年人了。

　　我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新移民，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台湾，当中不少，都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香港定居，并且在香港读书。但是，如果和这些朋友聊天，会发现他们和这个讲者一样，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了香港身份认同的感觉。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对于周边环境缺乏认同感，很多时候，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朋友圈子，而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过的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而父母忙于工作，因此更少有机会可以融入周边香港家庭。

　　事实上，在香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在一栋住宅大楼里面居住多年，可能都不知道周边的邻居到底是怎样的模样，虽然在电梯里面遇到，会客气地点头微笑一下。

　　有些小移民还要面对另外一个环境，那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一开始可能会遭到同学的歧视。这使得其中一些孩子，或者尽量不和同学接触，或者是埋头读书，缺乏和周边环境以及人的互动，就会延长身份认同的过程。

　　这位讲者说，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那是在2003年的7月1日，她身穿黑色T恤，不管是在铜锣湾闹市，还是回到家楼下，一路上，她的周边，都是身穿同样颜色衣服的人，那一天，她忽然感到一种释然。

　　我很能理解这位讲者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同样是一个瞬间，我站在中环立法会门外，眼前是那些为反对高铁预算通过而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我深刻地感觉到，我属于他们，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关心这个城市的未来。原来高铁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那样的重要，因为我关心政府会怎样花费这笔纳税人的钱，也关心因为这个项目，这个城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关心那些因为这个项目，生活状态要发生改变的陌生人群。

　　我对于香港人这个身份，终于找到了认同感。

　　当我自己不再面对身份认同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原本对这个城市的怯生生的感觉消失了，同时消失的，是对于歧视的在意，至少不会在意自己带着内地口音的广东话了，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在公共场合会刻意地讲广东话。

　　对移民并不包容的社会

　　只是，即便是到今天，已经在香港这个城市生活了16年的时间，即便自己已经认定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永久成员，即便手上早就拿到了永久身份证，在周边的很多人眼中，原来自己还是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香港人。

　　坐出租车，因为和朋友家人之间用普通话聊天，即便是相熟的出租车司机，也会顺理成章地认定我只是在香港暂居。而有意思的是，司机本人也是一个内地移民，只不过比我早很多，在他只有二三岁的时候和父母来到了香港。

　　接受一家香港本地媒体的采访，对方总是用“你们”和“我们”这样来进行区分，即便我再三声明，自己已经是香港永久居民，对方还是很认真地认定：“你们来自中国(内地)。”但是如果她看看自己的家人，即便不是她的父母，她的祖父母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就是她口中的“你们”。

　　香港并不是一个对移民包容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很势利。如果不能够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往往会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轻蔑，或者是一种疏离。但是，同一时间，只要你算得上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一员，或者是达官贵人，那么，即便是广东话依然带着乡音，都不再成为问题。当然，如果只会英文，却不会广东话，那更加不是问题。

　　这些还是心理上的隔离，对于我来说，更加在意的还是政策上对新移民是否存在歧视。没有住满七年无法享受政府综援，无法申请公屋，没有投票权，而今年关于六千元的争论(香港政府决定向每名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港币，但有本土团体反对向新移民派发福利)，更让人担心，政府是不是在带头进行族群的分化，把不满七年的非永久居民从这个社会割裂出来，因为在还富于民的派钱方法上，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用退税的方法，或者把这笔钱，全部投放在改善政府的福利措施上面，让急需要帮助的低下层人士直接受惠。

　　不过政府不是第一次这样做，1999年关于是否放开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来港的争论，特区政府提出了167万这个数字，吓怕了不少香港人，因为根据香港政府的描述，当如此多人一下子涌入香港的时候，香港的福利、住房等体系，就会面临崩溃。遗憾的是，对于政府的一面之词，媒体没有太多的质疑。

　　媒体对于新移民抱不友善的态度，同样不是现在的事情。从1980年代的影视作品，开始大量出现歧视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内容，在媒体上关于新移民的报道，让香港人，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老移民，都开始对这个族群产生一个标签化的印象：懒惰，依赖政府。

　　每年的会考，如果有新移民学生取得了好成绩，很多时候会成为新闻，因为这样的学生，会成为新移民上进的一个正面范例，似乎很励志。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也正是在反映媒体骨子里面的一种假设，那就是新移民学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新移民学生，跟不上香港的课程，在学校的表现普遍比较糟糕，而这些表现优异的学生，只不过是少数的异类。但现实是不是这样？这样的假设是不是有数据的支持？是不是在报道这些学生的时候，放开他们身上的新移民标签？

　　加入到公共进程中

　　新移民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歧视，并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在中国内地不同地域之间，都会看到，而且注定不会消失。而现在，经济竞争的因素更加成为主因，在人们看到自己发展的机会变少，或者经济环境变差，竞争开始激烈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些刚来的外来者，视为自己最直接的威胁，这样的情形，更多会出现在那些刚刚上岸的人身上，人们对于那些正准备上岸的人总是更加不留情，所以在歧视新移民上，很多刚刚从新移民成为老移民的人群，往往更不宽容。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对某个族群歧视，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导致族群的撕裂，更需要被关注。

　　就拿这些日子大家关注的内地孕妇到港产子的问题，现在香港出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只要在香港产子，孩子自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如果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地人，这些人群却往往要为生孩子的问题而烦恼，这是因为，这个群体中，很多属于低收入人群，他们无法像那些主动选择在香港产子的内地夫妻那样，负担私立医院的医疗费，而公立医院一刀切向他们收取相当于私家医院的收费，让这笔费用，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如果看数字的话，2010 年香港一共有8.8万个婴儿出生，当中7%是由港人内地妻子所生，但有3.2万名婴儿的父母都是内地人，政府的一刀切限制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政策，是不是歧视港人的内地妻子？

　　不过，在批评社会不包容、媒体不客观的时候，新移民这个群体，是不是可以主动地做一些事情，来慢慢改变人们的这种负面印象？来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

　　忽然想到了新加坡，刚刚过去的选举，新移民的表现，让媒体还有社会，开始关注到他们这个原本总是在政治议题上保持沉默的群体。他们的参与，也开始改变一些人对于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于香港。如果宽泛一点来谈论新移民的话，还有一批人，就是那些拿着中国护照，从海外来到香港的内地人，以及越来越多在香港读书之后留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学生。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对香港的公共事务并不关心，更不要说参与，即便是成为了永久居民，拥有了投票权，却从来不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利。身在香港，远望神州，享受着香港的好处，却无法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对香港的任何承担。

　　在香港，也没有太多的声音来关心新移民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话题，对于新移民的需求，依然停留在福利层面，至于那些新产生的生活无忧的新移民阶层，公共事务更是显得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移民更应该意识到参与公共事务，关心本地话题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可以让社会听到这个群体更多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更快地找到身份认同的一个方法。

　　不管是我，还是我所遇到的那个讲者，我们作为过来人的共同经历，那就是要让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以及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同时参与进去，相信自己和这个城市里面的其他人一起努力，可能会带来自己想要的那种改变。

　　香港移民大事记

　　●1974年之前，进入香港不受限制。

　　●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实行“抵垒政策”，即内地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到香港后能抵达市区，并接触到香港的亲人，便可在香港居留；若在边境范围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内地。

　　●1980年10月，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解政策及单程证制度。

　　●2001年，庄丰源案为内地孕妇在香港生子打开了大门。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2001年，香港推出输入内地专才计划。2006年推出面向全球的优才计划。

　　●2003年，香港开放自由行，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孩子，而大部分的父亲不是香港居民。这些婴儿被称为“港生一代”， 一生下来，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2003年，香港修改人口政策，规定新来港人士须于香港居住满七年才可申请综援和公屋，以及拥有投票的权利。

　　●2007年起，怀孕超过7个月的孕妇如果没有“预约纸”将被禁止入境。

　　●2011年3月6日，约逾万名市民参与了泛民主派发起的“反对短视预算案”大游行。

　　●2011年4月，香港医院管理局宣布，公立医院不再接受内地孕妇的预约。

　　●2011年4月，一批新移民及宗教组织，举行烛光晚会，批评香港政府派发6000港元对新移民构成歧视。(资料整理 实习生曾明瑞)

　　数字

　　45%

　　香港700多万人口当中，45%不是在香港出生。

　　3.2万人

　　香港2010年的出生率达8.8万人，其中3.2万人的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这个数字较10年前的620人，增加近52倍。

　　73.7%

　　2004-2011年2月底，持单程证抵港的新移民逾31万。其中，73.7%为女性，即内地新娘。居港尚未满七年的内地新娘已成为“新移民”的主流。

　　46.8%

　　新移民中有46.8%居住公营租屋(公屋)，40%住私人租屋，6%住政府居屋，其他占7.2%。

　　10多平方米

　　一般刚来港的新移民一家三四口挤在10多平方米的小间板房内可谓司空见惯，四五口人挤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内亦不乏其人。(资料整理 实习生曾明瑞)

　　港人为何排斥新移民

　　香港和内地最大的边界不是深圳河，是两地不同的法制。香港人的恐惧，不是恐惧内地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商业交往也没有问题，香港人恐惧的是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早晨在香港落马洲口岸，排队等候校车的过境上学儿童。摄影－孙炯

　　对话嘉宾

　　戴竞：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学生，2006年从内地来港读书。

　　邹君逸：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学生，香港出生。

　　陈景辉：香港“本土行动”成员，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何秀兰：香港立法会议员。

　　耿春亚：在港内地毕业生联合会主席。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主持人。

　　争夺资源

　　戴竞：讲到内地和香港本土的人才竞争问题，这点我挺有感受的。我有两个中学同学，本科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念的，念完之后他们都来香港找工作，一个去了巴黎银行的投资银行部，一个去了花旗银行，收入都非常好。香港同学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不难想象他们心里的感受，这些工作在香港的同学看来是最顶尖的，现在都被内地学生抢了，所以他们有一种恐慌、一种无奈。

　　闾丘露薇：邹君逸，刚才听了戴竞讲的，你觉得越来越多的内地生来港，是不是真的造成了本地生的恐慌？

　　邹君逸：与其说恐慌，不如说我们大多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香港同学知道我们的优势没有了。在中大有一个交流计划，每年有几百个同学可以回内地实习，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雇主都希望你有在内地工作或者实习的经验，所以有很多香港本地的同学愿意参加这样的计划。现在普通话的课程也越来越热门，我们都在尝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挑战和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我们接受这一点。

　　闾丘露薇：刚才我们讨论的都是发生在校园里的问题，其实在校园之外不同背景的族群也会有这样的冲突，互相很难去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陈景辉，你觉得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陈景辉：(香港)今天出现了“本土力量”(一个反对内地新移民获得香港人同等福利的网络小组)。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判断，但我觉得他们依然指出了香港社会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切实感受到的。譬如你去到旺角、尖沙咀、铜锣湾，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几乎都在讲普通话。我们以前去西洋菜街，基本上就是开讨论会，或者发传单、征集签名这些，但现在你会发现那里几乎全部都是内地游客。还有内地孕妇来港生产的事，现在的情况很夸张，每年香港新出生的婴儿中有一半是内地孕妇生产的。

　　在香港的知识界，对“本土力量”有很多批评。他们认为这班“本土力量”的朋友是一些排外的人，过于强调香港人的身份，而忘记了香港其实也是一个移民社会。

　　刚才讲的这些是现象，现在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观点。第一，我不支持“本土力量”说新移民是“蝗虫”的说法。第二，我想说我们也要同情地去看“本土力量”的观点。他们的种种反应，无论是对香港的公共医疗系统，还是香港的财政资源的分配，都是因为作为香港公民，我们没有办法参与决策。于是当他不能参与城市进程的时候，那种不由自主的失落，就会促使他们去找替罪羔羊。

　　何秀兰：刚才陈景辉提到香港人的身份问题。其实谁才是香港人？有一类人叫原居民，他们大多是新界农民，如果以法律和历史来看，他们才是香港人。而我们现在的大多数香港人都不是原居民。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以前的香港人对从内地偷渡来的人很友善，因为他们自己大多也是逃难过来的。

　　香港其实是有能力容纳新移民的，所以现在每年5万的单程证来港并不是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个人和个人之间可以共处，但当政府插手的时候就麻烦了— 我们香港政府经常是“点金成石”，他们一插手事情就糟糕了。90年代末的居港权之争，当时的规划环境地政局局长萧炯柱，他是一个我很尊重的官员，他那时候都讲如果有167万人过来，香港的排污系统是受不了的，每个人冲一次厕所，我们的排污系统就会垮掉。“本土力量”将内地人比作“蝗虫”其实就是那时延续下来的恐惧。

　　到了今天，对新移民的歧视主要集中在香港社会的底层。为什么？因为新移民不会影响到有钱人和城市中产，他们巴不得多一些内地人过来，买多几个LV。但是对底层的民众来说这种影响是很实际的。比如他排了很多年等公屋，就快轮到他的时候，突然说，有一个新移民是单亲妈妈，她的情况很凄惨，因此她要插队，这种时候他会怎样想？所以说新移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资源分配的问题，只是本地底层用新移民来做替罪羔羊。当政府告诉他们新移民过来就是占用你们现在的资源，他们的抗拒当然会很强烈。

　　“感染”社会

　　闾丘露薇：耿春亚，你作为一个从内地来香港很多年的新移民，你怎么看待香港人的身份问题？

　　耿春亚：我来香港已经8年多了，但还没有申请永久居民，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要申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领综援，也不可能去申请公屋，所以我不觉得香港身份对我来说是一件必要的事，相反我倒是担心如果申请了香港永久居民，那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内地)公民的身份，这是我不愿意的。

　　我们再来看派钱的事。我到香港8年了，但我不会领这6000块，说实话，我觉得受之有愧，这6000块和我没什么关系。

　　接着说生孩子的问题。这也没什么可争的，这个事情很简单，政府多投资办些医院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引进内地的资金和人才，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还有教育的问题也是一样，政府增大投入就可以了。内地人来得越多越好，对香港社会而言，这不会造成什么负担。这些人都是纳税人，他们能给香港创造价值。

　　闾丘露薇：针对耿春亚讲的，我想提两点。第一，每个内地来的新移民，当你在香港住满7年考虑是不是要拿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有一个因素是不该被忽视的，就是你可以有选票，你有了选举权。另外，这6000块钱的重点不是说你个人需不需要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项公共政策，既然是公共政策我们就要去讨论它背后的理念和思路。

　　《苹果日报》前阵子有篇文章，说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是“内地恶质社会”影响香港的又一个例子。所谓的恶质社会，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贪污、行贿、不排队、不守秩序等等，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到香港之后，会把这些也都带来香港。其实我想这也是很多香港人的担忧。我自己来香港十几年了，坦白讲我是觉得香港现在的公共卫生、公共秩序的确没有过去好。我自己也见到过一些事，比如有的从内地来的同学会给老师送礼希望能给他一个好成绩，这样的事情可能对香港本地的同学来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但另一方面，香港和内地的融合是无法避免的。人总是要来，这些不好的习惯也一定会被带来香港，所以我想问一下何秀兰，你觉得香港政府在面对这些必然要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何秀兰：文化的融合，其实由政府去做是不够的，也不会做得很有效，最大的能量是在传媒。无论是推动融合还是撕裂社群，传媒的力量都是最大的。这就需要社会上一批有影响力的，拿着笔或者拿着麦克风的人，大家一起打开自己的视野，平等地看待不同地方的中国人，甚至不只是中国人。

　　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不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但除了资源调配，在文化方面政府能做的很有限。这点可能和内地不同。在香港，政府的管制方式是通过法律，而法律只是管普通人不要谋财害命，不要伤害别人，不要做坏事，但是法律是不会要求大家做好事的，不会说你今天没有日行一善就要罚款。这可能是香港和内地的一个差异。我以前回内地听大家讲“五讲四美”，要这个美那个美，到处都在宣传，政府机关也挂这些口号出来。要是香港政府说这些，大家一定会笑。

　　其实香港和内地最大的边界不是深圳河，是两地不同的法制。香港人的恐惧，不是恐惧内地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商业交往也没有问题，香港人恐惧的是不守法的管治和行事方法。

　　(此文根据每月在香港举办的“我在中国”论坛“出·走”系列第三场对话编辑整理。整理者：浪子、黄海、黄庭坚、Stephen、田悠、冯自强、黄隽咏、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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