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1997年已过去十四个年头，香港跟内地关系越来越密切。通过“自由行”，“我可以去香港”早已成了一部分内地人的日常生活。还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通过单程证、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才计划、资本投资、读书等管道，到香港定居。新移民在香港生活如何？

　　曾有一首歌，传唱大江南北。那是民谣歌手艾敬唱的《我的1997》：

　　“1997快点儿到吧/八百伴衣服究竟怎么样/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如今1997年已过去十四个年头，香港跟内地关系越来越密切。通过“自由行”，“我可以去香港”早已成了一部分内地人的日常生活。还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通过单程证、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优才计划、资本投资、读书等管道，到香港定居。对于本港土著及老移民而言，这部分尚未在香港居住满七年的内地人，被称为“新移民”。

　　新移民在香港生活如何？请看《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梳理的香港新移民轨迹，香港一号移民、诗人廖伟棠讲述的文化移民故事，本刊记者描绘的香港天水围一带底层移民的生活现状，以及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记录的新移民融入香港社会的经历。最后，我们还探讨了香港本土社会对于新移民的复杂态度。

　　香港是一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放社会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冲突与包容。

　　香港是一个梦想，我们希望从中发现优良城市秩序、弥合族群分歧的治理之道。

　　他们改变了香港，也必将改变中国

　　内地新移民正成为香港社会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在建立一种新的话语权的同时，已逐渐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改变着今日的香港，而在将来，他们也必将改变了整个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

　　香港大学捐助人、印度商人么地爵士(Hormusjee Naorojee Mody)塑像。红地毯延伸处，是对外敞开的大门，不少内地尖子生选择到香港求学，接受迥异于内地的英式教育，他们每天经受着两个系统的差异与刺激，点滴在心的反思，可能每天都在进行。摄影_孙海

　　文_邱立本

　　在香港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炉效应”，它不仅熔合了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让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小岛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香港的体质，也意外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香港上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于政治的剧变，导致数百万人从中国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从董建华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诚，这批移民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改变了香港，让这个英国人统治的小城市，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东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体所说的“香港之死”的悲观预测，上升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从而取代东京，成为中国经济融进全球化浪潮的桥头堡。

　　正是这样的经济剧变，导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从中国的各地来到这个岛屿的新移民，和这个岛屿进行着奇特的互动，并且开创了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香港面对中国内地的一道门。1978年底，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和全球华人社会的关系出现变化，过去被视为危险的“海外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正面的关系，这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国人有机会来到这个有待解放的“白区”来探亲，或是从此定居这儿。

　　一些过去被监禁的国民党囚犯，也被释放到香港，他们有些人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因而只能待在香港。也有一些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在 1949年建国之初曾热情洋溢地回到祖国大陆，参与国家建设，但却历经“反右”与“文革”的折腾，也逐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到了香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聚居在北角和美孚新村一带，也成为了香港社会的一员。

　　当然更多的新移民是和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只是由于家属曾经和香港或海外有某种机缘，因利乘便，早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内地只打开了门缝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岛屿生活，成为香港人口统计中的数字。他们大多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村，受教育水平不高。在香港住在深水埗、大角嘴等新移民集居之处，房租便宜，担任底层的工作，当大厦的管理员，或在建筑工地当苦工，做一些本地人不太做、或不愿做的工作。

　　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资及工作，这也导致了两地联姻的“井喷”现象，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不少“粤港合作”的“80后婴儿潮”。越来越多的人潮，往来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也不断交换生命的碎片。

　　在1997年回归前后，这样的交流上升到新的高峰。过去的生命碎片，成为了新的权力板块。

　　新一波的来港移民，不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的驻港单位，它们都重视香港这个对外的窗口，在资金和资讯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再是那些来自广东乡下的底层移民，而是可能身怀巨款、与权力部门关系千丝万缕，这样的群体在香港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国前往全球先进国家留学的精英，毕业后不少也来到这个岛屿城市，体会这个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资银行业，说普通话的声音，逐渐代替了过去这个行业被英语所垄断的格局，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决策权，也不可逆转地落在来自中国“海归派”精英的手上。

　　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后来去了美国念新闻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权倾一时，成为香港金融界的高层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内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达720万港元。

　　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归派”的最爱。从纽约到伦敦，从巴黎到东京，中国受过最好的海外教育的新一代，都发现香港的奇妙吸引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有法治、也最有新闻自由的城市。这儿也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最近的国际城市，当然也吸引了这些共和国宠儿。他们住在过去只有白人才住的半山豪宅，在兰桂坊的酒吧，在那些必须穿上正装才能进去的高级俱乐部，过去都只是说英文的国际专业人士的最爱，但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响起了说普通话的声音。

　　在大学校园也是如此。香港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请来内地资深媒体人钱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中国内地曾任记者多年，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成为香港中学教科书中的范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记者。

　　这些有内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风貌。香港长期以来被西方专业精英所垄断的经济权力版图，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国情怀的海归派精英，以李小加为代表；汇合了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以钱钢为代表，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展示他们的权力肌肉，从商业到学术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新移民的足迹。

　　在香港交响乐团，乐手的名字是汉语拼音的团员，几乎接近一半。竞逐下届香港管弦乐团指挥(音乐总监)的过程中，来自上海、留学德国的吕嘉，被视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事实上，他目前正在澳门交响乐团担任指挥，也受到香港乐评人的好评。

　　在香港的医院，也出现越来越多中国海归派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更不要说在香港的大学校园，中国的海归派，已经是身居要位。这些知识新移民，了解国际的游戏规则，也了解中国的国情，因而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桥梁。

　　这座桥梁也通往新的财富之路。香港这几年成为了中国企业上市集资的重要战略重地，不少海归派就在其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当然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有关。中国的经济，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香港作为一个经济自由和落实法治的城市，也跃升为全球企业上市集资金额最高的的城市。

　　到了最近这几年，还出现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安排。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上层阶层，也喜欢换个身份。他们不仅来香港定居，生孩子，还喜欢炒楼，将香港的房子，在这两年间炒到历史的新高点，也将一些过去被视为只是中产阶层安身立命的地区，如太古城、又一城等，也炒成了豪宅，平均的价格，已超过了一万港元一平方英尺(约十万元一平米)。这也和香港人的收入水平脱钩，让香港的中产阶层望楼兴叹。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间，内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权力板块的移动。他们在香港的位置，也映照出时代的变化，展现了中国从锁国到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果。

　　未来中国的改革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这十几年间，中国新一代的大学生，在香港校园造成的冲击。尽管在大学本科中，来自内地的学生的比率还不是很高，但在研究生里，内地生已是占了绝大多数。从香港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的中国内地学生，都是成绩优秀的一个群体，他们求学香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学术氛围。他们之中，除了公费来读书的尖子生之外，还有不少是私费来港攻读学位。这些每年数以万计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也留在香港工作，或是去欧美国家留学，然后再重返香港，他们肯定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命运轨迹会带来巨大而又微妙的影响。

　　比如才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所毕业的贾选凝，是典型的中国80后，她的大学本科是在北京念的。在香港拿到硕士后，在《文汇报》出任副刊记者，但也在香港电台参与节目广播。她最近在香港著名的《信报》写一个有关城市感情的专栏《心经》，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

　　正在香港大学念经济的90后同学素珊说，她来到香港后，发现了一些过去根本看不到的书和电影，这也因此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规划，她决定在香港考研究生，争取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

　　这些二十来岁的中国新一代，都会不断进行香港和内地的比较，并对内地的制度创新作出思考。拥有香港生活经验的他们，每天都在比较两地的差异，为什么在法治、言论自由与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内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出入两个系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点滴在心头的反思。

　　这些反思到最后也许会成为中国改革的力量之源。如果香港可以，为什么中国内地不可以？如果香港可以落实法治，那么中国内地就理应对推动法治更有信心。如果香港的言论自由并没有带来什么祸害，中国内地就更应有信心将那些重重的限制减少、消除。当两地的这些对比不断出现时，它也会化为一股沛然的、莫之能御的力量，走进千万的人心中。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也强化了香港对北京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他们在中国成长的经验，对国家的认同，都有一种感染力量，使中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地位上升。每天在香港电视上出现的中国国歌，成为香港国民教育的主旋律。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专业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却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体所说的“洗脑”，而是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命运的承担。爱国不是被动地“唱好”，而是要主动寻找变革的新路径。

　　也就是在香港全新的平台上，新移民挥别原来的“路径依赖”，寻找超越过去既成体制的理念与实践，在国际化的香港，发现中国改革的最新灵感。

　　这也使香港的新移民社会洋溢着全新的动力。有些充满抱负的新移民甚至考虑要在香港的民主政治格局中参选，香港作为中国的民主先声，也有了内地元素掺杂其间。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将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他们改变了香港，也会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在香港与内地人民交换生命碎片的过程中，也必将淬炼一个新的香港。

　　(作者系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

　　“悲情市镇”天水围

　　天水围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这里的小社会，却带着很多新移民的总体特征。他们以女性为主，通常以婚姻途径移民至香港。她们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失望地过着隐忍日子。

　　记者_炫风 实习生 曾明瑞 香港报道

　　天水围，一条河渠相隔，南面是林立的住宅楼，北面是青绿的山。很多拜访过天水围的人，都赞这里环境优美。

　　不过天水围的美誉也仅限于此。这里处于香港的西北端，远离传统市中心，住户近30万，大部分都是租赁公屋(政府廉租房)的居民。这一带居民的家庭收入平均数，与市中心最高地区相比起来，差了两倍有余。

　　天水围离深圳近，离香港(市中心)远。天水围的北面就是深圳湾，离海关的车程是十几分钟，而离旺角的车程最快也要一小时。

　　《南都周刊》记者在这里碰到了很多来自内地的新移民。他们会像深圳河北岸的社区一样，偶尔组织在大树下唱唱普通话歌曲。这几年，港媒称他们为“新来港人士”，坊间则说他们是“新移民”。在香港，“新移民”往往指那些从中国内地移居到本地的人。

　　与1980年代以前的老移民，2001年以后的“港生一代”，或者凭富贵或学识赴港发展的移民群体不同，多年来，这里的新移民以女性为主，通常以婚姻途径移民至香港。另外，“行为不文明”、“贪心”、“行为怪异”等对新移民的负面印象，近年来(尤其开放自由行及赴港产子数量激增以后)更在香港人心中强化。

　　天水围未必是香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但这里的小社会，却带着很多新移民的总体特征——调查显示，教育程度低、消费力弱、夫妻不和等负面特征，在香港新移民家庭中比例更高，这与天水围的社会状况多有重合之处。

　　贫贱夫妻百事哀，大部分新移民家庭的收入低，家庭问题往往也较多。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接连发生的多宗社区家庭伦常惨剧，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一部反映天水围家庭题材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更与陆续增多的天水围新闻一起，合力使外界对香港新移民的看法，又加上了一个“悲情天水围”的标签。

　　2004年4月11日，天恒邨无业男子李柏森，用刀砍死了来自内地的妻子及两个亲生女儿，继而自杀，制造了震惊全港的天水围灭门惨案。这也是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故事原形。

　　电影以外，天水围和它的新移民们，真的这样悲情吗？

　　变形的香港梦

　　天水围本来是大片的鱼塘，从1990年代开始建设成为居民区。与香港大多数居民区一个最大的不同是，轻轨是这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而这里的空气质量明显要比市中心好。在这里，无论是本地原居民还是新移民，每天都习惯沿着轨道，在不同的街区聚散。

　　王霞(化名)是记者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天水围新移民。她的老家在浙江，6年前嫁给了一个香港的士司机。“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这里很漂亮。什么都是新的，跟老家完全不一样。”

　　也有一些香港人住在天水围为数不多的私人屋村里，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一个学生。她这样描述着这里的新移民：“在轻铁里，有时觉得他们很没教养，蹲在地上大声讲话，话题无聊，还要争位置坐。不过，看起来，这些新移民家庭主妇对孩子都非常照顾。”

　　王霞说，她早就察觉到这些本地人的异样眼光。在浙江老家时，她是一个卖手机的店员，平时档口之间都是大声吵闹，没人会说什么。“但这里不同。买东西都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口音，如果售货员听两三次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她很可能就会不做你的生意，甚至不理你。”

　　王霞是这里数万新移民中的一个，她们大多都是女性，来自内地的二三线小城市或者乡村，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往往过着失望的隐忍日子。

　　香港城市大学的梁丽清说，新移民之所以以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主要还是因为婚姻移民居多的缘故。“在这些家庭里，男方往往本身就是香港的低收入人士，经济能力就有限，于是到内地跨界觅妻。”

　　这种隔阂有时是两面不讨好。香港同根社(新移民妇女团体)一个社工向记者坦言，“回到内地，朋友们都不相信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在生活方式上有那么多矛盾。我总会时不时地跟新来港的姐妹说，来到香港，你就不能不适应香港的环境。”

　　在香港，新移民妇女往往也格外受到妇女团体的关注。类似的故事经常可以在女性团体宣传中读到：原住民老公对内地来的老婆态度恶劣，家务不做，家用不给，女方一般却选择隐忍。

　　“最主要是没地方住，只好忍了。”王霞摇了摇头。她和老公也不时会有争论，不过矛盾并不大。

　　这个周日，天水围几个社区都在举办卡拉OK歌会。像很多内地城市的社区一样，在一块小广场周围，挂着“严禁XX”等的标语，一些居民唱着普通话歌甚至红歌，其他街坊们就在一边围观——在平时，像广场唱歌这样的活动很少举行，因为涉及市政噪音；也很少有人带宠物下楼溜达，因为狗牌要钱，罚款很严。

　　“骗综援”

　　在记者的接触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居民，也就是在香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到港的人，通常会怀念过去靠勤奋去适应社会的日子，并对近年的新移民持鄙夷的态度。

　　“很多人在深圳有铺位，来到香港就拼命生，拿三四个孩子来骗综援。不做事，有几个孩子就拿几个孩子的钱，上边(指内地的收入)又拿，下面(指香港政府的援助)又拿。”一个50多岁的屋村看更的话语中，明显带着不满。

　　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不是全部。不过，特区政府没有能力调查每一个新移民在内地的真实经济背景，这使新移民的“贪心”印象更加负面。香港电台曾这样评论：“领取综援者，事实上以老人为主体，但一些骗援的个案却使新移民整体上成为了千夫所指。”

　　在天水围，不少女性新移民因为要照料孩子，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索性做了全职妈妈。她们面对社会援助的难堪有时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政府为低下层申请综援的社工，在帮她们登记综援时，也会给这些新移民脸色看。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几年前天水围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可以领取援助：因为没有社工找他们，街上也没有宣传。

　　一个来自广西的师奶，名叫笑卿(化名)，说一口纯正广东话，看上去自信心也比其他人强。她当初在内地见到现在的丈夫，油光满面，天天卡拉OK，便嫁给了他，岂知1999年到港，却只见到他的家，是“一个煲，一个锅，一个水壶，两只碗，两对筷子，连米桶都没有”。

　　为了生计，笑卿做过酒楼楼面工、干茶餐厅、当保姆，劳心劳力。最难受的是，香港的亲戚还在背后嘲笑她拿综援。“不做这个我能做什么？英文不懂，我连繁体字都认不全。但拿综援算了，自己却放不下面子。” 笑卿颇有些无奈。

　　在主动找工作的新移民中，笑卿算是幸运的。除了语言、学历不被承认等障碍外，天水围的居民比一般新移民面对更多一层求职困难：区内没有工业，没有写字楼，连商场都不多，去外面找工吧，单是来回市区的交通费都已经数百元，而工资往往几千而已，算下来得不偿失。

　　省钱

　　除了路牌、标语和普通话歌，天水围跟其他香港廉租房社区还有别的不同之处。比如，在这里，人们谈话的主题就与其他香港地区大不相同：在港九区，人们谈论股票，谈论化妆品，但在这里，无论是轻轨车站还是社区广场，陌生人攀谈时，话题往往都是如何省钱。

　　许岩(男，化名)20岁，6年前从深圳移居香港。他在元朗的一间五金铺打工，为了省车费和生活费，他加入到了天水围庞大的自行车阵营大军中，每天都骑车上下班，买菜。

　　“如果你能起得早，还可以在天水围找到小贩，那里的东西更便宜，不过你得赶在小贩队(类似城管)出现之前去。”他很有经验。其实，许岩每天的自行车出入，也是无奈之下的生活灵感。父母没有工作，靠综援生活，他多年前就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我现在最怕的是丢自行车。”他总是用两把大锁去锁自行车，邻居常嘲笑他，“这么隆重，以为你要回深圳呢。”

　　许岩的自行车生活，也与天水围社区商业设施缺乏有着直接关系。这个表面现代化的区域，居住着大量的低收入居民，还承受着不菲的物价。港媒曾调查发现，天水围街市物价“普遍较元朗、屯门和湾仔高，一棵菜心差价高达50%”。多年来，天水围居民习惯了沿着“轨道交通站—商业中心—家”的路线活动，或者到附近的元朗，或者屯门去购物：那些传统的老区，街铺林立，地摊货也多，很容易淘得到便宜货，甚至能吃到20元一顿的快餐。

　　许岩有两群朋友，一群是在元朗工作的伙计，一群是家附近的年轻人，他们大都拥有内地背景。许说，他刚来的时候也去过港九新界找亲戚，“后来发现没什么好聊，在那边吃饭AA我都给不起。”现在，他有空就去附近的河流钓鱼耍乐。“钓到了我还能吃，一出街就要用钱，况且钓鱼还可以打发时间。”

　　天水围之外

　　天水围有一条大渠，有水流过，有鱼在其中，对面就是山林。不过这个地区，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低下阶层，新移民群体，在香港媒体的描述中，却并不太平。

　　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发生了多宗伦常惨剧。有新移民妇女及女儿被丈夫乱刀斩死，也有患精神病的妻子把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一系列的新闻事件，促使媒体和政党持续多年关注天水围的社区危机。

　　不过也有人认为天水围的话题并无特别之处。香港专栏作家高慧然就这样写过：“发生在天水围的悲情故事，在别的社区同样上演着。让天水围成为一个悲情市镇的，并非天水围人，而是把‘悲情市镇’这个标签贴到天水围额角的一帮政客，以及推波助澜的传媒。”

　　香港公民党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事也向记者表示，“在天水围，政党和媒体都纷纷做出保护弱势群体的姿态，而新移民就包括在这弱势群体里面。但就香港总体而言，对新移民的具体利益诉求，暂时还没有媒体和团体会明确表示支持。”

　　上周五，很多香港人到了港岛市中心地区表达意见。居住在香港不同地区的一些新移民，也参加了同根社的活动。她们来自屯门、葵涌等不同地区，在铜锣湾的街头派传单，要求保护新移民权益。有些路人认真地听他们讲演，然后捐钱，但也有个别路人走过，面无表情地大声说：“不要来香港啊！”

　　王霞和许岩都不知道有新移民团体在这天游行。与很多“只能跟观音倾诉”的其他地区新移民相比，在天水围，很多社区都逐渐组织了居民互助组，不同背景的机构也在定时召集旅行等活动。“至少，在天水围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同乡吧。”王霞觉得“只要互相说说话，就不会觉得那么无助”。

　　这天，同根社的街头口号是“新移民立即获得选举权(香港法律规定新移民定居7年方有投票权)”，作为移民香港多年的同根社总干事杨媚，解释了其考虑所在：新移民有了选举投票权，要拉票的政党等团体，就会为新移民说话。不过，组织当天同根社活动的杨媚，在天水围之外显然要面对更复杂的环境。“抢综援、抢奶粉、抢孕妇床位、抢六千港币、影响城市文明……各种埋怨似乎在今年都集合起来。前段时间Facebook那帮人(指“香港本土力量”)都上街游行了。”

　　“来到香港，你就要适应它，除了格价抗通涨，寻求帮助，你甚至要学懂怎么抗议。这都是以前我们在内地不曾想象的课题吧。”杨媚说。

　　天水围的光与影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地理位置偏远，距离中环市区大约25公里。天水围公共屋邨住着大量内地新移民，由于公共交通费用相对昂贵，这些低收入的新移民无力承担每日外出打工交通费用，不少家庭长期倚赖失业综援。

　　天水围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

　　过去曾有电影、书籍及歌曲以天水围为创作题材，描述许多天水围居民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和甜酸苦辣。

　　《穷富翁大作战II》

　　(本港台制作的真人秀电视节目，2011年，参与：刘雪文)

　　《天水围的夜与雾》

　　(电影，2009年，导演： 许鞍华 主演： 任达华、 张静初)

　　《天水围的日与夜》

　　(电影，2008年，导演： 许鞍华 主演： 鲍起静)

　　《围城》

　　(电影，2008年，导演： 刘国昌 主演： 邓德保、黄孝恩、黄溢豪、阿鱼、蒋祖曼)

　　《天水围12师奶》

　　(书籍，2007年，作者：陈惜姿)

　　《天水围城》

　　(歌曲，2006年，主唱： 李克勤 曲：Edmond Tsang 词： 林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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