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儿童伊利亚：十年流浪路茫茫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4日 10:00 南方周末
17岁的伊力亚10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他已离家流浪10年了，在这个年龄他本该长成一个强壮俊美的小伙子。但现在，蚯蚓般的伤痕爬满了他的脊梁，一条伤腿正在萎缩。他的阿娜(维语：母亲)，37岁的阿尔孜古丽，因惊恐而捂住嘴巴，在黑暗中“呜呜”地低鸣。
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至5万新疆流浪儿童，数量10年间翻了10倍，且被犯罪组织控制程度更高、分布范围更广。
经济与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南疆三州是流浪儿童主要输出地。缺乏教育、就业机会和家庭温暖成为制造流浪儿童的根本原因。
“身上的痛总会过去，但心里的却很难。”从回家到融入社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这既是更难的部分，也是建设新疆民生、重构民族关系的契机。
喀什北郊，一个昏暗的房间内，17岁的伊力亚10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
他已离家流浪10年了，在这个年龄他本该长成一个强壮俊美的小伙子。但现在，蚯蚓般的伤痕爬满了他的脊梁，一条伤腿正在萎缩。他的阿娜(维语：母亲)，37岁的阿尔孜古丽，因惊恐而捂住嘴巴，在黑暗中“呜呜”地低鸣。
悲伤的母亲伸出双手，轻柔地抚摸着久违的儿子，仿佛他刚刚出生。伊力亚显然已经生疏了这样的亲昵，他的身体在生硬地逃离。“我爱她，只是时间过了太久了。”他说。
无论如何，伊力亚回家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破碎的家庭。自新疆于2011年4月启动解救流浪儿童行动以来，到6月已有接近150名儿童被接回，伊力亚正是其中一员。
但在其身后辽阔的新疆大地上，等待这样的幸运降临的家庭还有更多。一份来自新疆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内地一共有3万到5万新疆籍 (绝大部分是维族)流浪儿童，他们被犯罪团伙拐骗控制，在棍棒和饥饿的威逼下以偷盗为生。
“(群体数量)10年间翻了10倍。”新疆社科院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说，“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分布范围更广。”
每年，数量庞大的维族儿童因贫穷或失去关爱被骗离故土，带着恐惧或幻想来到繁荣的内地。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缺乏最基本的语言、生存和辨别善恶的能力。他们既要承受人贩子和被盗者的双重暴力，又要遭遇同胞和乡人的道德唾弃，而他们往往因为过于稚嫩而无力反抗。
新疆流浪儿童现象首先演化成严重的治安问题，继而妖魔化着新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形象和声誉。在很多城市，对于内地人来说，善做生意的“买买提大叔”的身影早已远去，犯罪与贪婪是新的标签。
新疆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在2011年下定决心。4月，趁新一轮对口援疆全面启动的契机，自治区政府宣布派出工作组分赴各省，接回所有在其境内流浪的新疆籍儿童，此举很快得到来自国家公安部和民政部的响应和支持，由举一区之力上升为国家行动。
这意味着，更多像伊力亚这样的新疆流浪儿童的命运将得到改变。他们将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归故里，让一个个家庭和村庄重获安慰。同时，他们也将获得机会，成为良好的新人。“身上的痛总会过去。”在投入阿娜怀抱的那个下午，伊力亚在镜子前久久端详，“但心里的却很难”。
闯“口里”
现在，17岁的伊力亚和母亲形影不离，住在喀什北郊一个破败的平房区里。这是外婆的家，灰墙黄地，捉迷藏似的缩在巷子的最深处。伊力亚刚会走路的时候，他就跟着外婆在一处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叫卖3元一把的手制扫把，人行道是他的操场。
阿尔孜古丽体弱多病，几乎无法填饱两个儿子的辘辘饥肠。比这更糟的是，丈夫艾力酗酒吸毒，将一家拖入暴力和贫困的深渊。“我17岁就嫁给了他，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却天天打我们。”阿尔孜古丽说。
艾力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就连赋予伊力亚生命时都少给了他四根手指和外形正常的右脚，医生说这是父亲长期吸毒所致。然而艾力并没有为此而愧疚，他偶尔赚点钱，然后输掉更多，包括儿子3岁时一次重病的医药费。那一次，伊力亚差点死于肺炎。
1998年，伊力亚4岁，父母离婚，他被判给了母亲。很快，父亲带着哥哥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听说去了“口里”。自古以来，新疆人以哈密星星峡为界，东进中原为“口里”，西出西域为“口外”。
艾力1980年代到过“口里”的广州卖烤肉。此时新疆正兴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口里潮”，大批维吾尔商人进入富庶的内地，利用地域特色优势销售特产或倒运紧俏物资。“维族人老实厚道，还能歌善舞，很讨当地人喜欢。”一位维族老商人说。在很多城市，“买买提大叔”是人们一度对新疆人的亲切代称。
这些维族先行者带着财富衣锦还乡，传播着那些点石成金的传奇。更加庞大的淘金大军由此催生，“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
广州火车站一位退休员工回忆，大概从1987年开始，站前广场就出现了新疆人的身影，他们剽悍好斗，敢于和雄踞多时的东北人争地盘。立足后，他们又叫来更多的同乡，以偷盗或收保护费为生。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曾研究过新疆不法分子在内地作案方式的历史演变：起初由成年人进行偷窃，遭严打后，1990年代中后期发展为利用未成年人掩护作案，随后又演变为成年人幕后操纵未成年人犯罪。
这奠定了新疆流浪儿童的群体需求。“在很多新疆农村，由于贫穷和过度生育，很多孩子无法得到足够的教育、就业机会和家庭温暖。”吐尔文江说，“他们最容易被诱拐，带着对华丽生活虚幻的向往。”
研究者们发现，经济最落后、生育率和离婚率最高的南疆三州(喀什、阿克苏、和田)是最大的流浪儿童输出地。那里的父母负担沉重，终日劳碌，对孩子最大的关爱往往只是睡前清点一下炕上的人头。这些孤独且失去约束的孩子终日流连于乡间台球场、赌博机和免费公园，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戒备心理。统计数据显示，近九成孩子是被诱拐离家。
而犯糊涂的不仅仅是孩子。一些贫穷而单纯的父母听信了坊间传说和人贩子过于美丽的诺言，也自动送上他们的孩子。
古老的星星峡迎来了这群浩浩荡荡的童子军。他们出疆后，分化成涓涓细流进入几乎每一个内地城市。1990年代后期，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渐成规模，成为危害城市治安的恶性标志之一。
1999年夏末，艾力回来了。他在“口里”认识了几个人，并在怂恿下动了坏脑筋——找孩子到内地“办事”。1980年代艾力的那次闯“口里”以失败告终，他沦为小偷，每月获利两三百元，比教授还多。他非常了解这个行当的暴利，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两个儿子。
艾力在学校门外拦住了伊力亚，说带他去玩，随即把他抱上一辆面包车。伊力亚什么都没带，只有一张从书包里抽出的妈妈的照片。
他见到了哥哥热依木。在欢喜和不安的交杂中，两个小男孩坐着火车一路往东，穿越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进入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千里戈壁，但恐惧却取代了新奇——车上的面孔变得越来越东方，“他们盯着我们，好像要把我们吃掉，我害怕得两天没有合眼”。
伊力亚跟着爸爸经上海进入浙江某市。他惊叹于那里宏伟的建筑、汹涌的车流和璀璨的霓虹。在一个灯火辉煌的购物广场品尝完一碗牛肉面后，他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广东惠州救助站里的维族流浪儿，手臂上满是烟头烫伤与刀片割伤的痕迹。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偷钱，或者被打死
伊力亚跟着父亲住进了一家维族人聚居的宾馆。最初两天，父亲带他们去步行街、美食城和儿童乐园。新鲜感驱散了乡愁，甚至有那么一刹那，他充满幸福。
但第三天，那个熟悉的父亲回来了。艾力摊着手对两个孩子说：“钱都被你们花光了，你们必须弄点回来。”伊力亚瞪大了眼睛，仿佛没有听懂。爸爸张合着两个手指伸入上衣口袋，说：“偷。”伊力亚拉开门就跑。“我要告诉妈妈。”
艾力像拎小鸡一样提起儿子的衣领，用一条浸湿的视频线狠狠抽向他的后背。哥哥热依木在弟弟的嚎叫中屈服了，他摇着爸爸的腿，说愿意为弟弟做一切事情。
艾力喝得烂醉。两个孩子蜷缩在黑暗中，捧着妈妈的照片在呜咽中睡去。
暴力阴影几乎贯穿于这些儿童的流浪生涯。他们皮肉的安全完全取决于盗窃财物的多寡和人贩子的心情。来自喀什莎车的亚力昆仅仅因为人贩子输了钱而成为出气筒，铜制的皮带扣子使他的脚踝永久性变形，从此无缘任何有帮的鞋。“我无法决定命运，只能偷钱，或者被打死。”亚力昆说。
天亮后，艾力抱回一个塑料模特和一盆放有硬币的开水。对伊力亚的训练开始了，他需要掌握如下技能：从开水里夹起硬币而不烫伤，熟悉上百种手袋提包的开关方法，刀片的使用和识别各种真假钞票和手机。当然，还有和警察赛跑的本领。
两个月后，伊力亚出师了，他需要独自偷回一部手机。一天清晨，他穿上蓝色的窄袖运动服，徘徊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他的手指已足够敏捷，眼睛也足够锐利，但他仍感到害怕。小时候妈妈教过他，如果偷盗，真主会夺去他的手。
但父亲在后面挥舞着拳头。伊力亚别无选择，跟上了一个穿红色棉衣的年轻女人——她刚往兜里放进一个新式电话。伊力亚和猎物保持着距离，心跳和脚步一样凌乱。犹豫了两个小时后，他终于伸手摸到电话的装饰绳，伴着对方的一次颠簸顺势取出。
妈妈的话没有灵验，没有人来取他的手。伊力亚又作了几次案，技术渐渐娴熟起来。一个月后，他偷一个钱包已经只需20秒。爸爸开始给他和哥哥下任务：每天1000元。
伊力亚所住的旅馆一带是外来维族人的聚居地，有很多新疆餐馆和干果车。其中不乏做正规生意的，但更多的是罪恶的幌子。人贩子们在店前做买卖，店后开设为藏匿场所。这些团伙少则几个人，多则上百人，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除小孩外，还有头目、管家、监工和厨师。每个小孩都有一定数额的偷盗任务，完不成就打；如果逃跑，还会被挑断脚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