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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善康：菅直人的经济谋士

　　《环球》杂志驻东京记者/冯武勇

　　无论是总额92.41万亿日元的2011财政年度预算案，还是在税制改革大纲中将日本企业法人税率下调5个百分点；也无论是向高收入人群增税5500亿日元，还是提出扩大内需和就业的施政重点，在健康、旅游4个领域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和123万亿日元的需求……所有这些，体现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以个人增税保就业，以就业促经济增长。

　　这一理念的立案者，正是菅直人的经济智囊、大阪大学教授小野善康。

　　从混凝土到人

　　日本民主党2009年在众议院选举中击败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开始建党以来首次独立执政。在经济政策方面，民主党提出“从混凝土到人”的口号。

　　“混凝土”指自民党政权时期以公共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刺激经济的传统手法。民主党则提出，要把公共支出的直接受益对象从物转移到人。具体而言，通过提高支付儿童补助金、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减轻民众生活负担，以此促进消费和就业。

　　这一口号背后体现的正是小野善康的经济理念。现年60岁的小野善康1973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是菅直人的校友，后来获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大阪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2010年2月，菅直人担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时，小野出任政府经济顾问。2010年10月1日，应菅直人邀请，小野善康出任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

　　小野曾著有《衰退的机制》一书，他的核心经济学理念是认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与选择空间日益狭窄的货币政策相比，政府财政政策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由此，他提出经济不景气时增税，景气时减税的反传统经济理论。

　　自民党政权时，只要经济不景气，就采取减税和增加公共投资的刺激政策。对此，小野认为，经济不景气时，人们普遍不愿花钱，即使是高收入人群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增税把高收入群体的部分财富转移到低收入人群，后者把这些钱用于消费，最终也将有利于高收入人群。而政府承诺在经济景气时减税，则能促使人们更有信心花钱。

　　小野指出，日本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在增税方面犹豫不决，一直想依靠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摆脱通缩，但这不太可能。

　　小野在2010年10月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说，把目前5%的消费税提高两个百分点，预计能增加5万亿日元税收，相当于160万人的收入，把新增税收用于解决就业，日本失业率有望能减少2.2个百分点。

　　他强调，增税创造就业是摆脱通货紧缩的唯一途径，应该把公共支出从基建等传统投资转向环境、观光、医疗，在这些领域大量创造就业机会。他根据失业率和消费的关系数据认为，政府新创造50万就业岗位，就能促进10万亿日元消费。

　　在日元升值问题上，小野认为，通过增加就业刺激内需，将促使进口增加，从而减少贸易顺差，有望为日元贬值创造条件。

　　流动性陷阱

　　小野的另一主要经济理念是对“流动性陷阱”的警惕。据此，他指出，日本中央银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无法引领日本走出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长期不景气和通货紧缩局面。

　　小野认为，短期的经济不景气，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刺激需求，但在目前日本所处经济状况下，增加货币供应未必有效，只会陷入慢性需求不足和所谓流动性陷阱。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流动性陷阱的描述，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货币的投机需求将趋于无穷大。于是，不管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有多大，人们都将持有货币，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投资、就业和产出都不会带来显著影响。

　　此前，日本内阁经济财政大臣海江田万里等民主党议员提出修改《日本银行法》，效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把“就业最大化”列入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

　　小野则认为，通过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促进就业不具备太多现实可行性，目前形势下，创造就业只能通过政府财政政策。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增加货币供应的传统手法确实能促进物价上升，但在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后，货币量的增减对物价已经很难起到影响，相对物品，人们更愿意选择持有现金，这种流动性陷阱导致总需求不足。

　　小野说，泡沫经济崩溃后，股票、土地等金融资产缩水1000万亿至2000万亿日元，本来这些资产价值近些年在逐渐恢复，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以来，资产价格再次下跌，人们再次回到现金为王阶段，东西卖不出去，导致就业恶化，就业恶化使人们更不敢花钱，这种恶性循环使得通缩加剧。

　　他认为，这种情况下，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货币宽松对改善就业无济于事，除非投入10倍以上货币发行量，把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丧失的巨额金融资产填补上，但这种放手印钱的做法会使日本央行丧失信用。

　　小野的这一持论显然对菅直人产生了影响。此前，菅直人出任鸠山由纪夫内阁财务大臣时，就曾屡次发声施压日本央行，要求央行加大货币宽松政策的力度。

　　“助选老手”多尼伦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冉维

　　高中时他读了亨特·汤普森所著的《竞选道路上的恐惧和憎恶》一书，决定投身政治。他参与助选的名单从卡特、蒙代尔到杜卡斯基，再到克林顿、拜登和奥巴马。

　　从2010年11月开始，他接替辞职的詹姆斯·琼斯，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新一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叫汤姆·多尼伦。

　　职业助手的人脉

　　在先后从美国天主教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他成为卡特手下的一名实习生，随后很快得到晋升。在卡特总统竞选败给里根之后，他帮助卡特恢复卸任后的私人生活。1984年，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的竞选协调员。1988年，他成为拜登参加总统竞选的最重要顾问之一。在拜登竞选失败之后，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斯基的高级竞选顾问。

　　1993年，多尼伦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时任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办公厅主任。1996年，他成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期间，他访问了50多个国家并且参与了数个重要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涉及巴尔干和平协议、北约扩军以及中美关系等。

　　2005年，多尼伦被选为众议院和参议员国家安全顾问小组的成员之一，该小组负责评估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表现并且提出改进意见。

　　2008年，多尼伦本来可以为希拉里的竞选提供服务，但是他支持拜登的竞选尝试，并且在伊拉克问题上给他建议。拜登退出竞选后，多尼伦转而支持奥巴马。

　　多尼伦认为自己的专长是组织民主党的政治大会和竞选活动。1980年，他24岁就协助民主党全国大会的组织工作，期间他负责卡特的竞选活动。1985年他担任了民主党全国大会会议选举委员会的法律事务负责人。他自己承认，他对大会组织的琐碎、繁杂过程很感兴趣。

　　由于长期参加竞选组织活动，多尼伦在民主党内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他在2005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时曾和克拉克上将、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斯坦伯格以及苏珊·赖斯等共事。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了奥巴马政府中的高官(斯坦伯格是现任常务副国务卿、苏珊·赖斯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1988年和2008年，多尼伦两次为现任副总统拜登的总统竞选服务，他和拜登的关系极为密切。他的兄弟迈克·多尼伦从1981年就开始为拜登工作，现在是拜登的顾问。多尼伦在拜登作为奥巴马竞选伙伴期间同他一起到各地拉选票，并且帮助拜登准备了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而他的妻子凯西·拉塞尔则是副总统夫人的办公厅主任。

　　“伺机上位”的副手

　　《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当年揭露“水门事件”记者之一的鲍勃·伍德沃德最近出版了披露奥巴马政府内部阿富汗战争决策内幕的《奥巴马的战争》。书中有诸多提到多尼伦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多尼伦的政治抱负以及奥巴马身边小圈子中的人脉关系。

　　书中称，53岁的多尼伦是政坛老手、工作狂。多尼伦甚至将参加外交政策的研讨会当做消遣。多尼伦几乎是每一个和外交政策有关的委员会、研究所的成员。他和奥巴马曾经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大内总管”伊曼纽尔(伊曼纽尔已于2010年10月辞职)有着几十年的交情。

　　据《奥巴马的战争》透露，多尼伦这辈子都在努力想当上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高官，他曾想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但是由于多尼伦曾经在金融危机中几乎倒闭、对纳税人造成十亿美元损失的“房利美”贷款公司中担任高管，这一污点给他的政治前途造成很大影响，若要担任常务副国务卿，多尼伦在参议院批准任命时会遇到大麻烦。

　　但是，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需要国会的批准。因此，在奥巴马上任之初，琼斯担任这一职务之后，多尼伦的老关系伊曼纽尔便极力向琼斯推荐多尼伦做他的副手。美国媒体一直批评奥巴马被身边一帮帮助他竞选总统的亲信所包围。琼斯上任之后一直感到被这个以伊曼纽尔为首的小圈子排斥在决策圈之外，琼斯甚至见总统都经常被伊曼纽尔以种种理由拒绝。在遇到有关国家安全政策问题时，伊曼纽尔常忽视琼斯，直接去找多尼伦。琼斯对此十分生气，这也是他后来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这种可能：奥巴马班子找到这位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具有极佳资历的琼斯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副手多尼伦一直在伺机上位。对此，恼怒不已的琼斯将奥巴马身边的这帮亲信形容为“蟑螂”，怒斥这些人根本不懂战争或者对外关系，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些领域的决定会对选举带来何种短期影响。

　　后来，琼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如果早知道多尼伦是这种人，他“一百万年都不会接受他作为副手。”

　　是“灾难”，还是意在大选

　　“你甚至连美国打了9年仗的阿富汗都没有去过，你却在白宫制定阿富汗战争策略。”琼斯鼓励多尼伦多到海外访问，他认为后者缺乏一手、实地的战争和外交经验，特别是缺乏在军中的威信。并且琼斯还要求多尼伦小心慎言，因为他有时会讲话不当，比较武断，对他未去过的地方或者没有会见过的领导人自作判断。多尼伦曾要求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辞职，理由是他对海地救灾反应过慢，但是他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奥巴马的战争》作者伍德沃德在书中披露，国防部长盖茨认为多尼伦不了解军队，对高级指挥官缺乏尊敬，对军队有敌意，盖茨曾说如果多尼伦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是一场“灾难”。而美国保守派媒体的分析是，多尼伦作为长期参加竞选的官僚，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很强。他并非琼斯这种安全事务方面的专业人士，在制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时，他会更多考虑这些决定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对奥巴马今后连任的影响。

　　伍德沃德说，多尼伦曾否决过美军指挥官向阿富汗部署更多部队的要求，因此多尼伦上台后可能会加快美国在阿富汗的退出战略，因为奥巴马认为阿富汗战争对他和民主党在选举上的拖累很大。此外，多尼伦可能还会在外交政策上推动所谓的“再平衡”策略，也就是改变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过度关注，加强美国在对华关系、伊朗和朝鲜核危机上的关注。

　　多尼伦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有丰富的制定外交政策的经验。他在重要的外交政策上立场和奥巴马相似。多尼伦希望结束伊拉克的战争并且将更多资源集中在阿富汗，他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和更严厉地制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他认为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鲜将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因此，他呼吁总统积极进行外交努力，同时对这两个国家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

　　对于他受到的批评，美国左翼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曾刊文为多尼伦进行辩护。这篇题为《多尼伦：帮助奥巴马迈出关键战略步伐的最后、最佳希望》文章称，多尼伦可能和很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不同，他并未在重要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多少学术文章，但是他在多年的国家安全事务会议中积累了经验。文章称他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想法是系统、创造和务实的。多尼伦清楚，美国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要恢复实力、以及增强美国决定国际体系的能力。文章还称他是务实、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实践者：他知道目前美国的实力受到质疑，并且需要进行彻底改造。

　　“财务当家”盖特纳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冉维

　　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智囊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奥巴马政府出手拯救金融危机的努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他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急先锋。

　　“国际视野”的公务员

　　盖特纳1961年出生于纽约，由于他的父亲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福特基金会工作，经常驻外，因此他的大多数童年在海外，比如印度、泰国和津巴布韦等地度过。因此，他的成长经历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这给他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多好处。

　　回到美国，盖特纳就读于常青藤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专业为政府和亚洲研究。随后他前往北京留学，另外，他还能说流利的日语。

　　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之后，盖特纳前往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1985年在那里获得国际经济学和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然后他加入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创立的咨询公司。

　　1988年，盖特纳作为一名职业公务员进入美国财政部。由于他的国际背景，他为一名副部长担任助手协助处理涉及日本的事务。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当时的副财长萨默斯对盖特纳青睐有加，认为他很有才能。有美国媒体报道，当时在财政部的内部辩论中，盖特纳是为数极少的能够直接和萨默斯直接进行辩论并且对他表达不同意见的官员之一。1994年，萨默斯提拔盖特纳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帮办，后来升为部长助理，再后来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盖特纳参与处理了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盖特纳是美国财政部首位晋升为副部长的职业公务员(美国政府部门的高官多是由当选政府从部门外物色)。此外，从盖特纳在美国财政部10多年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具有比较丰富的处理国际金融事务的经验。

　　在克林顿政府末期，盖特纳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负责政策研究的主任。2003年，盖特纳成为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他由此成为美联储在华尔街的耳目，负责监管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其实在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征兆之前，盖特纳就多次发表讲话提到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潜在风险。这些警告在后来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但是盖特纳当时演讲时也表示，整个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他也没有采取激进的手段来限制华尔街银行的高风险行为。

　　盖特纳在政府中担任公务员的时间超过了和他共事的许多高级官员(美国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或者高官通常都是来自学术界、商业或者政界，职业官僚并不多)，但是他和高盛系的多名高管有着紧密联系。当年看好他的克林顿时期财长鲁宾(萨默斯的前任)和他的前任鲍尔森都是前高盛集团的主席。《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由于盖特纳缺乏在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因此，他很依赖那些在华尔街有从业经历的高官给他指导，同时这几位高盛“校友”在他上升的过程中对他影响很深。盖特纳虽然目前在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内任职，但是他和民主、共和两党均保持良好关系，没有很明显的党派倾向。

　　金融危机的政策制定者

　　2008年，盖特纳、鲍尔森和伯南克成为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他们推行的政策包括从2007年9月开始减息，使得美联储利率在2008年12月降到几乎为零，并且保持至今。在美联储内部会议上，盖特纳比其他同事更愿意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来保护经济。

　　2008年3月，他促成了将破产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出售给摩根大通的交易，最终，为了完成这一交易他将290亿美元的美联储资产置于风险中。6个月之后，雷曼兄弟公司处于破产边缘，当时盖特纳更倾向于拯救这家公司，但是时任财长鲍尔森的强硬立场获胜，该公司随即倒闭。仅仅几天之后，盖特纳主导了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接管，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单笔政府拯救行动。

　　2008年9月，由于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崩溃边缘，前任财长鲍尔森提出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盖特纳在决定第一笔3500亿美元资金如何使用的过程中是重要参与者(他当时还没有正式上任)。在决定第二笔3500亿美元资金如何使用的过程中，盖特纳成为最重要的决策者。

　　在2009年2月，盖特纳宣布了他首个旨在稳定金融体系的计划，也就是《金融稳定计划》，该计划阐述了盖特纳将如何使用第二笔3500亿美元拯救资金。其中的措施包括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

　　在加强美国金融监管中，盖特纳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他是美国2010年7月通过的金融监管法案的重要推动者。该法案允许大型金融机构“有序解体”，改变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必须依赖纳税人出钱拯救的局面。该法案还首次对被认为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监管，并且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消费者监督机构，旨在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取清晰、简单的金融产品信息(比如信用卡和贷款)。

　　除此之外，盖特纳还多次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和美国国内场合(比如在国会作证)中敦促人民币升值。2009年，盖特纳在写给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将在就贸易政策和中国进行谈判时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盖特纳表示，在和中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进行谈判时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

　　2010年10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前，盖特纳曾提议，各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应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以缓和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汇率争端，平衡国际贸易。这一提议实际上针对的正是中国、德国等出口大国，这一提议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其本质依然是想压迫人民币等货币升值，或者为美元贬值找到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