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尚文

　　找生意，走物流，跨边境

　　谁在买卖枪支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赵天佑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付瑞强

　　有“化隆狗”吗？

　　没有。

　　“松桃狗”呢？

　　也没有。有“合浦狗”……

　　这不是发生在宠物狗市场的交易，而是黑枪交易市场里的真实一幕。“狗”是枪贩子、“枪迷”们私下里对手枪的称呼。“化隆狗”就是青海“化隆造”手枪，它堪称中国黑枪里的“第一品牌”。

　　一把普通的“化隆造”黑枪，全算下来成本不到200元。可一旦进入黑市，它的价格顿时扶摇直上。造枪者卖给第一个买家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此后每次倒手都会加价五六百元，最后买家要花4000元甚至更多才能到手，价格涨了20多倍。而质量好一点的长枪，价格能涨百余倍。黑枪买卖的暴利，让许多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倒枪贩枪。

　　“农忙种田农闲卖枪”

　　2009年4月，震惊全国的“湖南湘西州3·31制贩枪支案”告破。警方抓获了湖南、贵州、广东、广西4省区558名涉案人员，缴获枪支201支。

　　湘西地处湖南西北部，与贵州、湖北、重庆交界，特别是与“造枪基地”贵州松桃县接壤，成为枪支流入地和中转地。

　　该案件中，一名叫龙安银的松桃县农民，无师自通，购买黑枪回家研究10天后，造出生平第一把枪，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而他造的枪有相当一部分卖给了一个叫杨必现的湘西人。后者在此案中被警方称为“一号人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年近50的杨必现本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还是个“孝子”。因为母亲患重病，治疗的花销很大，他便放下农活，去城里打工赚钱。2007年，杨必现的一个老乡说能从广东弄到短枪，让他去找买家，挣提成。后来，杨必现找到了一个买家，得到了第一笔好处费——100元。

　　“100元对我来说不少了。”杨必现说，“找人买枪比在工地挣钱快，于是我开始给人介绍‘枪活儿’。”靠着熟人之间介绍，杨必现的“路数”越来越广，“吃价”也越来越高。有一次，他卖了两支来福枪，从中获利9000元。暴利让他无法停下贩卖黑枪的脚步。

　　杨必现告诉记者，在交易过程中，他与卖家、买家交流时用的都是黑话。比如：短枪就叫“猪脚短”，长枪叫“长的”，砍价时1万元人民币叫“1个”。每次，杨必现都先到卖家那里去看枪，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去试枪，交易地点一般选在大山里或者隐蔽的隧道里。不过偶尔也有买主先向他“下订单”，指明要什么样的枪，他再通过不同渠道去弄。

　　大多数情况下，买家和卖家都希望通过熟人来交易，所以买卖双方并不认识，也不会见面。但随着黑枪需求的不断增加，枪支交易已经不再局限在由中间人去寻找买家，买家直接上门收枪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据警方介绍，黑枪交易的初级地区大都是贫困地区。卖枪已经成为当地部分农民的致富生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忙种田农闲卖枪”的现象。

　　在这些地区，一些人务农收入每个月最多400元。而盖一座砖房需要几万元，以务农的收入而言，盖砖房是奢望。如果每半个月造一把枪或倒卖一把枪，赚个千儿八百的，一两个月挣的就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如果再辗转卖到沿海地区，价格可能会抬升到万元以上，甚至几万元。

　　网上交易最“快捷”

　　去年5月，温州警察乔装成买家，在网上混进了一个枪支买卖的QQ群。

　　“温州卖‘狗’的有没有？”警察在QQ群里打出了这样一句话。很快，一个网名叫“军火库”的人主动和警察搭上了话。“军火库”在仔细盘问警察的身份后，开始兜售他的枪支：“五四、六四、左轮，当今国内外军警用的新型手枪，应有尽有。”随后，他还发来了各种手枪的照片。

　　见买家来了兴趣，“军火库”又说，因为生意太好，他现在手头只剩下一把左轮手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军火库”同意以3000元的价格出售这支手枪，外送50发子弹。但是，他要求买家必须先付钱，再通过“渠道”把枪送到温州。民警坚持要见到枪才付钱，“军火库”勉强答应送枪来温州。不久，亲自送货的“军火库”在温州火车站附近被抓获，当场缴获一支仿左轮手枪和32发子弹。

　　据审讯，“军火库”真名叫沈军，他曾在浙江嵊州老家开办了一个小企业，经营状况不错，很快就有了百万资产。但是后来投资不慎，破了产。在躲避债主的日子里，他在网上遇到一个枪贩子，见卖枪来钱快，于是便干起了贩卖黑枪的勾当。

　　现在，网络贩卖枪支情况逐渐增多，双方不见面就可以通过物流和支付宝(一种网络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很多都是走物流公司的快递渠道。不法分子把枪支伪装成各种形状的物品，物流公司在快递时如果不开箱验货，就会造成枪支很快捷地流通。

　　跨境贩枪暗流涌动

　　2010年4月14日，湖南省长沙市金桃派出所的巡防队员在检查一个物流公司的运货车时，发现一个可疑的编织袋。打开编织袋一看，巡防队员被惊得目瞪口呆。里面装着美国M16A1步枪1支、AK47突击步枪1支、AK系列突击步枪1支、意大利伯莱塔92系列手枪1支……共8支多个国家造的制式步枪和手枪。这起罕见的贩卖世界先进军用枪支案，震惊了公安部。湖南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案组，辗转浙江、上海、云南、广东等地，很快就侦破了此案。这是一起“订单式”从境外向“长三角”地区贩运枪支的大案。

　　据一名叫张旭的嫌犯交待，2009年4月，他与一个叫李君的包工头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之后，他曾3次受李君之托，前往云南的中缅边境购枪。前两次他共购回5支手枪，偷运至杭州和绍兴交到李君手中。这次，张旭花了10.5万元从缅甸购买了8支枪，由他人运至长沙。他和李君商定，2010年4月13日晚一起到长沙桂花物流公司接货。4月14日凌晨，张旭和李君在桂花物流公司收货时，被巡防队员发现，两人落入法网。

　　李君在看守所里接受媒体采访时，仍一脸不以为然。他说：“他(张旭)缺钱，我缺敢冒风险的人。在社会上混，就想买几把枪。我就是一混混，买枪就是想放在身上，也不是要干什么用。再说，我们这样在建筑工地做基础工程的，有了枪势力大些，竞争起来方便一点。”

　　办案警察告诉记者，近年来，由于黑枪价格越来越高，贩卖黑枪的暴利令许多人不顾风险加入这个行列。通常，贩枪人员从我国周边国家物色枪支，价钱谈妥之后，由当地的卖家安排人员(一般是挑夫)，避开边境口岸将货送到我国境内。挑夫步行跨境，目标小、风险低，所以这是枪贩子最常用的方式。

　　暴富矿主推火黑枪市场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如今，黑枪在市场上仍有很大需求。有人需要枪，才会有人去造枪贩枪。据公安部门披露，目前，在我国主要有五类人群对非法枪支有需求。第一类是黑恶势力，枪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装备；第二类是非法场所的保镖们，他们需要用枪来进行威慑；第三类是在有的少数民族中，一些缺少法制观念的人将拥有枪视为传统；第四类是贩毒、抢劫等团伙，枪是他们作案用的工具；第五类是暴富的矿主(包括煤老板)。

　　尤其第五类人群，是近年来推动黑枪市场火爆和推高黑市枪价的主要因素。一些矿主，为了争到好的矿坑口，他们常常用枪械来威慑对方或直接争夺地盘。一位警方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矿山利益争夺激烈，一些矿主开始买枪护矿，无形之中开启了枪支泛滥之门。”

　　在前文提到的“湖南湘西州3·31制贩枪支案”中，一个叫董飞的买主就是湖南花垣县的矿老板。他被缴获的枪支就有30支之多。警方告诉记者，董飞的枪都是质量最好的“正规枪”，甚至还有一支苏联制造的AK47自动步枪。

　　董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年景好的时候，矿上一年能挣几千万。”他有个特别的爱好——收藏枪。董飞说，他从小喜欢打猎，并由此喜欢上了枪。为了买枪，这些年花了很多钱。1996年《枪支管理法》(有人称之为“禁枪令”)颁布后，为了摸到枪，他曾报名当兵、考过警校，但均未如愿。随着财富的积累，董飞越来越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枪。后来，在一个名为“打猎论坛”的网站上，董飞买到了第一把手枪。2008年，董飞得知一位湖北朋友有一把AK47，就开车赶到那儿，花5万元买了下来。“买AK47时，我已经有了很多枪。但我买枪没想过要干什么坏事，觉得不干坏事就不会出事。我把枪都藏在家里，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放两枪过过瘾，或者用来打猎。我买枪主要是通过上网，偶尔也有熟人介绍。”董飞如此解释他买枪的目的。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董飞自己的说法。警察告诉记者，这是他想减轻罪责的托词，“有了钱私欲膨胀，把法律当儿戏，甚至想在行业里拥兵自重，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思想根源”。

　　“聊”、“看”、“听”、“查”都能发现线索

　　多管齐下严厉打击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付瑞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雷

　　制造和贩卖非法枪支活动，一直是我国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尤其是近些年，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控枪史

　　就我国的枪支管控史来看，从制定各种管理规章到有法可依，总体走向是“趋紧趋严”，但几十年来也走过了一条略有起伏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际，国民党军队的残兵游勇和土匪在民间散落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为此，各级公安机关结合实际颁布了一些管理办法，并开始枪支弹药的收缴工作。

　　据当年公安部门统计，福建省一次就收缴各种炮21门、轻重机枪88挺、长短枪11883支、各类子弹和炮弹100多万发。

　　1951年6月27日，由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施行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各地公安局对枪支实行专人负责、逐枪登记造册、办持枪证。此后，除武装部队、现职公安人员及特殊工作需要的可以经批准发给持枪证、合法佩带枪支外，其他枪支一律上缴。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进入了“民间无枪(患)”的太平时期。

　　然而，到了“文革”期间，枪支弹药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上的枪支基本处于失控状态。特别是江青在1967年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使各地群众组织敢于公开抢夺当地驻军和民兵的武器弹药进行“武斗”，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

　　1968年上半年，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已接近于一场“内战”。7月，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全国各高校，要求停止“武斗”。8月26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最高指示”：“‘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此后几年，地方逐渐收缴了散落在社会上的枪支。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开始出现制造和使用火药枪等现象。一些地痞流氓、盗窃分子用它们进行犯罪活动。

　　1981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该办法吸收了新中国成立后枪支管理工作的经验，进一步统一了枪支佩带范围和管理工作要求，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手续批准，不得私自保存枪支、弹药。对发射金属弹丸的气枪、体育部门用于射击运动的枪，按射击运动枪支管理；狩猎单位用于狩猎的枪，按狩猎枪支管理。个人购买和持有发射枪，要登记管理。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奔涌，人、财、物大流动，一些犯罪分子持枪流窜作案，也让以营利为目的的制贩枪支的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上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上的黑枪逐渐泛滥，涉枪犯罪几度在中国大地上形成肆虐之势，警方也曾数次开展全国性的缴枪大行动。仅1990—1994年，福建省福州市就收缴各种枪4676支、子弹46615发、手榴弹3枚、仿真手枪57659支，并查处破获盗、贩枪案5起。

　　1996年7月5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简称《枪法》)颁布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枪支管理的法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招”识别造枪者

　　从《管理暂行办法》到《管理办法》，再到《枪法》，国家越来越完备的法律法规，为各地打击造枪贩枪行为提供了依据。在广西合浦等“黑枪基地”，公安机关也慢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打击办法。

　　“我是正义的，俗话说‘邪不压正’，即使对方有枪、有炮，我也要把他们抓住。”在广西合浦采访时，公安边防大队警官罗振现(老罗)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样说。针对该县公馆镇和山口镇这两个“老大难”，边防大队采取了不同的手段进行治理。

　　合浦县公馆镇的家族势力非常大，并且有收藏枪支的传统。当地很多人以为，有枪不拿出来，放在自己家里就没事，他们不知道这同样也触犯了法律。破除当地人的一些传统旧观念是切入点。边防大队的干警不厌其烦地宣传我国的枪支管理法和非法持有枪支的危害性，并不断强调：如果主动上缴枪支，将免除处罚。

　　此外，干警们还注重做好当地家族势力中核心人物的工作，让他们从家族内部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边防大队宣传干事张雷堃向记者介绍说：“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显。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宣传，老百姓越来越懂法，知道枪支流落民间的危害性，能积极配合我们主动上缴枪支。2010年，我们总共收缴了156支枪。”

　　老罗目前分管的山口镇，私造枪支现象已有所改善。他知道，单纯依靠公安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老罗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辖区内的村庄里，发展一些普通村民充当“线人”，监控各村的情况。他管这种方式叫“充分发动群众”。

　　“线人”和老罗之间是单线联系，双方主要靠打电话相互沟通。即使偶尔在大街上遇到，也装作不认识，以免被其他人发现，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如果“线人”能为破获案件提供重要线索，还可以从公安部门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老罗就接到一个“线人”的电话。他用当地土话和“线人”低声交谈了几分钟。“我现在同时盯着几个可疑的人，‘线人’每天都打电话给我。”

　　老罗和他的“线人”们用三招判断村里有无造枪者。第一招是“聊”。俗话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同村人之间聊天时，往往能意外地获得重要信息，比如哪些人最近形迹反常、哪些人突然出手阔绰等等；第二招是“看”。如果平时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突然拎着袋子频繁地进出宅院或村子，而且去的方向是容易藏匿的地方——树林或猪圈，就要对这样的人进行重点观察；第三招是“听”，这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在造枪的过程中，切割枪管和用砂轮打磨枪支时，会发出很响很刺耳的声音。枪造好后，还要打几枪试试。试枪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枪支的性能，靠成色决定卖价。但是无论在哪里试枪，声音都会传出很远。

　　老罗说：“一般从听到打磨声就做好捉拿的准备。只要听着听着没有动静了，就说明枪支打磨完毕，意味着有‘半成品’出来了。再安上撞针，就是‘成品’了。这时候，就可以抓人了。但有时为了能抓住买家，我们会继续监视，力求一网打尽。缉枪讲究‘人枪俱获’。”

　　打防结合，涉枪案同比下降31%

　　在青海省化隆和贵州省松桃等“黑枪基地”，防治的形势与广西合浦基本大同小异。

　　在化隆采访时，当地警察向记者介绍，这里的人造黑枪大多在地窖里，所以靠“听”是不行的。但他们有另一招，就是“查电表”。因为普通村民每月的用电量很少，每家每户用电量相差无几。而造枪需要使用电焊机等一些大功率的设备，用电量会成倍增长。警方利用这一特点，先探查用电反常的家庭，再判断是否有制枪行为。

　　在贵州松桃县，当地警察经常伪装身份打击制枪贩枪等违法犯罪活动。2008年10月中旬，经常从事贩卖枪支的当地农民石树高，得知一名“浙江大老板要买枪”，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枪到酒店“联系业务”。经过讨价还价，最终敲定以每支枪5000元的价格交易。石树高还拍着胸脯告诉“大老板”：“我这儿还有一些枪。”“大老板”高兴地打开密码箱，露出里面足足20多万元的现金，并慷慨地甩给石树高一沓钱说：“老兄，这2000块先拿去玩。”双方当即又谈妥了另一笔“业务”，并约定了下次交货时间。等石树高再次如约前来交货时，被守候的警察当场抓获，并从他随身携带的帆布袋里搜出了6支手枪。落入法网的石树高这才知道，这名“浙江大老板”就是警察假扮的。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公安部门缉枪治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0年7月28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公安部全国涉爆涉枪重点地区现场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爆炸、持枪犯罪案件同比分别下降9.8%和31.4%。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查破非法制贩、持有和私藏爆炸物品、枪支等涉爆涉枪案件7010起，捣毁非法制贩窝点220个、团伙50个，打击和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员807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