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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想当作家只为不挨饿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10月12日 22:11 环球人物杂志 微博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7点,注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中国文学界为之沸腾,也让亿万国人备感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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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中国作协一位负责人所说,莫言获奖表明百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也正在非常有力地展开……

  莫言获诺奖,意义非凡。借此,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莫言,破译他成功的密码。

  对话莫言

  “我会继续努力”

  《环球人物》杂志驻瑞典特派记者 | 刘仲华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董阳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 张晓博

  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北京时间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自瑞典的选择

  当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特意提前1小时赶往瑞典文学院,经过两道安保的检查才进入现场。此时,古色古香的文学院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占位的媒体记者和各种机器。大家都把镜头对准了大厅一角紧闭着的大门。它是通往院士会议室的,已经被围栏围住,待会儿,宣布者将把神秘的答案从这扇大门里带出来。

  记者环视了一下周围,这次参加发布会的人数明显比去年多。除媒体外,现场还有一些学者和高校学生,站在记者旁边的约兰·埃里克松教授是从400公里外的韦克舍大学赶来的,他说:“瑞典文学院每年抽签决定谁可以到现场旁听发布会,我今年幸运被选中,一大早就坐车赶来了。”知道记者是中国人后,他说:“今年肯定是亚洲作家获奖。”

  13点整,紧闭的大门打开了,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走出来,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他如往年一样淡定,先用瑞典语、后用英语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作品中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是历史和现实的并存。”话音未落,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所有挤在现场的中国媒体和旅瑞华人都激动不已。周围的瑞典人在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后,纷纷表示祝贺。一位瑞典记者着急地问,莫言两个字如何拼写,哪个是姓,哪个是名。

  大厅的另一侧有一个空的桌子,起初无论大厅里怎么拥挤,主办方都不肯将这个空的桌子提供给记者们摆放设备。大家一直在猜测桌子的用途。此刻,桌子迅速布置成一个展台,放上了10多本莫言的瑞典语、英语和法语著作,其中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书的旁边还摆放着瑞典文学院关于莫言获奖的一大沓瑞典语、英语、德语、法语新闻公报,上面有对莫言本人和作品的介绍以及评价,供与会者取阅。

  瑞典文学院院士、汉学家马悦然告诉记者,瑞典文学院认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是他自己,他不学别人,他只写他要写的东西,谁都不能影响他。”谈到跟莫言的私交,马悦然介绍,他跟莫言认识30年了,是非常好的朋友。近年来,他也翻译了莫言的两部作品,但都没有出版,因为怕有人据此推测莫言要获奖。他笑着跟记者说:“今天晚上回家可以拿给出版社出版了。”

  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的瑞典语版本是汉学家陈安娜翻译的。她的先生、旅瑞华人作家万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生死疲劳》非常精彩,5年前当安娜拿到这部作品时,我就对她说,你一定要翻译,这是本能拿诺贝尔奖的作品。今天我很激动,这是中国籍作家在文学奖的零的突破。大陆有很多好的作家,莫言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得奖可以让全世界关注中国文学,关注中国作家。”

  其实,两个月前陈安娜去了趟中国,当时她先生就很激动地跟记者说:“这关系到中国人获诺奖呀!”只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明年得奖,没想到今年就能拿到。

  由于经济不景气,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下调了20%,从往年的1000万瑞典克朗变成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0万元人民币。

  在高密平静面对

  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莫言第一时间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的电话专访,“我也是从电视上知道自己获奖”,“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

  随后,由于苦苦等待采访的媒体太多,莫言只好出现在高密一家酒店里,接受了众多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我觉得不管是在网上挺我的,还是在网上批评我的,都有他们的道理,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对一个作家作品的看法,所有挺我也好,批评也好,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现场的记者很兴奋,莫言则相当冷静。“并没有值得特别兴奋的地方,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今后创作的一种巨大鞭策。(我要)尽快从当前的热闹与喧嚣中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风趣地说:“要花大量时间应付你们这些记者了。”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则告诉记者:“前天,他还和我一起在高密赶大集,他非常愿意回到家乡来,他说年纪再大点将长期回老家居住。”

  “我根本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此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对话莫言,就其创作和作品进行探讨。

  环球人物杂志:您最新一部小说是2009年出版的《蛙》,至今将近3年了。这是否说明,您的创作过程非常严谨,需要酝酿很长时间?

  莫言:《蛙》是一个酝酿非常长的小说。2002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高密过春节,大年初一,他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我想以我当妇科医生的姑姑为原型写一篇与生育有关的小说。他非常感兴趣,跟着我拜访了我姑姑,聊了几个小时。他出来后跟我讲,他一边听我姑姑说,一边在脑海里出现很多我姑姑的画面:怎样在半夜三更打个红灯笼去敲门,怎样在结了冰的河上骑着自行车飞奔……

  我2002年7月份开始写这个小说,大概写了15万字,感到越写越不顺利,就把它放下,先写《生死疲劳》。《生死疲劳》写完后,2007年夏天,又重新写《蛙》,原来的15万字都不要了,另起炉灶重新写。

  对我来讲,小说不在于多写,我已经写了30多年,出了几百万字,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写好,千方百计地、尽最大努力地不重复自己。一是要有新的思想元素,二是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三是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这三个方面达到了想象中的效果,小说就可以出版了。《蛙》在思想元素方面就有新的东西,通过姑姑这个妇科医生最后的觉醒,表现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我们过去对生命的价值是比较漠视的,现在则为此感到愧疚,并希望弥补。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小说读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同《檀香刑》、《生死疲劳》相比,《蛙》更加简单、好读,这是怎么考虑的?

  莫言:我想是一种返璞归真吧,《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这些小说结构上费尽了心力,搞得读者也是眼花缭乱。后来我觉得,涉及心灵深处最痛苦的地方,没必要用这种过分花哨的方式来表现,索性更直接,不给读者增加任何阅读障碍,简洁朴素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环球人物杂志:以前那些小说在结构上的实验性探索给您留下了什么?

  莫言:这种探索的痕迹还在,这种训练对现在的创作还有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您如何看待中国那一批作家的实验写作?

  莫言:这大概跟中国封闭了20年有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没有读到西方同时代的小说,中国文学实际上只有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种文学模式,它受阶级观点的影响太重,把敌人不当人来写、把自己当神来写。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读到西方小说,真是大开眼界,意识到原来文学并不是我们所标榜的那样,于是产生了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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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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