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14日 09:04 南方周末
导语:武汉是个讲究“逢”的码头,上海是个讲究“腔调”的地方。武汉长大的关栋天,和上海长大的周立波,相逢于二十五年前的上海滩,失和于二十五年后的上海滩。这出兄弟失和的情景戏剧,有意无意地成为一段传奇。其间的跌宕,让人大跌眼镜。内中的主题,关乎“义”,还是“利”?
■四十岁复出到现在,我选择一种坚守,我不会太受到外界的干扰。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我为自己定下目标,五十岁离开舞台,但六十岁一定复出,而且我给你们看六块腹肌。五十岁之前,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上海男人的智慧,六十岁以后给大家带来上海男人的健康和豁达。
——2009年12月周立波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关公老是失败,怎么还把这种人弄成圣人呢?大概我们民族性里是有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文化操守、道德来评价。诸葛亮最后也没有成功,但是诸葛亮被奉为文化英雄。——田沁鑫
关栋天一直想演关羽。
2007年,田沁鑫根据李碧华的小说改编了电视剧《生死桥》,请关栋天演一个梨园班主李盛天。有场戏李盛天扮关羽,教儿子学《关老爷独赴单刀会》。
经关栋天引荐,周立波在《生死桥》中演了个喜剧角色——丽丽歌舞团团长。
拍完《生死桥》,田沁鑫跟国家京剧院的副院长尹晓东提到了关栋天,两人商量找关栋天弄个关公戏。
田沁鑫导演的京剧《关圣》,并不是一出传统的“三国”剧,甚至增加了很多现代成分:演土地爷的严庆谷和演土地婆的孙建弘,在戏进行到关羽保护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千里走单骑时,模仿易中天讲“三国”的方式,把易中天来现场看戏的消息编在了当晚的演出里。
5月2日的这场《关圣》,的确邀请到了学者易中天来看戏,前排一个观众在现场扭头四处寻找,找到了易中天,他很兴奋,接着又四处找“要在《关圣》里演个角色”的周立波。旁边关栋天的戏迷告诉他:“周立波不可能来了,他和关大哥掰了!”
在导演田沁鑫看来,经历了与周立波分手风波后的关栋天,对描写兄弟忠义的《关圣》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和首演的时候相比,‘关老爷’身上的那种悲剧感和沧桑感更强烈了。”
2010年4月30日下午,在关栋天家客厅里,关栋天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事到如今:华容道和导盲犬
看到剧中关羽为忠于对大哥的承诺真正两肋插刀时,我才知道小弟应该怎么当。比起关羽,我对我大哥还是太任性了。——周立波
关栋天什么条件都没谈,一口答应演关羽——他曾在戏曲里两次演过关羽,一个是《华容道》,一个是《古城记》,前者不到20分钟,后者约40分钟,此后一直没演是他觉得火候不够。
1980年代初,还是武汉京剧团学徒的关栋天见过舞台上最好的“关羽”,就是父亲关正明多年的同事兼好朋友高盛麟在《古城会》里演的关公。
关栋天说小时候看这个红脸的人就像看神一样:“这个红脸的人在舞台上过五关斩六将,演完后谢幕,走进后台来,髯口摘了,行头脱了,但是那张脸还是关公的脸,旁边的烟准备好了,递给高盛麟,高先生深吸一大口,三分之二的烟就没了,然后吐出很浓的烟雾。”
后来高盛麟先生调到中国戏曲学院,郁郁不得志,中风而亡。“前一段时间提关公戏的整理时,谁都提到了,就是没提到高盛麟先生,关栋天愤愤不平。这一次他的演出,他说是为了关公,为了刚去世的父亲,还有一个就是高盛麟先生。”田沁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田沁鑫在忙关羽剧本时,2008年9月,关栋天为了他的“关公”更加完美,做了两个小手术——开双眼皮和去眼袋。小弟周立波全程陪同,做完手术,关栋天一路是靠周立波搀着回家的。周立波当时自诩为“绝对敬业的导盲犬”。
2009年9月24日,田沁鑫导演、关栋天主演的《关圣》在上海京剧院排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周立波也赶到现场为“大哥”捧场,他对在场媒体说:“没有关栋天,就没有周立波。在生活和事业上,关栋天是我的大哥,我永远是他的小弟。看到剧中关羽为忠于对大哥的承诺真正两肋插刀时,我才知道小弟应该怎么当。比起关羽,我对我大哥还是太任性了。”
当时,周立波自告奋勇,要在《关圣》中演一个角色。
年少轻狂:大哥和小弟
他穿一套西装,戴着墨镜,进来以后磕完头,把膝盖上的灰摆一摆,我旁边几个人看了之后想揍他,他们事后才告诉我。——关栋天
2009年7月12日,关栋天的父亲关正明去世,正在为周立波《笑侃三十年》演出帮忙的关栋天立即赶回武汉,追悼会那天,周立波也去了吊唁。
“我不让他来,他坚持要来。后来别人跟我讲了一个细节,他穿一套西装,戴着墨镜,进来以后磕完头,把膝盖上的灰摆一摆,我旁边几个人看了之后想揍他,他们事后才告诉我。”关栋天说。
从相识成为好友,到兄弟割袍断义,关栋天和周立波的友情有25年。
1984年,因为《打金砖》在上海走红,关栋天从武汉京剧院调入上海京剧院。不久,在中青年演员汇演中,关栋天获得红花大奖,迈入第一个高峰。
后来上海文化局搞了个培训班,把上海各剧团的中青年演员“尖子”汇集到一起。“这个班也称‘明星班’,有我和孙徐春、赵志刚、辛丽丽、杨兴华等一批人。”关栋天说,这个班里滑稽戏的代表是王汝刚。
1987年,参加一个走穴的演出时,关栋天认识了周立波。
“当时我们都是上海明星表演团成员,代表上海各个剧种进行全国巡演,我代表滑稽,他代表京剧。”周立波回忆说,他学了4年滑稽戏,“28门课,什么都学,正规的学院教育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88年,周立波参加姚慕双、周柏春艺术生涯50周年专场演出,一炮走红。
“我演出完下台时,他向我伸大拇指叫好;他演出时我看了也一样叫好。”关栋天说,一起演出久了,两人成了好朋友。“周立波有灵气,他的表演跟传统滑稽戏不一样,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小嗓门很好,假声很好,唱邓丽君等流行歌惟妙惟肖,舞台上的形体好,口齿非常清晰,在舞台上吹了一股清新之风。”
关栋天和王汝刚、孙徐春、周立波,慢慢组成了一个圈子。“周立波的年龄小,王汝刚比我大4岁,我比孙徐春大4岁,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都成名至少比他早二三年”,关栋天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周立波就成了“小弟”。
关栋天说,那时候的周立波穿着打扮已经很时髦了,烫发,打领带,穿西服,“他是上海滑稽戏的苗子,年轻帅气,很招小姑娘喜欢,我挣来的钱都回家交给老婆,他的钱差不多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
周立波在2010年初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我的可怕之处是我15岁就进滑稽戏的科班了,那时候我想成为一个名演员,然后19岁时我的梦想就已经实现了;21岁的时候,我已经像老一辈滑稽艺术家一样有名了;所以我23岁就身陷囹圄了。”
春风失意:两个商人
关公信仰的第一个基础是民间社会的出现。民间社会以商人为主体,商人成天生活在陌生人的社会里,陌生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东西来维持,这个东西就是“义”,“义”的偶像就是关公,晋商是推手。——王鲁湘
那段时间,关栋天先后排了《乾隆下江南》等新编京剧,并以乾隆一角确立在京剧老生演员中的地位。1987年,关栋天参加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获得“最佳表演奖”。他主演的现代京剧《潘月樵传奇》获1988年全国京剧新剧目汇演“优秀京剧新剧目奖”和个人“优秀表演奖”。
兄弟俩同样地春风得意,却也差不多同时遭到了打击。打击从“大哥”开始。
上海京剧院大戏《曹操与杨修》原定尚长荣演曹操,关栋天演杨修,但领导后来把这个角色给了别人,关栋天“很受伤”。加上当时戏曲大环境不景气,1988年,关栋天在一次演出中颈椎错位受伤,告别舞台,1990年去了香港。
关栋天刚去香港时,给姐姐的公司帮忙,在姐姐家的书房里打地铺。三个月后,妻子周玖也来了香港,关栋天租了套一年四季不见阳光的50平方米房子,房子有一部分是额外搭建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他去香港的时候真是一穷二白,他说他有11个月一分钱都没有。”田沁鑫说。后来关栋天找到一份配音的工作——把粤语的电视剧翻译成国语。
妻子周玖也干着“翻译”工作,199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开播普通话新闻,公开招聘新闻主播。周玖通过考试,成了香港第一个普通话新闻主播。
“大哥”走后不到半年,“小弟”周立波也出了事。他和大6岁的张洁谈恋爱,张洁父母坚决反对,双方见面谈判时意见不合,挥拳相向,周立波打瞎了张洁父亲的眼睛,造成终身残疾。周立波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里,周立波呆了205天。
关栋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放在当时,这件事如果让单位领导出面,去派出所做个取保候审,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关键是周立波那时候眼睛长在天灵盖上,不仅和同行关系不好,和领导的关系也没有处好,出事后没人愿意帮他。”
“如果当时不打架,不坐牢,我一定不会有今天这个高度。我的经历是很多滑稽演员不可能有的经历。”周立波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因为故意伤害罪,周立波被判4年,上诉后改判成3年,缓刑4年。
这次入狱基本上断了周立波的舞台生涯,却成全了张洁和他的婚姻。周立波的前妻张洁在博客上说,当时,她在表弟的帮助下,偷出户口簿,和周立波领了结婚证。那段时间,张洁曾怀过周立波的孩子,后来因为生活条件差去医院打掉了——张洁的代理律师葛珊南后来说:“张洁流产后不久,周立波认识了一个香港富婆,与张离婚,张洁也因此远赴日本。”
1994年,已经在香港发展的关栋天和朋友在上海浦东的保税区注册了一家公司。因为生意,关栋天每年有半年时间回上海居住,妻子周玖也从无线辞职,回了上海。这段时间,关栋天和周立波又有了来往。
上海重逢:面子和被子
桃园结义告诉中国人,没有血缘的人,可以结成比兄弟血缘关系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在一个陌生社会里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打天下。——王鲁湘
周立波和几个朋友合作,在建国西路和南北高架路口开了一家“天臣装潢公司”,自己当老板。“当时用塑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形象:一个很胖的人拿着一张报纸坐在马桶上,那就是他的公司。他在电视里说是做投行的,都是胡说,当时上海哪有投行?”关栋天说。“周立波人脑筋转得快,嘴又会说,但问题是他在外面跑惯了,办公室坐不住,也没有管理公司的能力,那些年里,他换了很多不同的生意,最后都没有赚到什么钱。”关栋天回忆说,那段时间,周立波经常和一大堆人在关家吃饭、聊天、打牌,但两人在生意上并无往来。
“人家愿意到我家来是给我面子。我在武汉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块钱,一样交朋结友,没有钱的时候,就在家里用牛油、鸡蛋、番茄,弄一个汤在一起吃饭,也是开心的。”交朋结友是关栋天的生活习惯。关栋天没有孩子,家里随便吵闹,可以玩到天亮。
到了1997年,周立波俨然是关家一分子了。“按个按钮,沙发就变成了床。他有时候到外面办完事,下一档事还没接上,就到我这儿睡会,吃点东西,晚上就出门去夜场玩。他在外面玩的东西都不跟我一块,因为所有的夜场我都不去的。”关栋天说,周立波不喜欢睡床,喜欢睡客厅的沙发,“周立波在外面玩的人很多,但他在我家里最放松。”
“我的生活习性他非常清楚,吃完饭以后,他知道我要睡了,我一睡他毯子就给我盖盖好。”在周立波的回忆里,这一段也是美好的。
1999年,曼联要到亚洲巡回比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关栋天抓住机会,联系申花足球俱乐部,把比赛地搬到上海,那场球赛的票房有790万元。
“我们那时吃泡饭一点问题也没有。”关栋天说。
武汉躲债:鲍鱼和泡饭
社会公权力笼罩不到的地方,也需要有秩序,盗亦有道,维护秩序的就是“义”。——王鲁湘
“大哥在夜幕下护送我离开上海。”周立波回忆说。
2001年,因为周立波给几个朋友的公司做银行担保出了问题。“那段时间,国家发展经济,鼓励大家贷款,周立波和他生意场上的朋友,你为我担保,我为你担保,从银行贷了很多钱。之后那些朋友都跑不见了踪影,银行追债找到担保的周立波,总额加在一起近4000万人民币。”
“他身上只有17万元现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关栋天说,无处可去的周立波跑来自己家,最后他安排周立波去自己的老家武汉躲债。
“我离开上海就不是有钱人了。”周立波说,离开上海前一天,周立波请关栋天去新华路的万宝饭店吃了顿鲍鱼饭,算是对关栋天的感谢。
2001年5月1日。关栋天让妻子周玖陪周立波去武汉。周立波因为逃债怕公安局追查,不敢坐飞机,选择了火车。到了武汉,关栋天的朋友胡方到火车站接他。“胡方小我三岁,和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当时把周立波交给他还有一个目的,当时胡方在武汉有很多很成功的朋友,周立波这个人没有交际是要死掉的。”
周玖出面给周立波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买齐了生活用具,还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朋友给他认识。
很快,西装革履的周立波结识了不少老板,开始涉足房地产中介生意。
关栋天说,在武汉的那段时间,周立波主要从事楼盘代理销售,靠拿佣金赚钱:“但他也真的是没有发财的命,最大的发财机会,一次是汉口新华路的一块地,那家企业的老总把楼盘代理权给他,结果房型设计、规划都过了,投资商单位老总换人,终止了和他合作;另外一个项目是汉阳的铜锣湾广场,也是全权委托他总代理销售,但需要他前期垫资销售,结果他资金吃紧,差100万人民币。”
“他当时满怀希望,跟我说,我钱赚到了,在上海滩登报还款,我周立波衣锦还乡了。”关栋天说,周立波一直没借到这笔钱,最终也没拿到代理权。
胡方曾对媒体回忆,周立波在武汉的这段时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已离婚的张洁取得了联系,去日本探望了她,并在大阪和张洁注册复婚。随后的时间里,张洁也曾来过几次武汉看望周立波,还和胡方一起吃过饭。
周立波发准备离开武汉去沈阳投奔关栋天的另一个好友。关栋天劝说他不如回到滑稽戏舞台上。“我当时跟他说,凭你的本事,舞台虽不能让你大富大贵,但能保证你到60岁退休后衣食无忧。”
周立波不甘心,临行前在关栋天家里,让他打电话给沈阳的朋友做工作,说:大哥,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就听你的,回舞台。
重回舞台:兄弟合约和衣锦还乡
哥哥爱护弟弟,不会有条件。但异姓兄弟是有承诺的,这个承诺能不能信守,变成了对人格品质的终极考验。——王鲁湘
2006年12月1日,周立波在兰心大戏院开始他的第一场“海派清口”的演出——沈阳的尝试也失败了,周立波回到上海,住到了关栋天家里。
“周立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滑稽戏演员,能把看法变成一种很自然的喜剧元素流露出来,真的让人很快乐。”关栋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真心觉得周立波应该上台,“有说我们俩是‘断背’,有说我们出去嫖娼,都无所谓,他要有证据拿出来。”
关栋天先找到老友孙徐春,商量用他注册的公司来操作演出。孙徐春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关栋天来找我,在饭桌上摆了3杯酒,从不喝酒的他,为了让我帮助波波,连着喝了3杯酒。后来吐在了洗脸盆里。”
关栋天给周立波找演滑稽戏的搭档,没想到竟然找不到一个。关栋天只能自己接手周立波:“我既然把他拉了回来,就要对他负责。”
关栋天曾在香港生活多年,他想到了栋笃笑。栋笃笑是粤语的一种喜剧表演形式,类似美国的脱口秀。
“从来没人用上海话讲‘栋笃笑’。”关栋天的提议,孙徐春和周立波认为可以一试,大家取了个名字“海派清口”,明确主打上海的市场定位。
那段时间,周立波在关家练习,关栋天出去联系演出场地和制作公司。
“当时大多数公司都不太看好,因为这种类似脱口秀的形式连剧本都没有办法写,演出效果更是无从谈起。”关栋天回忆说,“当时连批文都差点下不来,我做了许多工作,最后让中国电信赞助。”
最开始的兰心大舞台是关栋天找的,每天场租2万元,关栋天算是赌了。
“我隔三差五就会去他家。那里最吸引我的是大哥订阅的二三十份报纸和杂志,吃完了饭我们就一边品茶,一边读报纸做剪报,聊有关政治、经济的话题。我说一个笑话,大哥说‘过’,就用;他说不用,再好的笑话我立刻从脑子里删掉。”2009年7月,周立波在接受《Time Out 上海》的采访时说。
一直到正式演出前,关栋天、孙徐春、周立波三方并没有签订任何协议和书面文件,只有一个口头约定,合作仅限于舞台方面,广告代言和商业演出等权利,都在周立波手上。
在如今看来,这样的合作有些不可思议。关栋天说:“为什么我开始不签协议和合同?我做过生意,我跟波波讲过N次,我一不靠你出名,二不靠你赚钱。就是帮你一把。”
孙徐春当时也不认为签合约有什么必要:“我们都是好朋友,中国人以德为厚,兄弟签什么协议,一起打拼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