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儿子证实母亲死后器官被取出检验

　　导语：“我觉得严凤英其实很现代，她的内心蛮强大的。”吴琼说。2010年4月13日，是严凤英的80周年诞辰纪念日。6月中旬，吴琼将把这位黄梅戏前辈的一生搬上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

　　“我们的目的不是叙述一个完整故事，而是要揭示人的内心。严凤英是一个情感世界非常丰富的人，情感世界是她艺术世界的营养，她的艺术世界是她情感世界的表达。”吴琼说。她说，这出戏不仅是她对前辈艺人80诞辰的纪念，也是一个女人去追溯和理解另一个女人。

　　主笔◎马戎戎

　　“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原谅他们么？”听完严凤英的儿子、年近50的王小亚的回忆，我问他。

　　“这是一个历史，这是一个特定环境中发生的特殊的事件。我们原谅也好不原谅也好，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希望后人能够通过这个，能够看到我们当时的这段历史是怎么回事。”王小亚说。

　　“那些伤害过你妈妈，伤害过你的人。他们后来向你道歉了么？”

　　“没有。他们后来都对我说，当年对我妈妈怎么好。他们以为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可其实我心里都明白。”

　　所有关于严凤英的故事片段里，最惨烈的莫过于她的死。

　　大概23点钟，全家人都睡着了。“然后我被叫醒了，我爸爸说，你妈妈吃了什么东西，赶快叫医生来检查。”王小亚对我回忆说。

　　大院里有医务室，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问她这怎么回事，她始终没有说。那两个人跟我爸爸说，这不行了。”

　　“我爸要把她送医院，我妈就哭，说你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带好弟弟。我当时也吓坏了，问，妈妈你怎么了？我妈始终没说。没过多久，我给我妈妈端了一杯糖水，我妈妈没有喝。她靠在床上，我就再次端水给她，她都端不动，后来我端给她，喝了一小口，放到旁边去了。然后说，你爸爸呢？我说他去找板车去了。”

　　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来了。军代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我爸爸找到了板车，回来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人送下去以后，我就发现，在床头柜那个地方有一个瓶子倒了，我一看是一个空瓶子，我知道这个瓶子里原来有很多安眠药，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赶快跟我爸说，是不是吃了安眠药？这时候我爸爸看到瓶子，他说不得了，这是大事了。再到医院跟医生说，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

　　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传说中，严凤英死后，军代表还没有放过她，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肚子里有国民党的密电和发报机。她所有的消化器官都被取出检验。

　　王小亚对我说：这都是真的。

　　那一年王小亚14岁。那天是1968年的4月8日。再过5天，4月13日，就是严凤英的生日。再过12天，4月20日，安徽省“革委会”就成立了，运动开始正规化，她也许就能长久地活下去，和丈夫王冠亚一样，活到今天，活到80岁。

　　回到事情的最开始，也许她只是想活，活下去。

　　1930年，严凤英出生在安庆，出生后不久，父母经营的客栈破产，抱着她回到了家乡罗家岭。奶奶喜欢这个女孩子，给她取名为“鸿六”，这是个吉祥的名字。

　　罗家岭隶属安徽桐城。两山夹一水，山貌清秀。正是春天，地里的油菜花开得正盛，几条土狗慵懒地卧于树下，见有人来，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从合肥到罗家岭并不好找，一不当心就会错过。

　　“罗家岭找不清，就会走到陈独秀的家乡怀宁。从罗家岭到安庆的大路上，路西边有条小路，陈独秀的陵墓在那里。”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对我说，今年，他已经81岁了。

　　据王冠亚说，那一带出了不少有名有学问的人，比如清代书法家邓石如。邓石如的后代，有“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少年时的严凤英，过着普通的农家孩子的生活。王冠亚还记得，她家门口有个池塘：“有农活就干一点。没农活的时候就牵着牛这里吃吃草，那里吃吃草。她放牛，牛晚上要洗澡，要喝水，就在池塘里。农活干完了，牵着牛，上山放牛。没有规律。”

　　在当年严氏家族的人看来，严凤英的父亲非官非商，非农非仕，是个“二流子”。王冠亚还记得严凤英的父亲：“他胡琴拉得很好，会唱；写一笔好毛笔字。”回到家乡罗家岭不久，严凤英的父亲就又跑回了安庆，摆摊为人写书信为生。

　　严凤英也是从那条路上跑出来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梅戏，很少能在正式的剧场演。”王冠亚说。他形容那时候的黄梅艺人“像要饭一样的”。在王冠亚的记忆中，或许用“黄梅调”来形容当年的黄梅戏更加准确，“农忙的时候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唱着玩儿”。

　　12岁，严凤英在乡间第一次登台。

　　“其实那算不上正式的演出。”王冠亚回忆说，“像现在也有活动，叫玩友，或者票友。不是正式的，农忙就种田，纺纱织布，就不唱了，左右都是年轻人就一块玩。”

　　教严凤英唱戏的师傅，也是本族人，叫严云高。村子里有一家“姜家茶馆”，年轻人学戏教戏的活动，都在茶馆里进行：“就那么个茶馆，晚上没人来喝茶，就躲在茶馆里教。”

　　严云高的本行不是唱戏，是补锅匠。如今看来，严云高的技艺未必高超。后来北昆名家白云生曾到合肥，看了严凤英的表演，他将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横：“你这下面的戏不能看！”意思是，严凤英除了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会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锻炼，不会做戏。

　　这样“票友”性质的文娱活动，却为严凤英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时中国的乡间不是国民党政府管理，是家族祠堂管理。有什么事情开祠堂门，有什么事情打棍子、打屁股。”王冠亚说。

　　因为登了台，做了“伤风败俗”的事，族长要开祠堂门，以“沉塘”来惩处严凤英。12岁的严凤英和一起学戏的两个男孩子跑了，她想跑到练潭去。

　　“过了练潭河，就到了新四军的地方了，就是平安的地方。”王冠亚说。

　　练潭的粮站那里有个“万年台”，长年有人唱戏。严凤英跑到了练潭，找到了戏班子。严云高叫他们去那里找一个叫程积善的人，“她磕个头，说我师父是严云高，会唱黄梅调，你不留我们，我们回去就没法活。戏班子讲义气。就把她收下了”。

　　黄梅戏里有一出戏叫做《小辞店》，《小辞店》是传统剧目《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青年商人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柳凤英开的店中。柳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赌场鬼混，不顾家庭。柳凤英对丈夫极不满意，与蔡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蔡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

　　1946年，严凤英在安庆出演《小辞店》中的柳凤英走红。名字也从“严鸿六”改成了“严凤英”。

　　由于故事涉及“婚外情”，当年的《小辞店》屡遭禁演。“《小辞店》在当时是和诲盗诲淫画上等号的，就连唱《小辞店》的人，也被视作下流，低人一等。”王冠亚曾在《严凤英》一书中写道。

　　然而这出剧目每次上演观众都爆满。“《小辞店》，好在什么地方？内容好，感人，好听。过去在农村里头，妇女婚姻不幸福，那些大娘、嫂子们，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王冠亚说。

　　《小辞店》这折戏，只有蔡鸣凤和柳凤英两个人物，没有说白，全凭唱。“柳凤英一人就要唱300多句‘平词’，而这300多句‘平词’要唱得既有变化，又悦耳动听，要表达喜怒哀乐不同的感情，才能抓住观众打动人心。……所以黄梅调班子流传一句话：‘男怕《访友》，女怕《辞店》。’”王冠亚在《严凤英》一书中这样写道。

　　《小辞店》是出悲剧：好人没有得到好报。蔡鸣凤回到家中，不知妻子已经和他人相好，反被妻子谋害，蔡妻反告柳凤英谋财害命。柳凤英被冤死。因为剧情过悲，内容大胆，那时戏班子里有传说，女孩子不能轻易出演《小辞店》，否则容易招致灾祸。

　　出演《小辞店》的机会，对于严凤英来说是个偶然。那天原定的女主角生病，严凤英临时顶替。这一替让她成名，也给她招致了灾祸。

　　“那时她在安庆刚唱红。一个国民党军官要买她回去做第三房姨太太。她宁死不从，以跳楼自杀相挟。军官最终被闹得很难堪，拿枪指着她的头说：‘不嫁也行，出去后第一不能回去唱戏，第二不能再嫁，不然被我逮到一枪崩了你！’从此她不敢在安庆唱戏，沿途乞讨直到青阳。在青阳登台，又被当地的豪强看上，抢去，关在屋子里。她吞了金子以示反抗。给她送水送饭的大妈好心，强行给她喂下大量韭菜，她把金子拉了出来，捡回一条命。豪强怕把事情闹大，把她放了。”王冠亚回忆说。

　　那之后，严凤英流落南京，改名“严黛峰”，在南京夫子庙的高级舞厅做舞女、唱流行歌曲。上世纪80年代，王冠亚曾经为电视剧《严凤英》担任编剧。剧中提到这段历史时，有一个细节：严凤英穿着旗袍在台上唱歌，台下的看客往她腿上扔还燃着的烟头。采访时，王冠亚说，这也是真实的细节。

　　没有人会觉得，严凤英是个脆弱的人。

　　问王冠亚：“在温柔和要强两样之间选择，你觉得哪一种更符合她的性格？”王冠亚想了想说：“要强。”

　　曾经和严凤英搭档扮演牛郎的黄宗毅，对严凤英印象最深的是她的适应能力很强，他告诉我：“她去上海演出，很快就会说上海话，一个上午就变成上海人了；到农村演出，扎起裤腿就下田，不到半天就是农民了。平时她不化妆，很朴实，性格开朗直爽，喜欢讲话，身上有小孩子脾气。”

　　严凤英喜欢运动，爱打球。“在她的带动下，大家还组建了‘天仙配’篮球队。她的性格有点像男孩子，非常要强。”曾在《天仙配》中扮演六姐的张萍对我说。

　　1963年拍摄《牛郎织女》，黄宗毅演牛郎，严凤英演织女。那时严凤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3岁。黄宗毅才不过25岁，相比之下，男小女大。

　　“当时拍摄现场，有人说了一句，‘严凤英老了么……’她就很不高兴。”黄宗毅回忆。为了让自己显得年轻些，“勒头”的时候，严凤英往头上勒了7根带子。

　　“那时她拍完戏，卸了妆给我看，皮肤上都勒起了血泡。”张萍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