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捡高尔夫球被判盗窃罪

　　失衡

　　一位村民认为，因报复高尔夫被判刑的吴永超，只不过是“维权不当”，“法律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2005年刘诚调任三元派出所所长，任职的4年间，三元村的社会治安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他看来，悬殊的贫富反差，以及现实利益的严重失衡，在三元村村民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心理落差。一些村民遂以犯罪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释放和平衡”。

　　2008年，警方破获了针对高尔夫的系列盗窃案，“三元村就抓了20多个村民”。

　　据警方掌握的案情，从2006年开始，三元村一些村民就伙同个别在高尔夫内工作的村民，对高尔夫内在建的别墅项目进行了多次盗窃，“钢筋、水泥、门窗什么都拿”。

　　盗窃甚至是公然的，参与别墅修建的村民也故意在施工时偷工减料。“当时村民有句戏称，‘外国有个加拿大，三元有个大家拿’。”刘诚说。

　　而整个盗窃案件得以侦破，则是因为高尔夫里的一把火。

　　2008年1月12日晚，高尔夫的存包室突然着火。室内被焚烧掉的一些球杆、球包、手套、球帽等计算下来，损失竟高逾40万元。

　　修文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发现这是村民针对高尔夫的连环报复案：

　　曾在高尔夫工作的村民吴永超因故被辞退，村民宋林峰因为捡球被高尔夫保安殴打。他们与另外两名实施盗窃未果的村民一起，破坏了高尔夫的草坪泄愤。事件导致当值保安、三元村村民杜国荣被开除。认为处理不公的杜国荣愤而纵火，焚烧了高尔夫的存包室。

　　最终，杜国荣因纵火罪被判12年，吴永超因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判两年，其他20多名实施过盗窃、销赃行为的村民也被判10年不等的徒刑。

　　吴永超被拘捕后，妻子就提出离婚并离家出走。当判决下达后，在看守所里已待了一年多的吴永超一病不起。看守所让家人将其取保，送往医院才发现，他已是骨癌晚期。一个月后，44岁的吴永超病逝。

　　如今在吴永超家里，只剩下79岁的吴明先和12岁的孙子吴世杰相依为命。为了照顾孙子，年近八旬的吴明先至今仍在打零工。

　　这样的家庭悲剧，在三元村并不鲜见。一位村民对记者说，在他看来，吴永超只不过是“维权不当”，“法律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

　　论罪

　　滕彩荣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尔夫球。有一次，12岁的儿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带回家，被他一把抢过丢进了火炉。

　　滕彩荣案，在村民眼里，则成为了这一看法的又一例证。

　　尽管，当时参与办案的三元派出所长刘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所以拘捕滕彩荣，“就是很单纯的认为是个刑事行为，因为价值大了”。

　　警方在滕彩荣家里发现了他存放的699个高尔夫球。刘诚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去做价格鉴定。699个高尔夫球鉴定出来的价格是7982元。加上滕彩荣向警方交待的已经卖出的高尔夫球，滕彩荣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5513元。

　　依据刑法，若滕的盗窃罪成立，可被判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滕彩荣妻子杨景兰提出质疑：“全村每个人都捡过球，为什么偏偏抓他？”刘诚解释，“就是一个量的积累”，“到了立案标准”。

　　此后，刘诚劝说杨景兰替丈夫向高尔夫主动退赔了9000多元已卖掉的高尔夫球损失，“自愿认罪”，争取缓刑。

　　在警方给滕彩荣做的讯问笔录中，“捡球”被写成了“偷球”，进入高尔夫的方式也变成了“偷偷翻越护栏和铁丝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滕彩荣几乎不识字，在开庭时听见检方念笔录，才大呼冤枉，“笔录写的和我说的不一致”。

　　结果，“自愿认罪”的滕彩荣被修文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滕彩荣还没有走出看守所，修文县检察院就对一审判决提起了抗诉。修文县检察院认为，“滕彩荣盗窃的时间跨度长，且多次盗窃，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极 大”，在修文县“两抢一盗”案件呈反弹趋势和高发态势的情况下，“应当坚持‘严打’方针，保持高压态势”，认为修文县法院的判决“显属量刑畸轻”。

　　案件随后被贵州市中院以“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杨景兰聘请了曾为村民打赢林权官司的北京律师杨大飞为丈夫辩护。

　　2009年12月20日，修文县法院采纳了杨大飞的辩护意见：“滕彩荣所捡高尔夫球的权属应属打球者，为打球者遗弃，而非高尔夫所有。”法院改判滕彩荣无罪，另两名涉案村民龚连平、段友贵也被宣告无罪。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修文县检察院再次提起抗诉，仍要求法院作有罪判决。

　　对于法院的“无罪判决”，高尔夫的工作人员难以接受：“如果谁都可以进来捡球，我们就不要开了。”

　　目前，该案已在贵阳市中院二审，仍未宣判。取保回家的滕彩荣等人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结果，但身体与精神都已留下严重的创伤。

　　龚连平被关押后，两耳出现了听力障碍，八十岁的父亲气急而死。

　　滕彩荣从看守所出来后视力下降，还得了肌无力，无法干重体力活。现在，他害怕看到任何白色的高尔夫球。有一次，12岁的儿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带回家，被他一把抢过丢进了火炉，“我因为碰了这个坐了牢，打你还敢去碰？”他教训儿子。

　　一位贵州省的政法界高官评介此案时认为，在高尔夫项目上，政府开始说是旅游项目，可以带动村民发展，结果却圈起来搞房地产，变成了富人俱乐部。失地 农民并没能真正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成果，“这种对原住民，对原来土地所有者造成的利益损害和心理伤害，政府相关部门重视得还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