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政改拉开帷幕

　　这次是动真格了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安排后，广东的政改拉开帷幕。

　　“看病要知道是什么病，还要知道用什么药治这个病……老药方治不好，就要找新药。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义。”2009年年初，汪洋在广东省两会上意味深长地说。2009年5月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信号就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深圳大部制率先出台。2009年7月31日，主抓改革的深圳常务副市长李锋宣布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时，会场内静得出奇，这是一次被称为“改革开放30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机构改革。有消息说，在改革之前，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每天都会接到不少来说情的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客客气气地，但是放下电话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政府机构减少15个，精简幅度近1/2，首次整合决策、规划职能，设立七大委员会，要求两个月内基本完成……尽管改革的“操刀者”在不同场合传递过“改革即将启动”的信息，但是具体的改革方案在从起草到正式发布的一年时间里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参加7月31日会议的许多局级干部也是在大会上才第一次获悉了改革的全貌。“这次真的是动真格了。”经历过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对大部门制度并不陌生的深圳政府官员不无感慨。

　　改革如疾风骤雨般推进着，深圳大部制的争议还未平息，一个多月后，人们开始用“石破天惊”形容9月16日出台的顺德机构改革方案。被称为“改革明星”的广东佛山市顺德区，进行了一场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数量的减少只是表征之一：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

　　需要“勇往直前”的何止顺德，9月24日，广州市委市政府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会，公布了“大部制”改革方案。经过改革，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将由49个精简为40个，其中调整、撤并的机构达到29个，占总数的58%。

　　“广州根据自身特点，改革重点放在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在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看来，这是广州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惟一亮点，“相比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广州改得比较保守，动作较小。这与广州的定位有关，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可能也不适合一瞬间动得太大。”

　　部门合并，副职领导激增！大部制改革推行4个多月后，几个地市的大部制改革却都碰到了这个同样的难题。“汪书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说，有些地方大部制改革后，暂时不精简人员，不减少干部职数，是改革中理顺政府关系，转变职能要付出的成本。体制理顺后，这些问题可以逐步解决。”一位参加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的人士告诉记者。

　　一切改变始自随后，佛山、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彭澎对广东省各地大部制改革方案进行归纳比较后，总结出了深圳、顺德、广州三种模式。“深圳模式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改革程度在广东算是中等，但在国内已经是较为激进了；顺德模式以‘党政联动’之举让人眼前一亮，但争议较多，而扁平化、同类项合并、高效廉洁等多方面都有所创举，在广东也都属激进，不少县级单位都表示难以模仿学习；广州模式虽然被一些改革学者指责为太过保守，但却成为其他地级市效法的榜样，其中也不乏自身特色。”

　　顺德改革后不久，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向汪洋汇报镇街改革情况时，会后汪洋将他留下，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顺德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变化并非立竿见影，但其影响甚为深远，广东的政府“瘦身计划”自此已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

　　政府不能关在楼里

　　“该放权的放权，该松绑的松绑，鼓励先行先试、啃硬骨头。我们要求企业转型升级，前提是政府的服务要转型升级；我们希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是政府要提高服务企业的创新能力。”2008年初汪洋如是向广东人表态，在他看来，广东的转型首先是政府的转型。

　　这一次，广东省将“放权”的范围延伸到了镇一级。

　　2009年底，广东省下发《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这份文件中规定的“放权”包括支持“有条件的县设立海关、外汇管理、商业银行等分支机构”，而且再度表示了对顺德行政体制改革的支持。《意见》明确，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重点研究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和信息化、外经贸、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旅游、农林水利、教科文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质监、安全监管等方面管理权限的下放事项。

　　熟悉政府部门运作的人士称，这几乎将所有权力部门都“下放”了。而广东省的意图则是2010年的上半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以上市为主进行推广，并将之逐步在全广东推开。“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放权，”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为此专门在广东省委机关报撰文阐述这一道理。

　　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从2007年开始就请求让镇党委书记参加广东省委全会，当时汪洋对他说：“扩权得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步到位。”2009年，水到渠成。作为试点的东莞市下发了《关于扩权强镇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按照该意见，东莞市27个部门将下放248项行政管理事项给石龙和塘厦两个试点镇。“上面27个部门，我们下面不能搞那么多，下面应该是全科医生，什么都能做，做很多事情。部门精简，权力相对集中。”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对之前跑审批、效率低下的做法深有感触，现在石龙镇准备以七个中心承接下放来的248项事权。

　　冼周恩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在离人们最近的地方，而不能关在楼里。”

　　放权会带来什么好处？在有人担忧放权会让基层政府权力过大时，冼周恩认为这实际上是释放了地方的活力，因为他们最想要的只是“事权”，冼周恩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东莞的架构全部是县一级的权力，现在县级权力下放，相当于继承法里面的财产权，在东莞，镇和市之间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儿孙关系。现在，‘爷爷’看着这个‘孙子’逐渐长大，但还未满18岁，就说拿些权给‘孙子’独立行使，考虑到还有很多‘叔叔’，就把权分给很多‘叔叔’去管了。所以，这个权不是‘叔叔’的，而是‘叔叔’代管的。当‘孙子’差不多快成年，‘爷爷’就把‘叔叔’的权移交给了‘孙子’，‘叔叔’习惯了这个权力，自然舍不得，就跟‘爷爷’说这‘孙子’还不到18岁，权不能放，恰好‘爷爷’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叫权力移交。”

　　在“放权”之外，一些新的举措也在试行中，《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2020)》(征求意见稿)在年初下发，汪洋率广东省主要领导密集调研粤北地区，广东的发展格局在“瘦身”之后开始显露新的气象。

　　广州要有“大哥”的意识，深圳靠什么实现“三十而立”？萝岗代表着广东的未来。在汪洋妙语连珠的评价中，蕴含着对广东“核心推动力”的追问，最终他将这种核心推动力定位为“自主创新”。

　　在年初的广东省委全委会上，汪洋如是说：“自主创新道路是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而且有许多弯道坎坷，甚至‘人迹罕至’的创新发展之路，但经过‘惊险一跃’后可能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的康庄大道。”

　　在这“惊险一跃”之前的政府体制改革，可以看作是广东在起跳前的蓄力，这种蓄力正在加速进行。

　　(温海星对本文亦有贡献)

　　1/2 深圳31个政府部门调整为16个“委”、“局”、“办”，精简幅度近1/2。

　　2/3 顺德的党政机构从41个减为16个，直接减去了近2/3。

　　⊙“广东用一个姿态快跑了十多年，现在放缓了一些速度，调整一下姿势，提高一下长跑动作的技术含量，应当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说过去30年的发展，傍资金‘大款’是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的话，今后30年的发展，广东必须靠傍科技‘大款’，来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过去人们常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现在我们要努力做到‘东西南北中，创新到广东’。”

　　——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