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想译村上春树新作

　　导语：村上春树写了三十年，林少华翻译他的书翻译了二十年。他们算不上现实生活里的至交，因为没有平均10年才见一面的“至交”。但是他们有一种神交，似乎已经通过文字向华语世界里的人们传递着、蔓延着。

    翻译了二十年后，林少华开始出自己书写的东西了，他说不喜欢受制于人的感觉，他说该把脑袋搬回自己的肩膀上了。不过，翻译村上所带来的快乐与满足，一直都还在。所以他在博客里写道：“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

　　十年一面 村上不失童心童趣

　　好多人都猜想我跟村上春树一定是铁哥们，动不动就一起撮一顿，可绝无此事。从我1989年翻译《挪威的森林》开始，20年里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平均10年一面。平常偶尔会因为翻译上的问题有邮件往来，但也极少。我们两个人都很内向，性格接近，所以在翻译他的作品时，我总觉得他要表达的我都能理解，算是精神上的默契。

　　村上创作之余自己也鼓捣翻译，还大老远跑去见了雷蒙德-卡佛这样的原作者，所以译者的辛劳和心情他肯定了解。2003年我到东京跟他联系后，比较顺利地定在了1月15日下午在他的事务所相见。

　　事务所在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大约是三室套间，一位女助手在门口等我。进屋后村上很快从一个房间走出来，尽管是冬天，他却穿得很少，牛仔裤配花格衬衫，里面是件黑色T恤，他个头不高，手很粗壮，留了个小男孩的发型，表情有些孩子般的羞涩，显得很年轻，不像是那个年纪的人。握过手后，我们隔着圆桌坐下，他介绍两个女助手给我认识，两个女孩让我想起了《1973年的弹子球》中的208和209。

　　说话的时候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更多时候是看着桌面的，他声音不高但是有节奏感，笑容也不多，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能感觉到他的谦虚与随和。他送了我一本新作《海边的卡夫卡》，写下自己名字后盖了两个章，一个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子，一个是一对红蜻蜓。我当时就想，年过五旬的村上，一直不失童心和童趣啊。

　　聊起翻译的时候我说到翻译他的作品一直都很愉快，因为有息息相通之感，他就表达了自己的同感，说倘若原作不合脾性就会很累很痛苦。聊起写作的时候，村上说自己不是精英也不是天才，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专门技术。也聊起了关于跑步的事，他说自己每天都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和训练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运动，跑步———每年都参加马拉松比赛。”

　　村上还说，写作的时候他始终都有一个让自己变自由的念头，因为社会上的人们都是不自由的，但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不自由也让灵魂自由，这就是贯穿他写作过程的念头。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说里面的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自己的心意。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后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心想，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是一个走在乡间小路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人，但是却缔造了一个文学神话。我想他就是他曾经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更接近本分和自然，他的外表就是他的内心。

　　再见村上 也许鲁迅最容易理解

　　第二次见村上是2008年10月29日，这次不是我一个人了，还有村上的台湾译者赖明珠、马来西亚译者叶惠和翻译过部分村上文章的台湾辅仁大学张明敏女士。村上的事务所在2008年初搬了家，但还是在南青山，那里是东京的黄金地段。周围依然幽静，不远处是神宫球场、青山大道，这些场景不时会在村上的作品里出现。虽然是晚秋，但是那天的阳光很和煦，像是春天，周围的银杏树配上明净的天空，自是一番好景象。

　　开门的年轻女助手已经不是5年前见到的208或是209了，听说两个女孩一个结婚了一个辞职了。新的年轻助手很严肃，不苟言笑。新的事务所房间不算宽敞，中间有道类似屏风的隔离板，一张长方形餐桌的两侧各有两把椅子，我们四个人各自坐下。村上很快从隔离板后面走出来，牛仔裤配深蓝色对襟长袖衫，里面是蓝色T恤。总体说来，他跟上一次见面变化不大，怎么都看不出是年近六十的人，依然是小男孩发型和略带拘谨的沉思表情，言语间没有多余的话，很简洁，就像房间的装修风格。

　　虽然村上六十岁了还有一颗童心，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孩子，这一点我们没有谈过，但是偶然听他说一句，说是连自己都管不好的话，要孩子能负起责任么。这毕竟是人家的隐私，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不过私下里跟讲谈社的朋友喝酒时，大家半开玩笑地聊到过，说是村上没有孩子的话，将来那么多钱给谁呢。

　　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以来，村上已经写作了三十年，那次见面谈起了这三十年的创作感觉。他说，这些年有了很大变化，明白了自己想写什么，以前很多因能力不及不能写的东西，现在觉得都可以写了。写作是工作，翻译是爱好，写累了就进行翻译，一般都是上午写作，下午翻译。

　　六十岁的村上还是天天运动，有时去打壁球，更多还是跑步，他说过了四十岁以后，如果什么运动都不做，体力就会逐步下降。问他东西方读者看他作品是否有差异时，他回答差异很大，“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例如比喻手法就从钱德勒那里学到不少。”他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说自己对钱德勒的文体情有独钟，“那个人的文体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因为那次去日本我们是参加“东亚与村上春树”这一议题的研讨会，所以村上就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日本的青年却不怎么学习历史，所以他在小说里会提到历史，让大家懂得历史，这样东亚文化圈才会有共同基础，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我还尤其想提到的是村上对鲁迅的看法，他在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文章叫《完蛋了的王国》，男主人公Q氏被日本的藤井省三教授认为是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Q的翻版，因为二人都处于精神麻痹状态，作品又都超越幽默和凄婉。所以在见到村上时，我特意询问他是否看过《阿Q正传》，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说他只是学生时代看过一次，称与藤井省三的研究结果只是“偶然一致”。但他对鲁迅是怀有敬意的，他说：“也许鲁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鲁迅有许多层面，既有面向现代的，又有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和俄国文学相似。”

　　村上新作 我还是想翻译《1Q84》

　　村上写了三十年，我翻译他的作品翻译了二十年，他的文字有一种绅士般的幽默，同时饱含了自由人文主义的精神，对人的主体性很看重。他最新的长篇在台湾已经出了，可惜在大陆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

　　《1Q84》刚一出版我就得到了，这是个极长的故事，日文原著分两册出版，长达1050页。听书名当然会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认为《1Q84》显然同《一九八四》有关。

　　《一九八四》以“老大哥”隐喻独裁者，《1Q84》以“小人儿”暗示某种邪恶力量，很难认为这些完全出于巧合。更重要的联系在于，二者都向整个人类社会提出警告。《一九八四》为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及战后的废墟；《1Q84》则是冷战后尤其“9-11”事件后的“混沌”世界。《1Q84》是村上在世界语境下对日本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认识和总结，也可以说是通过邪教等诸多日本社会问题对世界现状以至人类未来的担忧和思考。

　　如果同《挪威的森林》等所谓中国读者所说的“小资”情调的作品相比，新书风格固然有所不同，但若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尤其同后期的《奇鸟行状录》和《海边的卡夫卡》等作品相比，则感觉不出明显区别。

　　《1Q84》中的邪教头目深田保同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琼尼-沃克、《1Q84》中的牛河和《奇鸟行状录》中的牛河的口吻几乎如出一辙，情节也有相仿之处。写作手法倒是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过去的主要长篇均采用第一人称，而这部长篇则采用第三人称，从而有了更多的机动性。

　　有说法称《1Q84》使村上离诺贝尔文学奖又近了一步，去年的10月，我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接到日本几个主要媒体电话，称村上可能会得诺奖，叫我揭晓那天晚上一定要守在电话机前接受采访，结果是又一次落空。

　　“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人类缺陷的深深忧虑，对人类生活的苦苦探究”是多数获奖作家的共同追求。以此观之，《1Q84》既可以说距诺贝尔文学奖近了，又可以说离之远了。说近了，是因为《1Q84》大体具备以上特点；说远了，是因为村上在作为这部作品主题之一的善与恶的界定方面没有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倾向”。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恶，也没有绝对的善，善恶的换位仅在一瞬之间，重要的是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任何善恶都是相对的。这意味着，他以前同恶、同暴力对决的立场，在此变得暧昧起来。

　　按照以往的形式，村上每一本新书在日本一出来，我就会拿到文稿动笔翻译，等到和日本那边谈好版权，我这边基本也已经翻好。但是“跑步”风波之后，我就不敢这样做了，人家不找你，不就白费劲了？说实话，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想翻译《1Q84》。并不是说只有我才能翻译村上，关键在于，村上并不是以故事打动人的作家，而是靠文字的韵味和气氛，我翻译了二十年，早已对他的习惯表达烂熟于心。

　　不过出了“跑步”的事情后，我明白了有些事是不在我掌控里的，所以我慢慢不再只是翻译别人的作品，我也尝试写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受制于人是一种痛苦。我把脑袋放在村上身上二十年之久，该搬回自己的肩膀上了。感谢村上，他让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也让我明白了年纪再大，也依然有成长的空间。

　　口述：林少华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供图/孙炯《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