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成为秦城监狱里最著名女犯

　　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曾在此受审、关押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办案人员与犯人同吃同住

　　1980年3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依法审判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集团(以下简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

　　喜怒无常的“7604”

　　江青应该算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著名的女犯了。

　　为了看管“两案”的要犯，秦城监狱专门成立了共和国第一支“武装警察干部大队”，从全国13个省抽调了300多人。其中由22个女兵组成的独立分队，专门负责对203监区“7604”号犯人的看管、提审、押送工作(秦城监狱原来不设女看守)。“7604”就是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编号。

　　原河南省武警总队的李红，是当年看守过江青的女兵之一。多年以后，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在看押江青之前，她还和其他几个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江青大怒，骂李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扑上前，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25日，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进行了描述：

　　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

　　1984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管人员说：“对今后的生活没别的要求，但愿有暖气、洗浴等设施，治病方便。”但到陕西后，他发现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送他的秦城监狱监管人员说：“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这样的要求，令当时的监管人员哭笑不得。后来，直到去世，邱会作没有离开过陕西。

　　1987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年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1986年，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1992年8月3日，他在北京病亡。200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的姚文元到期释放，回到上海家中，第二年去世。“四人帮”中，只有张春桥没有出狱，于2005年4月21日病死在秦城监狱。

　　新中国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秦城监狱缘何如此神秘？它在不同阶段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顺安教授。

　　环球人物杂志：跟其他监狱相比，秦城监狱总会给人一种神秘感和特殊感，这是为什么呢？

　　王顺安：首先，秦城监狱是目前我国唯一至今仍由公安部管理的监狱(一般情况下，监狱系统都归属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管理)。这一特殊之处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考虑。1983年，依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分工原则，公安部和司法部曾联合发出通知，将各地原来分别隶属于司法、公安、农垦系统的监狱和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当时正赶上“严打”，加之司法部刚成立，经验尚不足，所以看守所这一块的工作就没有移交至司法部。后来，根据“对敌斗争需要”，承担着关押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等工作的秦城监狱，因责任重大、性质特殊而一直由公安部直接领导。

　　但是在具体到监管业务上，秦城监狱仍需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如今，秦城监狱既是一个具有看守所性质的未决监(看管在押未决人犯)，又是一个已决监(看押已经判处刑罚的犯人)；既负责刑事诉讼、预审、检察起诉、定罪量刑等过程中的调查、取证、复核、羁押工作，又要看管带有政治色彩的、知密的、大案要案的已决犯人。这种职能上的复合性，更映衬了秦城监狱的特殊性。

　　环球人物杂志：秦城监狱在接收犯人的流程、监狱生活的安排、监狱管理的体制等方面，有什么特点？

　　王顺安：这些方面的特点是随着羁押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建国初期，秦城监狱关押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这时与其说是监狱，不如说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看守所。后来，这里逐渐演变成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的预审场所，以及对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重大案件等已决犯进行羁押的已决监。

　　由于关押对象特殊，秦城监狱的警戒非常严格。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里曾是半开放性质的。随着周边城区的发展，秦城监狱也竖起了高墙电网，成为封闭性监狱。另外，根据关押对象的需要，比如年迈、多病、生活方式特殊等，秦城监狱的医疗、住宿、伙食标准显然比普通监狱要好，体现了有针对性的人道主义待遇。

　　从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秦城监狱是一种将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予以羁押的看守所与已决犯的刑罚执行相统一的监管机构一体化的场所，是在监狱内实行分管分押的一种新型态的监狱。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一所特殊的监狱，在不同的阶段，秦城监狱发挥着怎样的历史作用？

　　王顺安：秦城监狱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它的变化不仅是改造罪犯的需要，更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进步和演变。

　　在改造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的工作中，秦城监狱充分体现了以教育改造人为中心的劳动改造罪犯理念，成功地使绝大多数战犯回归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拥戴者和积极参与者。秦城监狱还曾组织在押人员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增加他们对新中国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改造效果非常成功，战犯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便有了后来杜聿明将女婿杨振宁召唤回国的一段佳话。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一度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成为不符合法制理念的羁押场所。粉碎“四人帮”后，秦城监狱恢复了其拨乱反正、惩罚罪恶的职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被送到这里羁押、预审、执行刑罚，秦城监狱也开始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腐败罪犯的行刑与改造工作。它不仅对已经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进行监管、教育，对现任的国家公职人员，也起到重要的警示作用。

　　作为我国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的矫正场所和刑事司法系统侦查、检查、审判、行刑等四环节中的监管机构，秦城监狱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城监狱是一部“新中国刑事司法的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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