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反赌风暴中的赌球大佬和他背后的黑金江湖

　　导语：足坛反赌风暴乍起，在这场由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门主导的反赌行动中，已有包括俱乐部经理，教练，球员，足协官员在内的十多人被调查，上百相关人员接受询问。反赌突破口正是从前陕西国力俱乐部经理王珀打开。王珀先后任五家足球俱乐部经理，如今被警方逮捕，成为足坛反赌头号反角。

　　他4年赌球，建立黑金江湖中涉及教练球员在内多达百人的赌球网络，玩死5支球队；

　　他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拖欠薪酬，他以“足球恶人”，“通天教主”的名号横行一时；

　　他如何掘得自己的第一桶金，又怎样进入足球圈开始赌球生意；横行江湖的王珀系是如何建立，又怎样覆灭？

　　更为关键的是，足坛反赌将以他为开始，还是到此结束？

　　沈阳，这座曾见证中国首次进入世界杯的英雄城市，如今却成为中国足球羞耻的源头——警方在这里破获一个长期操纵国内联赛的赌球集团，并由此牵出一个涉及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多省的庞大赌球网络。

　　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赌风暴由此掀起，随着涉赌名单、银行账号、电脑资料等物证的曝光，诸多人员被秘密带往沈阳接受调查，涵盖现役球员、教练、领队、俱乐部人员、圈内资深人士等。

　　暮气沉沉的中国足球开始了一段人心惶惶的时光。随后，已淡出足坛多时，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珀在沈阳被警方控制成为这场风暴的关键突破口，目前已有一百多名涉案人员接受了调查。

　　这个曾在中国足坛掀起风雨无数的52岁男人，现在要为当年的肆无忌惮而付出代价——2003年他以“海军大校”的名号空降西安，4年间“打假球”玩死5支球队，连同给球员下药，软禁教练，拖欠薪酬等斑斑劣迹，一度被列入中国足协黑名单，成为横行一时的“足球恶人”。

　　王珀的落网如触碰了“潘多拉之盒”，人们翘首期待真相抖落的那一刻。而在警方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沉默和谨慎的当下，一场群情汹涌的舆论审判正通过媒体兴起，人们痛斥谎言和黑手，呼唤革命，并思考中国足球何以至此。

　　这是继2003年以龚建平案为流产标志的首轮扫黑风暴后，又一轮司法强力介入中国足球，规模空前，但同样前景未卜。

　　小镇里的“海军大校”

　　一家卖猪头肉的小摊都因为他的长期赊账而倒闭

　　时隔两年，王珀在媒体上再次变得面目可憎。事实上，从2003年首次亮相操控“川陕之战”到2007年被队员罢赛驱赶，他一直被外界视作中国足球最臭名昭著的经理人。“他就是一只狼。”一位足球记者如此评价。

　　而这种“狼性”通常被王的可掬笑容掩饰得不露痕迹，一直刻意保密的身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的传奇感。长期以来，只有三个身份被王珀热衷自诩：某开国上将的干孙子，海军大校，辽宁大学毕业。事实证明，后来它们都成了王珀在龙蛇混杂的中国足坛得以立足的法宝。

　　然而，南方周末记者所掌握的一份王珀履历资料却勾勒出他截然不同的一条人生轨迹：1957年出生于大连，在沈阳完成中学学业后参加某军区通讯团，1977年转业后先后在沈阳商业局、公安局和劳动局任职，直至1987年进入颇有背景的中海油直升机公司。

　　种种迹象表明，这成了王珀人生重要的分水岭。机警精明的王珀深得公司高层赏识，4年内从秘书升任中海直大连集团公司总经理。此后，凭借重职，王珀在一个东北小镇里敛得第一桶金。“我记得他。”60岁的辽宁本溪县小市镇居民李松强站在平静的太子河旁回忆这个爱穿两杠四星军服的“大校”。在他的身后，是一座空置破败的工厂区，17年前，它的主人王珀在这里留给这个欠发达小镇数以千万计的呆账、死账，最后奇迹般地全身而退。

　　很多小市人都记得1992年王珀初到的场面——奔驰和军车开道，县领导亲自迎接。“听说是中央领导的干孙子，大家都肃然起敬。”随后，王珀以“中海直”的名义在当地办了三个木业工厂，百姓都视之为财神。“很多人都想攀附他。”李说。1993年，王珀陪同中海直公司高层到本溪视察，更把个人威信推至顶点。

　　但很快，一个叫孟宪山的包工头在为王珀垫了数百万工程款时开始意识到陷入一个无底洞，但对方的辩解却总是那么理直气壮：“我还会差你这点小钱？”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珀一直在秘密转移每一笔销售款。

　　王珀的精明无处不在，几乎从厂房算计到厨房，除了数以百万计的建筑欠款外，一家卖猪头肉的小贩因他长期赊账而倒闭。他的钱包里总是装满美元，以此逃避吃饭时结账，而每次他把大奔钥匙慷慨地甩给下属时，车总是已没有什么油。他答应为一家中学捐赠10万元，电视也上了，但到现在仍只是一串写在木牌上的数字。

　　在信用彻底崩盘前，王珀开始转移工厂资产和设备，精心经营的保护网也发挥作用，以至于在1997年银行和债主全面追债时，这些工厂都在监控下一夜间成了毫无生产能力的空壳。随后，王珀从小市彻底消失。一位叫赵启斌的包工头拿着王珀开的一张67万白条踏上九年追债路，而一名被三角债殃及的材料商则直接跳了楼。

　　直至6年后的2003年，小市人才通过电视屏幕再看到王珀，此时他已摇身变成陕西国力的总经理，玩起了足球。

　　“要赌，也要由俱乐部操作”

　　王珀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球员不许赌球，要赌，也要由俱乐部来操作。”

　　2003年6月的一天，《西安日报》记者靳鹏随陕西国力队出征大连时，见到一个穿白西装的男人，俱乐部老总李志民介绍说这是新来的总经理王珀。“他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靳鹏说，“我们都以为他能挽救这支困境中的球队。”

　　在商人王珀空降小市的1992年，“红山口会议”让中国足球终于下决心扛起职业化大旗。专业队被推向市场，取代以职业俱乐部。1994年，职业联赛打响。有过短暂运动员经历的王珀在观赛中迷上了由盖增君率领的大连万达，他甚至一度和球队吃住在一起，由此认识了很多江湖朋友。“开始他就是一个大家吃完饭喊来埋单的角色。”一位圈内人士说，“饭桌上偶尔谈论一下赌球信息，他胡乱跟着买，结果输了不少钱。”王珀开始意识到，只有实际操纵比赛，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自称与王珀“一见如故”的李志民让这种设想成为可能。由于过分迷信和高估中国职业足球的价值，民营企业家李志民1996年建立的陕西国力俱乐部此时正面临巨大的资金困境，甚至要靠贷款度日。李被王的“背景”所动，请求“救救球队”。王珀便以“救世者”的姿态踏进足球圈。

　　此时，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已经进行了9年。长期的功利主义和不彻底市场化耗费了中国足球仅存的微薄资源，包括人气、品牌和资金。即使2002年首次成功冲击世界杯也未能从根本上挽回人心，联赛商业价值持续缩水，俱乐部资金困顿，欠薪事件不断。

　　赌球就在这片坏光景下加速滋生并蔓延。澳门和香港的庄家先从南方沿海渗入，以收买球员、教练甚至控制俱乐部的方式来操盘国内联赛。1990年代末，赌球已公然横行于中国的绿茵场上。

　　发生在1999年的沈渝之战是那个时候的标志性事件。沈阳海狮以数百万价格从重庆隆鑫队买来一场胜利保级，重庆门将符宾一个目送皮球滚入龙门的“假扑”让事实昭然若揭。事后每个队员得到6万元现钞。

　　也在同一年，四川全兴老板在俱乐部峰会上大声质问：“试问，在座哪个俱乐部没有做过球？”全场无人应答。

　　道德沦丧的中国足球开始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在王珀进入足坛的2003年，中国足球刚经历完以龚建平案为标志的首轮反黑浪潮。这场投鼠忌器的审判最终草草收场，却无形中纵容了足坛恶行的肆无忌惮。就像王珀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公然宣布的那样——“球员不许赌球，要赌，也要由俱乐部来操作。”

　　而当时形势异常混乱的末代甲A为王珀提供了试验场——许多球队或需拿分保级，或需拿分冲冠，这意味着国力可以把每一个进球标价出售。王珀先是架空了巴西籍主帅卡洛斯，再是排除异己。“他简直就是恶棍。”时任国力主教练的卡洛斯回忆说，“他常威胁说让我和妻子在公海消失。”

　　2003年9月21日的“川陕之战”是王珀的成名作。这一晚他把卡洛斯强行留在酒店，并把不合作球员江洪排除在大名单外，操纵球队以1∶5败给四川冠城，获利7000万。

　　很快，王珀挤走了卡洛斯，独揽国力大权。王珀的一个要价法宝是“如果对方不给钱，就死磕它”。某俱乐部不信邪，结果被国力先进一球后付双倍费用求放水。王珀非常强调“内部整风”，真正目的是以铁腕控制球员卖球，掌握在他一人手上。

　　到后来，王珀的赌球言辞渐趋公开化。常常为主帅尚青没有按其意愿排兵布阵而大骂出口。卡洛斯说：“此人不除，中国足球永无宁日。”

　　饱受敬重的“西北狼”陕西国力就这样被金钱挟持，最后丑陋降级。一位五十多岁的球迷冲进球场，冲着王珀下跪：“求你快滚出陕西。”更多的球迷也在坐席上亮出“倒王”标语——“陕西足球的罪人”，甚至砸掉了俱乐部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