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气候危机比地区危机更紧迫(2)

　　安南一毕业便进入联合国。在那里，开明、兼容的性格使他很受同事欢迎。“大家都喜爱他的直爽。他待人真诚，无论对方是王公贵族还是街头路人，他都一视同仁。”与安南共事10 多年的秘书处员工拉明-西塞说。

　　1997 年1月，59 岁的安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秘书长。

　　沈丁立教授分析说，安南当选的最大原因，是他的美国背景：“在美国念书多年的安南行事作风也颇为美式，常将‘民主’挂在嘴边。比起前任加利，他更了解美国，知道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2001 年第一届任满后，安南继续获美国支持，在没有强劲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成功，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对此都表示欢迎。

　　然而，安南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很快就面临挑战。2003 年，美国绕过联合国攻打伊拉克。安南公开评论说，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公开批评美国。不久前在接受《时代》采访时，安南也坦承，未能阻止美国侵伊是自己任内联合国的最大失败。

　　“长久以来，能胜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人都必须有一个很关键的能力：谁也不得罪，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与加利相比，安南一向与五个常任理事国关系良好，这体现了他为人处世圆滑的一面。但在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他首次挺身而出，体现了他为人极富正义感的一面。”沈丁立评论道。

　　一年后，安南遭遇上任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当年12 月，美国参议员科尔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声称，美方的调查发现，因联合国管理不善，萨达姆从“石油换食品”计划中渔利上百亿美元。

　　安南的儿子科乔也因受雇于一家参与该计划的瑞士公司而被卷入舆论的漩涡。安南的传记作者、《洛杉矶时报》驻联合国记者梅斯勒评论道：“总的来说，安南的10 年秘书长任期算得上非常成功。但石油换食品计划出现的问题，使他职业生涯遭遇最大打击……此事不会完全抹杀他的形象，但估计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会忘记安南领导下的联合国发生的腐败事件。”

　　对话科菲-安南“我不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失败的”

　　B=《 外滩画报》

　　A= 科菲-安南(Kofi Annan)

　　B：12 月6 日，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即将举行。许多人担心，会议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您如何看？

　　A：我也注意到，现在人们对哥本哈根大会非常关注。但首先我想要提醒一点，关于气候问题的工作，并不是到哥本哈根就结束了。应该看到，不管能否在哥本哈根达成一致，今后很长时间内，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次，我想谈一下谈判本身。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谈判，涉及多方利益。谈判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减排目标。欧盟提出的目标是20%，日本是25%。我们期待的比较理想状态是：到2020 年，在1990 年的水平上减排25% 至40%；到2050 年上升到50%。目前我们依然在呼吁，传统的工业化大国应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减排目标，各新兴国家也应制订各自的减排计划，并且必须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个领域是森林保护——各国将采取何种手段保护森林资源、植树造林。第三个是关于帮助穷困国家设立机制，减少它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发展低碳经济。

　　我认为，在哥本哈根无论达成何种协议，一个大前提就是：协议必须公正。只有这样，才有施行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便是，一些最贫困国家碳排放总量不到2%，受的影响却最大。我们必须为这些国家着想。

　　B：就哥本哈根会议，许多人正在观察美国和中国的态度，希望中国作出更多承诺。但在中国，人们也担心减排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A：这种担忧我很能理解。但我们也应了解，气候变化已成为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应对措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在此方面有了一些进步，采用了清洁煤等绿色技术，减少了碳排放；其实各国都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经济学家也指出，发展绿色经济也可获得相当的经济效益，且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即便是一些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也提出要投资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他们称此为“超越式发展”，以此来避免工业化国家过去犯的错误。我相信中国也有能力实现这种转型。

　　B：你在1997 年1 月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同年年底《京都议定书》在日本签署。当时联合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本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中呢？

　　A：人们关于《京都议定书》的看法是，由于美国拒绝签署，致使它一开始就带有缺陷。但我不认为《京都议定书》是失败的，反而认为自1997 年之后，人们对气候问题越来越关注，现在它成为全世界的头号话题，这本身就是一大成功。距《京都议定书》12 年了，现在我们需要就“后京都”的目标达成一致，这就是召开哥本哈根会议的原因。在这次会谈中，联合国扮演召集人、组织方和协调人的角色，但联合国不是国家，不可能成为谈判的主角。基本上，联合国将提供一个机会，让各国就未来的统一目标和合作方式进行磋商，最后达成共识。

　　B：你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指出，气候问题是全球面临的最大人道危机。2006年你卸任时则提到，非洲问题和中东冲突是未来世界的两大挑战。什么使你改变了看法？

　　A：我想先谈我对气候问题的看法。正如我最近在演讲中所提到的，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全人类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并将为未来世界带来诸多隐患。这不局限于大自然本身——气候问题将引发洪水、干旱、沙漠化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同样也将影响人类经济的发展。另外，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自然资源匮乏问题，从而带来新一轮对自然的争夺，对地区安全和稳定造成冲击。

　　2006 年11 月我作的卸任演讲，其实也涉及气候变化问题，但只是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大家可能没留意到。当时我提出，非洲问题和中东冲突是全球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基于我任内工作重点作出的判断。现在我还是觉得，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看，目前在非洲各地，冲突依然不断。而在中东，不仅有遗留下来的以色列问题、伊拉克问题，目前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也风波不断。我还没算上伊拉克内部逊尼、什叶派之间的冲突。

　　这些危机的确是一触即发，每一个都给世界的和平稳定造成极大影响，而人们似乎并无力控制这些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是我当时的担忧，也是我当时在卸任演讲中将着重讲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至今我还是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仍将面临这些问题的挑战。

　　B：你觉得解决哪种冲突更容易些—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A：这两者具有不同特性，必须从不同维度上考量。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每个国家都在面临挑战、都将承担责任；而非洲和中东问题属地区性问题。不过我认为，中东问题也非常棘手。如我刚才所说，危机一触即发，并将时刻危及全球的政治经济稳定。如果今天那里的局面发生动荡，明天就没有船能将石油运往世界各地。不过，我还是认为，气候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B：你在近期接受《时代》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气候问题持观望态度，在其他国家不动的情况下不会先动。这次来华后，您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变化？

　　A：此行中我们看到，中国在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支持绿色产业等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且成绩斐然，我们相信中国已作好了改变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已经准备好作一项约束性承诺。

　　当然，在《京都议定书》时期，我们并没有规定具有约束力的目标，但现在我想是时候作一些改变了。大家应准备迎接一个类似“具有约束力目标”这样的协议结果。当然，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各自的目标应该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有能力，也应当为这样一个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B：你认为，中国在联合国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

　　A：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正变得日益重要，这是大家都可以体会到的。当然，我们同样也观察到，目前中国仍希望有所保留地施展这种力量，并不想被视作一个领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力量已变得不容忽视。虽然中国一直在说，自己尚未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国内仍存在众多贫困人口，但中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改变将使中国在世界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