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宋子文并非世上最富有(组图)(2)

　　访谈

　　复旦历史系教授、《宋子文和他的时代》作者之一吴景平专访

　　对历史负责 全面认识宋子文

　　两岸良性互动

　　推进了民国史研究

　　早报：2006年，首次宋子文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3年过去了，对于宋子文档案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

　　吴景平(以下简称吴)：到2008年止，宋子文档案有了新内容的增加和开放，比如2006年秋，宋家后人向胡佛捐了第68、69盒档案，内容包括1945年中苏莫斯科会谈的全部中英文会谈记录和会谈文件的各个稿本。这部分文件的外包纸上有宋子文亲笔写的“绝密”。又如2008年7月11日胡佛解密开放了陈纳德1944年10月26日的备忘录，题为“中国的军事政治局势”。据宋子文在首页亲笔记载，该备忘录是陈纳德去世后，在1959年10月14日由原国防供应公司成员托马斯·科克伦面交宋子文的。这份文件涉及当时重庆的国民党高层情况，国统区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军事上压力之下产生的问题，还有陈纳德对多位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评价。这份东西曾经被宋子文女儿冯宋琼颐注明在2025年以后才能开放。这说明，宋档这些年一直在增加中。

　　早报：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重新成为史学界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对蒋、宋的研究又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原因是什么？

　　吴：这里一个比较重要原因是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其中包括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去年台湾再度实现政党轮替等等，也包括前些年台湾地区的“去中国化”、“去蒋化”，都反过来使得大陆学术界和学者认识到更有责任把民国史特别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做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的梳理、研究，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国共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内部的冲突，说到底都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有关历史档案里反映出，当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各方各派的分歧矛盾虽然较严重，但都让位于“大敌当前”。国民党内部高层特别是蒋宋之间、宋孔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但毕竟跟汪精卫的关系不一样，和汪精卫的矛盾发展到最后就是分道扬镳，后者走上了不归路，走上了背弃民族大义之路，违背了民族根本利益。

　　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早报：从抗战时期到现在，对宋子文一直有一些传言，比如他是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在任期间徇私舞弊等。研究档案之后，你怎么看？

　　吴：外面的人认为他很狂妄，其实他很拘谨；说他很挥霍，其实很节俭……宋表面的东西和其真实并不完全一致，为什么会这样？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际关系处理是比较失败的，只有极少数人追随、理解他，所以他往往成为各派的攻击对象。

　　当然在对宋子文的评价方面，最大的争议是他在承担公务的时候，是否假公济私？这次会议上，戴鸿超教授的论文提出，以往在经济上指责宋子文是没有依据的，其中关于《宋家王朝》里提到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其实作者西格雷夫在注释里说明，这条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

　　我们还看到一个记载，宋子文买了古董到中国银行报账，然后有人指责他。其实这件古董是送给罗斯福的礼物，但政府没有钱，他只好让中国银行垫付。我们只看到他似乎因私报销，实际情况不那么简单。我们要把当时的经济制度、财务制度搞清楚了，再下结论。当时的财务制度还是挺完善的，国库里拿出的公款，一般情况下都有记录，派什么用处，是否销账，最后都有详细记录。有许多眼睛监视着，从国库白拿钱不是那么容易的。至于说宋子文在抗战期间贪污美国对华援助，也不太可能，美国方面在监督，当时作为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也在监督，宋子文只负责借钱，争取到的美援主要归孔祥熙负责支配，宋要贪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的媒体可以质疑、提出问题，也在监督。一直到宋子文下台，蒋介石在日记中都没有对宋子文操行方面的指责记录。宋子文常常会因为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而提出辞职，这也是我们在分析他对于公职与私利态度时应当加以考虑的。当然，要断定这个人百分百清白，是不能妄下结论的。要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历史负责。

　　我一直说，如果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不负责、很轻率，明明知道它错了也不予以订正，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建立起的历史叙事，如果对待前人的历史如此不尊重、不严肃，那我们留下的历史的可靠性也会被后人质疑。我认为，今天能客观地公布档案文献，然后进一步客观分析，会给后人一个很好的示范，那就是今天的执政党、执政者、学者和媒体是很负责任的，对待历史是慎重的。如果对历史都能造假，那今天留下的历史叙事完全也是可以被质疑的。

　　早报：宋子文这个人致命的缺陷是什么？

　　吴：从宋子文本人来说，他能不能在处理与蒋介石等人的关系方面，做得更妥当一些？我想是可能的，但他没有做到。宋子文在从政经历中，常常在遇到重大困难感到无法应对的时候，就会提出辞职。蒋介石也有意见——你动不动就以辞职相要挟。事实上，辞职之后问题还在，问题还是必须解决。你应该一面指出问题，一面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才是更为负责任的态度。事实证明，由于屡次辞职导致的政局动荡，是不利于原先政策的运作的。宋不太善于把自己的见解和蒋介石以及其他人沟通，要么接受，不接受就走人，他就是这种性格。

　　民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工程

　　早报：你怎么看近年史学界对民国人物的研究，比如蒋介石、宋子文？

　　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开放，读者可以得出基本的看法是，这个人在一生大部分年月里，不只是一个狭隘的小我，他不是只考虑自己和几个近亲戚，他每天所记、所思，应该说有比较大的格局。当然，蒋的功过是非很复杂，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在关乎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蒋介石的选择还是应当得到我们基本认同的。这里不是指认同他本人，而是认同他所采取的立场——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至于对他其他方面的评价，他在处理内政问题上，他的阶级属性，他的大政方针，他对少数官僚与社会大众、弱势群体的态度，处理与共产党关系，处理与进步力量和民主运动关系，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以往我们很难理解，抗战8年那么困难国民党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和共产党打了3年内战就败得那么快。蒋介石日记、宋档等其他资料，使得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我们也能吸取更多经验教训，这些也是我们民族历史一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后人应当要了解、总结。

　　宋档的开放和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使以往的很多认识开始澄清或者趋于澄清，比如蒋宋关系到底如何？他们之间几次矛盾冲突是如何爆发的？他几次辞职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史迪威事件等等，看了宋档和蒋介石日记之后，可以有比较清楚认识。这次“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会议有很多文章谈到宋子文与蒋介石、孔祥熙关系。我说，国民党政权垮台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首先是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国民党腐败高层的内耗、内斗到后来发展到不可收拾。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所在，但谁都解决不了。

　　早报：胡佛研究院新的研究热点还有哪些？将来对民国史研究最重要的工程，可能会是什么？

　　吴：一个就是孔祥熙的档案，原先计划今年8月份公布，后来因为技术和经费原因耽误了2个多月，但胡佛研究院方面表示，年内一定会开放，只是因为技术问题不会全部开放，只开放几十盒档案。另外，胡佛近几年还引进了台湾方面其他档案，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记录都做成缩微胶卷，然后都放在了胡佛开放。胡佛近年还引进了许多民国时期高官和名流的个人文件、日记和书信，这个数量也是相当多的。

　　据我们所知，蒋介石日记全文出版已经在台湾启动，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也想促成蒋介石日记在大陆地区的出版发行。有位台湾学者说：蒋介石日记的出版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蒋介石日记如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意义之大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认识到，国民党当时在大陆是失败了，在当时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相反一走了之，把大量资源带到了台湾，帮助台湾走上小康，而丢下了一个烂摊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台湾的建设成就，实际上和当初大陆人民做出的牺牲是有关的。包括后来台湾的开山修路，主要由大陆去的老兵来做，器材、技术都是大陆带去的，台湾一流的教育师资，也是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去台之后，台湾发生的事情都是和大陆相关的，所以“去中国化”、“去蒋化”是不可能的，两岸关系不可能割断。所以，公布这些历史文件是非常好的事情，没有必要害怕。至于是否会带来历史认识的混乱，也不可怕，我相信正面的效果将远远大于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