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为什么没当上美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导语：“阻击我的游说集团非同寻常，它在为外国的政党效力。他们不想辩论，只想压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他们采取的手段是‘人格暗杀’、编造令人反感的罪名和语录。我受到很多‘凶手’暗算。” 　

　　奥巴马政府就职前后的高层人事任命，很难用“顺利”二字来形容。不过，争议人选大多只涉及欠税之类“瑕疵”，最后基本都过了关。然而新政府对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却惹出了一场大风波，最终以当事人的黯然退出收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个故事主角的名字并不陌生：1972 年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之旅的美方首席翻译、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去年2 月，本报曾在上海对他作过独家专访。

　　2 月26 日，傅立民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消息曝光。不到半个月后的3 月10 日，他又宣布不担任这个职务，轰动了美国政界。

　　事后《外滩画报》与傅立民联系，当时他表示暂不接受采访。不久前，他终于在华盛顿家中接受了记者电话专访。

　　B=《外滩画报》 F= 傅立民(Chas Freeman)

　　奥巴马政府为何请我当NIC 主席

　　B：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主席？

　　F：去年12 月，国家情报总监、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找到我，邀请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我很犹豫，直到1月下旬才答应下来。

　　我曾为政府效力30 年，不想再回去干了—这在中国人听来可能很奇怪。理由有很多：我喜欢自由自在地说话，我喜欢现在的清闲、只为自己干活，什么时候想放假都可以；我经商的收入很不错，不用每天上班应卯，随时可以在家里干活，也不必忍受政治干扰和非难；最后，由于以前我担任的一些职务，我享有一定的保密级别，却不必受到相应限制。因此在我看来，重返政府只会带来烦恼和挫折感。

　　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主要是因为我有一种要命的爱国主义情结。当国家召唤时，我觉得很难拒绝。其次，我被说服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尽管从个人角度说，重返公职很麻烦、很不讨人喜欢，但我认为自己能为国家帮上忙。

　　B：以前你和布莱尔上将熟悉吗？

　　F：我和他很熟，我们认识至少10年时间了。我很尊重他，觉得他很有理智，与他共事很让人愉快。他曾任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负责范围从美国西海岸一直到印度。我多次陪同他访华，当时我们都在防务分析所(IDA)工作，他是所长，我是理事，我们有很多机会互相了解。我们互相欣赏彼此的思考方式。

　　B：他看中了你身上的哪些东西？

　　F：他列举了好几点：我拥有拉美学学位，经验比多数人更丰富，曾派驻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多国，熟悉中、朝、韩、日和中东，会说阿拉伯语，曾在欧洲制定防务政策，也经常走访中亚。第二，我有创新性思维的名声—用非常规方式想问题。最后，我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在意“政治正确性”著称。正是最后这点被那个小集团用来打击我。

　　B：你接受过任命前背景审查么？

　　F：本届政府有一点很不同寻常：奥巴马采取了一种企业式管理模式，将人事决策权充分下放。内阁成员和部门负责人被授权组建手下团队。尽管白宫中肯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不认为总统亲自过问了对我的任命，白宫的政治部门也没有被特意征求过意见。

　　所有的管理教科书都会告诉你，奥巴马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最有效地鼓励下属发挥。但问题在于，这里牵涉的不是企业，而是政治机构。如果总统不控制人事任命，一些观点与他迥异的人就可能加入政府。另外，如果某项任命遭到攻击，他会把为其辩护一事交给部门负责人来做(在我的例子中，就是布莱尔上将)，而这往往是不够的。

　　不过，发生这种情况极不寻常。这一职位不必经参议院确认，只需直接任命，通常不会引人关注。这次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是因为我曾经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用很多以色列人也采取的方式。我认为以色列目前的做法，损害了自己和美国的利益。它在土地与和平之间选择了前者，不与巴方就领土分割展开认真谈判。我认为这些政策行不通，最终会损及以色列自身。

　　我遭到“政治暗杀”的经过

　　B：你称那些人是“以色列游说集团”？

　　F：我现在称之为利库德游说集团，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代表以色列。他们真正支持的是定居者、对巴占领和抗拒和谈，支持利库德和(以右翼外长)利伯曼。他们只代表不到25%的美国犹太人，却自称代表整个群体说话。

　　B：但以色列右翼认为，两国方案不可行—巴勒斯坦国必然为激进派控制。

　　F：我提到的那些少数人也这样说，但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多数美国犹太人也不同意。我自己不是犹太人，不过我们家有犹太裔成员(我的一个儿媳是犹太人，还有一些犹太表亲)。

　　B：他们还指责你和沙特、中国有政治和金钱联系？

　　F：这是个大笑话。我是中东政策理事会主席，理事会接受来自沙特的私营企业和个人捐款，我个人从未收取过分文。沙特政府偶尔提供少量赞助……

　　B：他们说沙特给了你上百万美元？

　　F：只有一次，沙特国王在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主动给了100 万美元。对此我十分感激，这笔钱至今还在那里。我在沙特是有很多朋友，就像在中国一样，但这并不意味我不能独立思考，或者我在为沙特或中国效力。

　　至于与中国的关系，我是中海油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批评者称中海油参与了在苏丹的石油开采，多少要为达尔富尔危机承担责任。事实上中海油与苏丹无关。另外据我所知，中海油是唯一拥有非华裔外国董事，以及全部由外国人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的中国企业，也是一家相当现代化、经营良好的企业。我很高兴与它有关系。

　　我与它的关系是：每年出席一次会议(最近一次在香港)，在会上我谈了中东的政治风险。我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中海油愿意在这些问题上倾听一个美国人的看法感到高兴。那种认为为中海油提供咨询就是不爱国的想法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