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越洋来电：我想回来

　　导语：为仰融提起的笔很难落到纸上。这个52岁的男人的身上一直有太多的争议与谜团：昔日的亿万富翁，2001年凭70亿身家排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华晨汽车的创始人，为中国运作第一只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凭借资本运作，打造出一个总资产高达30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华晨迷宫”的华晨系；“戴罪者”，2002年被辽宁省公安部门批捕，同年出走美国……

　　6月23日下午，仰融从美国洛杉矶住所给本报打来越洋电话，向本报透露：尽管他人还没回到中国，但是他想要做的事情已经铺开。他坦言，从情感上来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仰融无疑是一个在中国汽车界以至更广阔商圈的符号性人物。有关仰融的故事很难以有限的篇幅说清，哪怕只是勾勒一个顺序的轮廓。

　　还在辉煌期，仰融曾评价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转折：其一发生在1992年10月，他操盘的“华晨汽车”(CBA)在美国纽约成功上市；其二是1995年1月，华晨接管“金杯客车”管理权；其三，1999年，收购申华实业，更名上海华晨，后转换为“申华控股”。

　　那时的仰融显然无法预知更大的人生转折还在后头。2002年，无论对华晨、还是对其个人，都堪称最剧烈的跌宕之年。

　　在仰融身上，附着了太多时代色彩。仰融的人生是大人生，有仰融这样的人物集群参与构筑的时代是大时代。马胜利，牟其中，史玉柱，赵新先……以他们为典型个体，呈现的是一种因时代大开大阖而簇集疯长又异化消亡的宏观生态。

　　在那群人的创业路上，留下了太多时代的印刻：股市风潮，下海经商潮，企业改制转轨，非公经济开闸，轿车进入家庭，中外合资开启，以及那些难以说清的企业“原罪”……

　　翻开前事，仰融的沉浮逃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用典。曾在体制嬗变的接缝中如鱼得水的仰融，也最终在腾挪跳跃至正酣时，出现了人生大转折。

　　可以想象仰融2004年读到郎咸平关于解决民营企业家原罪“出路”的文章时的激荡心情。郎咸平有关对企业家“要约束更要保护”的见解，肯定让仰融认为找到了知音，遂决意委托郎作为独立第三方，代为处理其与辽宁省政府之间的产权纠纷。

　　世间事，不可逆，无也许。但我们不妨在此假设一下：如果仰融不移爱宁波，华晨汽车将会“出落”成何等花样年华，未可知；围绕罗孚就不会有后来的上南争夺，罗孚或许就不会破产；雷诺也许不至于今日还伶仃在中国国门之外；丰田在中国可能就不会只有一汽一个合资伙伴；中国自主品牌汽车没准已经搭上了销往欧美市场的滚装船……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仰融若没有在2002年出走美国，或早已迷失在自己设计的、忘乎所以的资本迷宫，沉沦于华晨系野心难抑的膨胀与妄诞中，崩塌得也许更为惨烈。

　　或许，再过若干年，仰融会感激这七年的去国生涯，真正解脱命数中的悲喜纠结。而眼下，仰融的全新转折正在临近。

　　6月23日下午3点，是美国时间的子夜零时。电话那头的仰融显得既急迫，又宽容。三个小时的对话中，他几乎没有使用一个否定的词汇。“对，是的，可以，没问题，我会随时配合你们。”他的专注力让人相信，他一定是想好了一切，才会如此通畅地应对所有问题，将心中的想法和盘托出。

　　对话依自然逻辑，基本上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始于7年前的那场纠纷的说明，言语间充满了释然与从容。他说，我已经撤销了全部的相关诉讼。他认为凡事都要展望未来。“水落石不出，对事不对人。”这十个字他重复了七八遍，并进一步表达不再做任何计较的态度。他将辽宁省政府比作了“家长”——无论是非对错，父母打了孩子，于礼数而言，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在稍后谈到在中国重启汽车蓝图、涉及国内合作方等问题时，仰融直言，“如果我能选择，选址首选辽宁，合作首选华晨。”

　　第二部分是整个采访的核心部分，事关仰融回国造汽车的宏图大业。在这里，他惟一一次修正了记者的用词，“用‘复活’不妥，说‘重出江湖’比较准确。”他表示，近一段时间里，他精心组建的“正道汽车”管理团队已经在国内各地做了大量调研。一切都为了实施他花了两年多时间酝酿筹划的全新宏大计划——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展开，先期整车制造总产能将达400万辆，发动机600万台；在美国已获批生产基地3万亩，并在10年内减免税费；在中国选址问题上，已有5个城市在谈。他对中国意向城市承诺8年内实现300万辆产能，1万亿产值，1000亿利税，10万人就业，人均年收入10万元。他一再表述自己此番“归来”的高新境界，要以最前瞻的全球化视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造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具规模收益的汽车，绝不会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此中国汽车才能实现飞跃甚至颠覆全球产业格局。

　　第三部分涉及更多的是仰融个人的思想空间和内心世界。他反复强调，全新开启的人生道路，要着眼于人类未来，要毕生推动中国汽车业以及工商业的跨越发展。

　　也有人遭逢仰融曾经的人生变局，更多的不是沉沦就是变得愤世嫉俗，他如何能够守持信念，重整人生，起头再来？仰融说，有种恶劣的思维定势我不同意，成功99次是理所应当，失败一次就遗臭万年。他自认人生正值壮年，还有许多事要做。他说，眼下最想做的是，当正道汽车项目在中国内地启动奠基的时候，能到现场去扬一锹土。

　　仰融说，“我是中国人，心里有至死也打不破的中国结。不过，我现在的眼界更高更阔了，想中国的事，做中国的事，都要站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去谋求和实践。现在我尤感迫切的是，今天以前，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

　　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仰融化身为一道压抑已久的洪流，只为今天找到一个管道倾泻而出。三个小时的电话访谈，仰融似乎意犹未尽，仍有太多无法道尽的块垒心结留待舒展。

　　无论对错，父母打了孩子，都不该拗着让大人给孩子道歉

　　经济观察报：你这7年都在干什么，跟国内怎么保持联系？

　　仰融：这7年里，我前三年半基本上都是在办官司的事。

　　经济观察报：那个官司现在怎么样了？

　　仰融：我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后来我们主动撤诉了。说我携款外逃，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毕竟已经审查了这么多年。

　　我本身是不想告的。我只是想借诉讼来证明我没有问题。目的不是非要赢这场官司，非得要赢回这笔钱。我曾经在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如果拿回来钱也会捐给慈善机构。我本人诉求的不是这笔资产，而是要证明一下这个项目是谁投入的。我就是这个诉求。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这7年多还没有结果？

　　仰融：这是由专案组调查的，如果有的话早就应该有结论了。

　　经济观察报：那你为什么要主动撤诉呢？

　　仰融：我本还有机会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但是到了最高法院，就不只是经济问题那样简单了。

　　当时，我从国内出来有一个前提：我家在美国，我的小孩、我的太太都在美国。在沈阳搞合资的时候，我也是作为香港的外资公司入伙的，而不是中资公司，所以我是回家，不是逃。

　　今后我要回到国内也不是想打官司，我不会再去较这个劲。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离开华晨的时候，华f晨的账上还有十亿元的现金流。

　　仰融：在沈阳和上海的账上一共有四十多亿，光是上海的账上就有十几个亿。我没动过，我还是很公私分明的。

　　我要证明我没问题，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不了解情况的民众说我是贪官。我本就不是官，而是个外商。

　　经济观察报：那你是想让地方政府承认自己当时有失误吗？

　　仰融：我没有这个要求。我多次表示过我的态度是“水落石不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父母打了孩子，无论对错，也不该拗着要求大人给孩子道歉，凡事都要展望未来。

　　经济观察报：这七年里，你应该还是很关注国内情况吧？

　　仰融：我对国内汽车情况，包括华晨汽车的发展一直非常关注。这个公司是我一手搞起来的，我不在乎自己在与不在，从我内心来讲，还是希望中华(参数配置)汽车这个品牌能够发扬光大的，还是希望这个公司能够越来越好的。

　　但它频繁地换人，从杨宝善、蔺晓刚，一直到现在的祁玉民，等于说7年换了四任老总。这对一个企业来讲是有很大问题的。

　　经济观察报：有说法认为华晨一直都在吃老底。

　　仰融：我之后的几位负责人在交替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失误。失误是什么呢？他们都要否定过去。非要否定过去的战略，有这个必要吗？对企业有好处吗？到祁玉民现任华晨董事长接手的时候，华晨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祁玉民当时称自己是临危受命。

　　仰融：汽车产品能贴上“中华”标签的，也就是这么一家企业。第一，中华轿车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中是惟一一个没有世界知识产权纷争的产品；第二，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也是之前搞的。如果说它不好，宝马怎么还会进来呢？

　　经济观察报：曾经有说，宝马之所以选华晨的原因之一，有你个人魅力的因素。

　　仰融：有这个因素，但也没有神话到什么魅力，不过我确实是用心来做宝马项目的。

　　举个小例子，上海申华控股有九个董事，我把九个董事的专车全部换成宝马汽车。当宝马的管理层到上海来谈判的时候，进车库一看全是宝马，问怎么回事啊？我说，世界上你能找出哪家公司的管理层全开宝马汽车呢？他说我讲得不错，除了宝马汽车公司以外，你是世界上唯一的。

　　我从文化、意识上认真跟宝马合作。中华汽车的四大工艺，全采用德国一流的装备。宝马方面的人看了以后，认为我们的四大工艺跟慕尼黑宝马总部的装备是一样的。我当时想，在中华轿车起步过程中，若能做到与宝马混线生产的话，这对提升中华品质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