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我发现以前我不了解“人民”这个词

　　导语：这一天陆川和剧组完成了在重庆的宣传活动，其中包括在沙坪坝一家影院与观众见面。在一个狭小昏暗、容纳百余人的放映厅里，一个女观众问了陆川这样的问题：你的电影片头是日本兵角川看到了太阳，祭祀跳舞的时候他又看到了天上的太阳，这两个镜头为何呼应？还有三次举手：教堂里老百姓的举手、日军到安全区强征慰安妇时妓女的举手、日军祭祀也有举手，这三处举手又是为何呼应？

　　“沙坪坝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妇女问这样的问题，我惊了。”陆川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大姐您觉得是什么意思？这位女观众的回答大致是：角川第一次看太阳，是对生命还抱有希望；第二次看到太阳，已经想到了死亡，是一个征兆；都是在阳光下发生的事情。“且不说对还是不对，她能看到这个程度，我感到特别愉快。”陆川说，“他们看出的东西比我想到的还多。我不断听观众意见，然后不断纠正自己的说辞。其实一个创作者是靠直觉来创作，他不可能编好一套新闻稿。我就是梦到这场戏了，我觉得这样拍肯定是有意义的，我肯定不可能想得很明白将来对媒体怎么解释。”

　　把日本士兵角川写成了良知尚存的人，是《南京！南京！》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无论赞与弹，最多的讨论都集中在这个话题。陆川说自己只是在直觉驱使之下提出这个角度，完成这个角度，“我并没有能力去写一本关于人性的大书，把人性在战争中的状态整个清晰地梳理出来，我对这样的能力缺乏真正的自信。但是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而且做电影的过程是我寻找答案的过程。我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答案。”

　　失败？可以说，没问题

　　离开北京开始各个城市的巡回宣传之前，陆川怀揣不安。在北京的点映场上，已经有媒体尖锐地质疑《南京！南京！》的立场。争议集中在以日军上尉角川正雄为主线的情节分支。这个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的日本军人身在破城之后的南京，对这场战争和强奸、屠杀诸般暴行却有着局外人般的思考，并为之纠结，最终崩溃，在发出“活着也许比死更艰难”的喟叹后自尽。

　　这样的视角，相比中国1950年代的经典抗战电影是大幅度的跨越，以致仅占全片时长不到五分之一的“角川部分”显得非常醒目，给中国观众带来相当的震动。“为侵略者开脱，甚至比侵略者的后代还要积极，并独创地提出侵略者其实也是受害者这一人性化观点。”“文化汉奸”的骂声开始响起。

　　陆川有点没想到：“打个比方，历史是一个墓葬，要探这个墓，要么是全面发掘，要么是打盗洞。我觉得我是全面发掘。但是也得有角度。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关键是这种反应来自媒体，我觉得媒体应该是知识层。而且他的质疑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批判的意味，在中国要是被扣上这样的帽子，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宣传发行阶段，发行方有自己的“舆情监控”，每天会总结厚厚一摞的媒体、网络声音。一些朋友看到网络上的谩骂，发短信告诉陆川，出去要小心一点。

　　宣传行程之初，在杭州和上海，去媒体场之前，陆川屡屡失眠：“因为确实会有很多媒体去问本性上来说我会拍案而起的问题，但出于电影宣传，又得心平气和去听。”在南京，一场放映之后刚出门，一家电视台的提问迎面而来：网上有评价说你的电影完全是失败的，你对此的评价是什么？“当时特别疲倦，而话筒都快要塞到你嘴里了，灯打在脸上，就要拍你是不是尴尬。幸亏之前宣传团队给我做了媒体训练，要求我面对这样的问题千万要冷静。我假笑了一下，我说这是他们的权利，可以说的，没问题。”

　　把他们定义成人，而不是鬼怪

　　在动手创作《南京！南京！》之前，陆川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并不比常人多多少，“就是两三个符号化的信息：30万、2到8万人被强奸、德国人拯救了中国人。而且能够记住的就是耻辱。”为电影创作而进行的大量资料阅读，确立了他在电影中表达出的观点和思路。

　　早期的“普及性”阅读，他看的全是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接触多了肯定觉得这他妈都是疯子，都是嗜血的狂魔，最狰狞的人。现在回想起来最颠覆我的一次阅读，是在读《魏特琳日记》的时候。”陆川说。

　　明妮-魏特琳是美国传教士，1937年时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庇护所。1937年1月7日，她在日记中记述：“一群日本军官和一名宪兵来访，他们自称与邮政服务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在离开办公室时，看见一些中文的福音书，并问我能否送给他们几本。”

　　1月22日的日记：“今天和我谈话的两个日本兵说，他们希望到二月份秩序能够恢复，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了。”

　　“今天上午，我正想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这时来了4个日本人：1个军官，3个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会讲英语，他说他在神户的教会学校读过书。我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回答说不是，但他的妻子是基督徒。他的两个孩子也上教会学校。他为军官做翻译，他第一句话就说，他们对南京所发生的一切非常抱歉，并希望情况很快会好转。”

　　陆川感到惊讶，因为那是1938年初，日本人刚刚打下南京，无论士气还是狂妄野心，都处在那场侵略战争里的峰值。“可见日本军队里至少有对战争进行反思的士官。这对我触动挺大。”

　　另外的阅读包括大量日本士兵的日记，已经公开出版的是《荻岛静夫日记》和《东史郎日记》，在樊建川的抗战博物馆，他还看到一些未公开出版的日本士兵日记、书信。“《东史郎日记》里的说法让我豁然开朗。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作战的时候并不是一群禽兽；而是一群非常清醒理智的人。到《荻岛静夫日记》的时候我发现这完全是一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士兵的记述，读的时候你会感到特别浓郁的人的感受。”陆川说。

　　“到这个阶段，突然发现日本兵出现了多样性，我开始重新思考，在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状态。我那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把他们定义为人而不是鬼怪，而且恰恰因为是人来操作这样的事情，才特别值得去深思、研究；这对当下才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