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民生银行等不在金融高管限薪之列(2)

　　而在目前全球限薪的大环境及舆论千夫所指之下，作为当事人，银行高管无论是否抵触上述办法，言论都显得非常谨慎，以免引火上身。

　　“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好评价的。”一提到高管薪酬的问题，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就直截了当地回绝。

　　另一位股份制银行高管则表示，“我也是高管之一，能让我说什么呢，官方的回答是我们尊重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同时要通过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和程序来履行。”

　　限薪令伤了谁？

　　显然，按照这一考核方式，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将被缩小。按2007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报酬总额税前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171.1万元，副行长张福荣153.3万元，副行长牛锡明151.7万元。

　　交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行长李军187.83万元；中行董事长肖钢税前合计167.5万元，行长李礼辉171.6万元，副行长李旱航165.7万元。

　　而其他股份制银行也还算“保守”。兴业银行最高薪酬级别的是200万元-300万元，共5人。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由于未发全薪，税前报酬总额65万元，副董事长、行长傅建华税前报酬220万元。

　　华夏银行董事长税前报酬仅为29.65万元(是从6月开始起薪)，而监事会主席成燕红报酬为234.71万元，超过了行长吴建(税前234.64万元)。

　　一位银行高管透露，其所在银行的薪酬体系构成也是基本工资加上绩效薪酬，基本工资是按照当地收入水平及上年度银行的业绩，绩效薪酬则是每年按照利润提取一定比例进行分配——这也是2007年银行利润大涨之时高管薪酬水涨船高的原因。“不过实际上，我们已受到了一定限制，比如在上海，每年上海金融工委对银行高管会设立一个薪酬天花板。”他说。

　　亦有银行高管处于风口浪尖。2007年，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前报酬为963.1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税前年薪为648.6万元，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税后年薪为297.6万元。

　　如果按照上述的考核方式，这些高管很可能受到较大冲击。

　　不过，多位银行人士判断，同样薪酬数字耀眼的民生、深发展、中国平安则可能不在限薪之列。如2007年深发展董事长纽曼以2285万元成为银行中最贵的打工皇帝，薪酬约是深发展2007年净利润26.5亿元的0.9%，深发展的行长肖遂宁有421万元。2007年民生银行高管税前薪酬在1000万元-2000万元之间的有2人、500万元-1000万元7人、100万元-500万元3人。

　　他们该被限薪吗？

　　一些银行高管强力主张不应对非国有控股的金融企业限制薪酬。原因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薪酬与市场化企业的薪酬水平就应该分开，市场化企业应参照外资行、同行的竞争而定，而国有则应相对打折扣，“一家市场化的金融企业的考核方式和工作压力，与国有控股企业是相差非常大的。他的股东与企业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会对高管薪酬产生实质上的制衡作用”。

　　也有银行高管私下透露，希望公司治理结构得到尊重，建议薪酬不被过度管制。一旦如此，企业的薪酬委员会形同虚设，虽然短期内影响不大，但长期来看，在一个外资、民营等主体多元化的市场中，国有银行的竞争力可能被削弱。

　　“从国内看，目前部分金融企业高管人员薪酬偏高、少数人畸高，问题也出在缺乏监管，不少金融企业高管自定或变相自定薪酬。”苏海南认为。他建议研究如何依法抓好对上市公司、股份公司的监管，这些公司不是国有企业，因此不能采用管国有企业的办法，而应采取法律手段，在法律上修改相关条文，可考虑规定只要若干小股东持有股份累积达到上市公司或未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就有权对所持股公司高管的过高薪酬进行质疑，提出议案召开股东大会就高管薪酬进行专题讨论，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确定。

　　“如果只加强监管国有金融企业，而对其他金融企业没有相应完善法律进行规范，不仅无法全面有效地解决金融企业高管薪酬问题，还会造成国有金融企业人才的流失。”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