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财富规划 服务型经济元年(2)

　　怎样在农业里玩资本运作

　　大家都说农业是个高风险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2004年我种500亩地投入了40多万元人民币，对商人来说，肯定是资金投入越少，风险就越小。所以2009年我会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减少投入，1万亩地的前期投入都不会超过当年的500亩地，一直等到大米准备上市，我才会有大的资金支出。

　　我曾经到美国、日本、东南亚去考察不同的农业模式，发现国内很多搞农业研究的人，考察时只关心人家的设备多么先进，技术品种多么好。我自己种了一回地之后，发现这些都不是根本，关键是生产方式。

　　两三个人就能管理美国的一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亩的大农场，但要注意，并不是让这两三个人像中国农民一样，自己来种地。每年播种前，期货公司的人会根据行情与农场谈好粮食收购价，期货公司拿着合同便可到银行抵押获得银行担保书。让我吃惊的是，这里有非常细致的社会分工。到了播种时，给种子公司打个电话，种子公司就会来架飞机，给你播完后让你签单。施肥、锄草、灭虫的时候都是这样。到了收割的时候，收割公司来给你收割，收完后直接交给期货市场。然后，期货市场根据你的“签单”，扣除你欠种子、肥料、农药、除草剂的款，把剩下的款项打到你的账户。所以，整个过程几乎不涉及农民，都是专业工人在操作。最重要的是，因为专业分工，成本大大降低。也就是说，是这个社会共同完成了高效的农业生产。美国的种地模式必然带来种植成本下降、种植质量提高、风险由参与者共担、流动资金平均分担、交易环节减少。

　　我感觉到，美国农业与中国农业的区别，就好像现代化大工业与几百年前手工作坊的区别。我们的农民每一家都要承担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平均一亩地需要3个人工，分散在100天的农业生产里，每个人每天的劳力只有10分钟。我不禁联想到中学政治课本里学的内容，当英国最初工业化的时候，大量失地进城的农民，因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而解决了生存问题。我把中国目前的农业状态比作英国工业化的初期，如果我们的农业发展成为专业分工的社会化大生产，每一个环节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不高，却能够做到高效，那么就能迅速消化掉大量劳动力，同时提高农业生产的产值。

　　我想引进美国的大农业模式，同时借鉴资本运作的经验，农场不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就能把整个流程运作起来。

　　专业化分工的方式，这几年我已经在农村看到了一些苗头。一些农民自发组成了专业收割队伍，以一台日本产的“久保田”收割机来说，售价25万元，一天能收割50亩地，一年下来，一户农民家只用得上15天，也就是收割750亩。而以每年的折旧费5万元计算，平摊到750亩地里，每亩地收割机的费用就需要六七十元。再加上油钱、人工费用、维修费等，每亩地的成本可以高达百元。我通过网上招标，找来苏北专业的收割队伍，这些苏北人根据不同纬度稻子成熟季节不同，由北往南收割，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干活，因此每亩地的收费只要45元。

　　我将整个粮食链条分为6个环节：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大米加工、销售、配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尽可能利用正在形成的农业分工。

　　种地的事情我让农民来做，我不仅不承担种地的风险，还能让我和农民都获利。农民个体买一袋化肥需要105元，我集中购买只需85元，我按照95元一袋的价格卖给农民，双方都高兴。在粮食收购上，我也做起了“无本买卖”。按照我与上海市政府一些部门的谈判，如果他们同意明年初将农业补贴提前发给我，我可以用来垫付农民种地的订金。我又与金山区粮油总公司谈好，租用他们的粮仓储存我的粮食，我只需付较低的委托保管费，他们就能帮我灭虫储藏。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有国务院下拨的“夏粮收购专用资金”，农民粮食入库时，他们按照每斤0.9元的收购价付钱给农民，实际上也是帮我垫付了资金。我给农民的收购价比国家每斤高出0.3元，由于事先我支付了订金，所以实际上我不用再额外出费用。加工大米也不需要我付钱出去，因为按照“行规”，可以留下米糠抵加工费，有时候甚至是加工大米的小贩反过来付钱给卖粮者。

　　所以做粮食生意的6个环节中，我只需要等到大米加工好了装袋包装，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开始为品牌做宣传。

　　农产品的高低端

　　做高端的农产品，是我在摸索了两年后提出来的。从2009年开始，我准备开始大量做普通大米的生意，它们将占到我生意的80%。因为高端大米虽然利润高，但是市场份额比较有限，我通过做高端大米创立了品牌，接下来就可以带动我做薄利多销的普通农产品。

　　2004年我糊里糊涂种了一次地，计算出自己的成本比普通农民高，我就琢磨出两条出路：一种是不租地，让农民自己种;另一方面要种不一样的大米，卖出高得多的价钱。

　　我开始研制更好的大米，从日本的高校请来专家教农民种地。中国的农业思路还沉浸在几十年来的“高产”追求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农业的优势。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非常高，但是粮价低，使农民直接获益少。我发现日本人为了保证大米的高营养和好口感，会严格控制亩产，亩产低的大米才可能好吃，他们的亩产不超过780斤。日本专家指导我的技术人员，稻谷成熟过程是淀粉蛋白质向淀粉的转化过程，一般农民等到稻谷变硬才收割，但是如果提前收割，稻谷的蛋白质就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营养和口感都明显更好。所以今年我的田地里，从9月29日就开始收割稻谷，其他农民可是等到11月才收。我们的品种不一样，具体哪天开始收割也大有讲究。9月底人家的稻谷可能还是空壳，我们的稻谷就成熟了。我派技术人员指导监督农民按我的标准来种植，亩产严格控制在600斤以下。这样出来的米品质好，收获的时候，就能够闻到大米浓郁扑鼻的醇香。

　　当我对现在的农业模式有了基本设想后，金山区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在2006年成立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任总经理。在我自己租地种植两年后，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因为我发现农业生产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上海优惠政策大，如果我选择去青海种地，每斤粮食的运费就会高出3毛钱。因为稻谷运输的短驳费用很高，农产品利润又低，折算到成本里受不了。

　　所以我目前的模式，是在尽可能利用上海的优势。上海支农资金多，而且上海有100万外籍人士对农产品有更高的消费需求，上海人也认本地的牌子，认为安全。所以我在上海走高端路线有市场。2006年我们推出的“金博士”米卖价为每斤4元，后来我们一路提价，依旧卖得好。从今年开始，每斤米卖到了12.5元。2009年我准备用8000亩地种普通大米，这就好像“奔驰”汽车的效应，奔驰的品牌树立起来了，即使它的低档车也销路极好。我也希望做到这样，树立了品牌再推出中低产品。

　　大米直接进超市，远比去农贸市场买卖利润高。小贩们在农贸市场艰难议价，而一旦进入超市，定价权在我们。一些高档超市不需要入场费，我们的产品需要用质量来说话，而政府成立的农业公司有着良好的信誉，做起生意来更顺手。2008年我们公司销售了1000吨稻谷，盈利不错，我从中看到了相当大的商机，所以年底我刚刚辞职，准备2009年个人再创业。一旦我个人创业，就非常需要政府在其中的服务作用。比如我大规模地购买肥料农药，如果有政府做担保，肥料农药公司是愿意让我赊账的。现在我正在与上海的麦德龙等大超市谈判，除了供应大米，我还准备做土豆生意。超市卖土豆的利润非常高，超市一旦认可了我提供的产品，我将长年为他们供货。这时我最需要资金的周转，如果有政府对农业大户做担保，我们可以顺利地周转。我已经与青海某生产土豆的县达成初步意向，由他们当地政府组织农民为我供货，政府来监督产品质量。

　　如果政府加强服务性，是可以很快为农民增收的。我喜欢以日本为例类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人多地少，农业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情况。本来他们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形不成规模，农产品要经过小贩层层盘剥才能进市场。可是，农民自发组织了“农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乡政府，只是没有行政权力)，由“农协”出面购买各城市的市场摊位，并且组织质量监督。由于“农协”是非赢利组织，主要向农民提供服务，农民的农产品就能绕过小贩直接进入市场。由“农协”出面，消费者也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