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30年的弄潮儿：从杨百万到陈天桥

　　几代创新上海人，悄然走过巨变的1978年，迈入激荡的30年历程，他们命运相互关照并相互影响。

　　艺术和思想领域的春天先于物质领域到来了，这是萌芽的80年代。1980年这年，对两位上海画家来说都是转折，陈逸飞34岁，已在国内成名的他怀揣38美元赴美国留学，小其7岁的陈丹青初出茅庐，便以《西藏组画》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两年后，陈丹青也赴美，艺术家的“出国潮”来得更早。

　　在同济大学教书的阮仪三开始关注拆迁中的平遥古城，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阻止新事物的诞生需要艰巨的努力。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刀下救城，于是有了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工业界的创新领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983年，17岁进厂的胡茂元当上上海拖拉机厂厂长时才32岁，日后他是上海汽车的一哥。

　　1986年，人们开始找关系买票争看谢晋的电影《芙蓉镇》，直到现在，这仍然中国最好的一部反思“文革”的电影。

　　1987年的上海，“律师要找郑传本”成为市井的口头禅，草根律师郑传本为银行劫匪于双戈的女友蒋佩玲的辩护被老百姓津津乐道，留下了中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经典桥段。

　　郭广昌此时正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念书，并开始了自己的单车中国行。大二暑假，郭广昌一个人骑到了北京，大三暑假，更是组织了十几个同学骑到了海南。1989年毕业，郭广昌留在了校团委。

　　上海新经济双雄陈天桥和江南春同岁，都是1973年的，还在念中学，陈天桥的爱好是历史，江南春是写诗。

　　1988

　　1988年，中央将开放国债市场的消息让一位青年工人留了心眼，这年，上海铁合金厂工人杨怀定下海了，“投机倒把”异地倒卖国债，第一年就赚了50万。当大家还在向“万元户”努力时，杨怀定已有了江湖诨名“杨百万”。初中毕业的杨怀定那时不一定知道索罗斯，却靠着上海市民的精明与敏锐发了财，现在这叫“草根智慧”。

　　让杨百万真正挣到第一个100万的是股市。1990年底，央行上海分行的一个处长尉文渊成为了新诞生的上海证交所首任总经理，时年35岁的尉文渊与中国股市一样年轻，号称全世界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外滩边的证交所开锣前半个月，朱镕基来视察时还在搞基建，朱镕基问尉文渊：“敢不敢大胆管理？”答案自然是：“敢！”

　　陈天桥1990年考入了复旦经济系，江南春1991年开始在华师大中文系读书，二人在校期间都是重要学生干部。陈天桥更主流些，当过上海市1993年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江南春的学生会主席是以文学青年兼诗社社长身份竞选来的，欠下160元竞选“巨债”的江南春一脚踏入了日后从事的广告业。

　　先锋派小说登堂入室，1988年，孙甘露发表了代表作《请女人猜谜》，自己却并没有考虑过是否够先锋的问题，他更愿意把“先锋”看作是对现实语境的某种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