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贪姜人杰通过土地置换受贿过亿(2)

　　拍卖行的灰色空间

　　无论是操控土地，还是具体收受贿赂，拍卖行已成为权力寻租的一个中介。

　　“拍卖行充其量是一个主持人角色，但在腐败官员与开发商的土地暗箱中，角色变得灰暗。”曾主持过苏州工业园区土地拍卖的国际职业拍卖师陈少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评价。

　　2002年8月1日开始，国家规定对国有土地出让一律实行“招拍挂”。同样，苏州市也规定，首先工业用地必须在中央备案，而从市到县每一块的商业用地，都要通过在拍卖会上竞拍才能得到其使用权，土地拍卖全由政府组织，具体负责拍卖工作的是国土局的“土地储备中心”。

　　“这本来是非常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漏洞。”陈少湘说，政府出让的土地要改变用途，须先由政府收回土地，再通过规划部门改变其土地使用性质，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卖出。而如果原来土地是私人或公司，要想把工业用地改为商业用地或住宅用地，则可以向政府申请，给分管的领导批，具体的招拍挂过程只须走一个“形式”。姜人杰案的猫腻就来自这一“形式”。

　　事实上，姜人杰正是通过拍卖行与开发商勾结起来，把工业用地改为住宅用地，并通过拍卖行收分赃，牟取暴利。据知情人士透露，正是福海拍卖行的操作，顾文斌通过这一“形式”，用极低的地价将置换土地“买”回，再通过福海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土地使用权通过福海拍卖转让，一换一拍过程中，原本工业用地的土地神鬼不觉地变成了住宅用地，非法获利近两亿。

　　“拍卖公司本身只是一个拍卖活动的主持人，但如果拍卖行与受托方及开发商串通一气，则三方很容易进行暗箱操作，顺利改变土地用途。”陈少湘说，这近乎空手套白狼的做法，顾文斌甚至不用掏一分钱。

　　这位资深拍卖师介绍，拍卖行私底下操作方法有很多，因为按相关规定，土地拍卖并不规定具体竞拍人数，即使只有一个竞拍人，只要达到底价也可以成交。为了减少竞拍，拍卖行在发布公告时故意选择一些不显眼的媒体，例如报纸的中缝，甚至仅在在电视上打一行字幕。公告的条件多数表达含糊，当有意竞拍的开发商打电话咨询时，拍卖行的人则以地下有文物，手续不太全等理由暗示其退出。

　　此外，拍卖的底价虽然由第三方评估公司作出，但也只是参考价，作为委托方的政府或主管领导，完全可以调高或降低底价。而底价通过拍卖行告诉有“目的”的开发商，这样其他的竞拍人就很难拿到地了。

　　祸起拍卖公司？

　　虽然事隔四年，但因案情一直没有公开，在苏州，关于姜人杰的案发原因也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一说是有人举报，一说是官方审计出财务漏洞。无论哪个版本，都共同指向“福海公司”。

　　一位熟悉苏州拍卖行业的孙姓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姜人杰案发与2003年8月的“新苏国际大酒店”拍卖有关。

　　孙律师介绍，新苏国际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倚靠美丽的金鸡湖，毗邻园区管委会和国际学校，属于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一般园区重大的签约仪式多数在此举办。“起初这个价值数亿元的拍卖项目由上海一家拍卖公司承接，但后来姜人杰干涉，指定福海拍卖有限公司(下称“福海公司”)估价拍卖。业内人士对此深感不满，并最终进行了举报。”孙称。

　　孙律师透露，福海公司此前已在苏州拍卖行业引起公愤，并曾多次被写信举报。当年8月，该酒店以6亿多元成交，福海公司抽取了5%的佣金，获利3000多万元。

　　据苏州工业园区工商局的公开资料显示，福海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1日，公司法人是龚薇，而龚薇正是姜人杰儿子姜荑的未婚妻。详知内情的人士称，福海公司成立时，龚薇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整个公司实际控制在姜人杰及其子姜荑手上”。

　　“正是姜荑利用其父的职权在同行业不正当竞争，才引来同行的举报。”苏州天平拍卖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福海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便几乎垄断了整个苏州拍卖市场。

　　这位负责人称，2003年左右，苏州市效益最好的拍卖行一年成交额不过3亿元，而福海公司第一年的拍卖成交额便已达到8亿多，占苏州拍卖市场的40%左右。姜荑当时年仅23岁，从南京大学工商系毕业才一年。

　　关于姜人杰案发，另一种说法是来自审计部门的审计。

　　苏州工业园区工商局一位知晓内情的干部称，福海公司成立之初，姜人杰曾找到时任苏州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陈峰。姜人杰是陈峰的顶头上司，姜担任董事长的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陈峰所在公司的母公司，陈峰顺理成章地从公司账上分两次挪用1200万元公款给姜荑使用。其中，500万元用做福海公司的注册资金，其余则是启动和发展资金。

　　2003年，根据群众举报和纪检部门的介入，查出陈峰担保公司1200万元的专项资金漏洞，陈峰被传唤调查殃及姜人杰，最终东窗事发。

　　2005年12月，陈峰因为受贿200余万元、挪用公款1200万元，已被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曾代理陈峰相关案件的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导致姜人杰案发的正是这笔资金。

　　姜人杰之后

　　姜人杰出事之前，苏州市曾经是全国防腐先进的典范。“苏州20多年来未出现领导腐败问题。”2003年，姜人杰案发前，当地政府曾自豪地向媒体宣称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现象。

　　“政府官员办事讲规矩，注重文化修养，与这里的民风大有关系。”邱元华说，当地政府已形成了一种廉政文化，苏州人具有宁静致远的理性心态，苏州官员的亲和、负责是已被公任的官场作风。

　　据介绍，在姜人杰案发之前的20多年里，市和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一把手无一人在任职期间出过腐败问题。

　　对姜人杰案发，多数官员感到“难以理解”。邱元华说，即使是建委这样的部门，权力也是受到多方制约，作为开发办的主任，他最大任务的是平衡资金，项目投入多少，产出多少，都用配套费来平衡，不会直接与钱挂钩。

　　苏州大学反腐研究专家崔建新认为，城建、交通、房地产这些权重部门都集中在姜人杰一人分管，说明权力分配极度失衡，重权分设应该是权力分配的基本前提，否则，权力制约就无从谈起。

　　消息人士称，姜人杰被判处死刑后，由于申请重大立功，已检举揭发出多名干部。其中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原局长赵文娟已被“双规”，苏州市政府多个部门负责人也因此接受调查。

　　赵文娟1990年开始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在担任财政局长期间，苏州市财政收入实现了年均近30%的增长。2003年，掌管了苏州财政十余年的赵文娟升任市政协副主席。

　　据透露，赵文娟的涉案金额高达6000万元，不仅参与姜人杰的多个城建改造的受贿项目，还涉及部分公路项目。

　　事实上，姜人杰给苏州的影响远未结束，至今，在苏州官场，姜人杰案仍是一个不愿谈及的禁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感慨地说，“仅靠文化与良心，很难维系官场的纯洁，特别是在权力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情况下，廉洁文化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