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设计师与巨蛋建筑背后故事(2)

　　他终于笑了

　　3 月10 日，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闷热狭小的报告厅，当安德鲁被一大群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领导簇拥出现在会场中时，全场起立鼓掌。他终于露出了上海之行以来最为灿烂的笑容。这恰好与他面对媒体时的状态截然不同，曾经有记者私下抱怨说他“几乎不笑，严谨得像个德国人”。

　　在同济，安德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作为法国人奔放的一面：他给随行的女助理献花；慷慨激昂地讨论艺术将永不向政治妥协。在这里，他将给100 多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演讲。

　　媒体通常都会为这位建筑大师的寡言而头痛。媒体对他的评价不是“格外矜持”就是“傲慢无礼”。

　　“怎么会严肃，他很浪漫的！”章明显得很吃惊，“你们知道吗，每次在完成一个设计时他总会配上一首小诗来表达他设计的理念。”

　　“事实上，你们在同济看到的那个才更接近于安德鲁的真面目。”董强说。他与安德鲁的友谊起源于安德鲁的前一部小说《国家大剧院》的出版。在董强看来，此前媒体对于安德鲁性格上的误读都是因为这位建筑大师面对公众时常感到不适和害羞。私底下的安德鲁性格热情而纯粹，“如果一群朋友聊天，大家常常能听到他爆发出大笑的声音。”董强说。接受本报采访的同时，他恰好在赴安德鲁晚餐之约的路上，这已经是两人在两天时间里第二次见面了。安德鲁3月11日晚上刚刚到达北京，兴奋的他拿着出版的《记忆的群岛》给董强打了电话，坚持当天就要把新书拿给译者看。他亲自将书送到董强家里，在送了书后两人滔滔不绝谈到午夜。

　　“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

　　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无疑是去年6 月正式亮相的国家大剧院。他曾经有8 年时间无数次地亲临现场，对建筑的每个细部都了如指掌。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作为普通观众前往国家大剧院的经历依然充满新奇。“那是一场芭蕾舞表演。”安德鲁对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观众中间，也许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外国人设计了国家大剧院；他当时左看看、右看看，简直与普通观众没两样，“我感到又高兴，又轻松，8 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我当时唯一的念头是，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它了”。

　　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庞然大物似乎从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为“未来感”的设计特色招来不少的争议。据说，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招标上，主办方曾提出三个设计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大剧院。显然来自安德鲁的设计：一个漂浮于水面上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椭圆形建筑物无一符合主办方的设计要求。

　　不少人评论说，这个过于现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风格建筑包围的天安门广场上尤为突兀。更有人不无嘲讽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就好像是安德鲁在北京城“煎了个大荷包蛋”。

　　曾参加过国家大剧院设计第一轮招标的潘玉琨清楚地记得安德鲁首次提交的设计：一幢黑色的巨大型建筑，一个醒目的金顶，晚上内部的灯光从金顶反射出来，流光溢彩。“我当时一眼看中了那个设计。” 潘玉琨说，“ 后来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椭圆形的结构？这是我一直想要问他的事情。”

　　在3 月9 日的读者交流会上，老先生向安德鲁提出了这个问题，安德鲁表示建成的大剧院与他的初步构想基本一致。潘玉琨对这个答案非常失望。

　　章明教授讲了这只“ 巨蛋”背后的故事。在安德鲁在法国的建筑事务所进修时，他正逢安德鲁竞标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最后阶段。章明的回忆与潘玉琨如出一辙。为了与四周的建筑风格相吻合，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章明告诉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发生“突变”源于安德鲁经历的一段沮丧期。

　　“他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章明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经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安德鲁的秘书小姐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这个故事在安德鲁的朋友圈里广为流传，这些人都认为与其将大剧院的样子看作一只蛋，他们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岛屿。“在生活中他时常告诉我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的一片岛屿。”董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