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这是35万字长篇小说《繁花》第一小节中的一段话，随着这样一个颇有老上海味道的开头，金宇澄带着人们走进一段关于上海的人情世故、风土面貌。

　　金宇澄 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著有长篇小说《繁花》，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近来因出版《繁花》广受关注。

　　“爷叔，写得好”

　　2012年9月24日，研究上海本地文化的弄堂网文学板块里有人贴出了一条公告——“最近看见，弄堂里各位朋友，关心《繁花》的出笼，在此谢过，鞠躬。《收获》杂志是双月刊，一年六期，另辟有《收获长篇专号》两本，为《春夏卷》《秋冬卷》，拙作发表于后者，30万字一次发表，9月23日出版(其实拿到杂志，要等到月底了)……阁楼前一阵，每日写帖《老去的青年》，但就停了下来，是因为《繁花》与一出版社签了合同，单行本于明年2月出版，十月交稿，所以阁楼手头的帖子，只能暂时放一放，转而去忙《繁花》的修订，包括插图注释。后记，封面，包括其他，时间紧张，在此对各位道一声抱歉……”发帖人“独上阁楼”正是金宇澄在这里的ID。彼时，距他第一次在这里贴上《繁花》的片段已经过了1年又4个月。

　　弄堂网里聚集了一批会讲上海话，喜欢研究老上海文化的人，这样的环境也对《繁花》的小说语言起到了作用，让金宇澄在最开始便决定使用沪语作为这部小说的背景语言。那时金宇澄在弄堂网上每天写，每天贴，很快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爷叔，写得好”类似的赞语他收获了很多。金宇澄喜欢在这里发东西的感觉，这里不是很大的网站“大的网有人会骂你，那就没劲了。弄堂网媒体也就三四百人，看我写东西的五六十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弄堂居民。我听到的都是鼓励的话，慢慢火车就启动了，自己越写越起劲。”渐渐地金宇澄也越来越了解读者喜欢阅读的内容，也越写越有感觉，“如果面壁写作，我不会知道现场的状态。”当写到陶陶与沪生在菜场相遇的这一段时，金宇澄感觉更加强烈，他开始考虑小说的结构问题。

　　到后来，金宇澄每天写《繁花》已经成了习惯，有一次到成都去开会，他住的宾馆不能上网，他就跑到网吧里去写。“那天天还没亮，4点多种，我在写的时候，旁边是很多玩通宵的小孩在睡觉。还有摊贩在讲四川话，卖龙抄手等等，很有地方味道。”就这样从5月写到11月，他完成了小说的初稿，而陶陶与沪生在菜场的相遇，也被最终用在了引子里。

《繁花》 金宇澄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登上《收获》

　　初稿完成后，金宇澄把小说交给了《收获》。程永新看过稿子后提出的建议是，对方言的使用一定要让北方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收获》给出的建议金宇澄很认可，“在语言上，我不愿意它是一个真正的方言小说，要让非上海话的读者能看懂。整个过程，我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读一句，做了很多调整。西方一种理论说，作家建立个性特征，在语言上要‘再创造’，西方一些作家甚至故意用错字，或结结巴巴，或标点上有意变化，制造特征与障碍。就像画家，不能画得跟别人一样，要想办法改变。”就这样，《繁花》被刊登在了《收获》的增刊，“长篇专号”上。

　　为了配合《繁花》的发表，《收获》还特意邀请程德培和西飏分别从评论家和作家的角度读这部长篇。“我找程德培先生的时候，开始他还不太愿意，我说你先看看小说再说。他有点犹豫，但还是看了，看完了他觉得确实写得好，就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字。他把金宇澄以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的所有作品都看了一遍，我们找他也是看准了如果他认同的话会写出非常好的文章。”程永新说，程德培的文章后来被评论家吴亮看到，吴亮就给程德培打电话说“你过来，我要请你吃饭。”因为看了这篇文章吴亮有一种特别想流泪的感觉。

　　文章和小说一起被刊登出来后，效果非常好，得到了许多反响。“一般的读者有很多反馈，打电话、写信、邮件都有。最主要的是， 有那么多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给我发短信，或者开会碰到都专门来跟我聊《繁花》。有广东的作家都给我发来了短信，原话是——《繁花》是考验我们懂不懂文学的一个标准和尺度。”程永新坦言：“一部小说大家都在谈，是比较少见的，上世纪80、90年代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些年没有遇到过。”程永新觉得，《繁花》有了现在的关注度，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合力的结果，“现在文学比较边缘化，大家兴奋点都不大在文学方面。但是《繁花》证明，好的文学作品还是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到达读者手中的，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经验。”

　　出单行本

　　在《收获》还没刊登出《繁花》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室主任郑理有一次和金宇澄一起吃饭听说了他在写的小说，那天金宇澄带了几十页的稿子，大约有几万字。“一开始看几万字很难判断个大概，后来《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又提到这个事情，说《收获》要发了，她提醒我一定要引起重视。”郑理听从了钟红明的建议，很快联系了金宇澄要了全稿来，郑理很快看完，决定出版单行本。“《繁花》的叙事语言很特别，采用一种上海方言，但也不太确切，是接近于普通话书面语的叙述，北方读者也可以看懂，但是又感觉到骨子里的上海语言的味道在里面，一种杂糅在一起的叙述语言。当然可能北方读者看起来有些精彩的地方没感觉到，上海、江浙的读者看到有些地方可能会会心地一笑，体会它的奥妙之处。在上海以前作家包括王安忆等都是用普通话来写，首先是把自己放在普通话的语境里，但是金宇澄有一种上海话语言的自觉的意识，揉到这个文体里面。”

　　不仅仅是沪语的部分，郑理觉得金宇澄的语言里还有别样的味道在其中，引用了以前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语言表达。“很多遣词造句是那个时候常用的，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以后，人家已经淡忘了这种表述方式，他又拿出来。举个例子，譬如他写女子向一个男士笑一笑，用一般的现在的话说很平淡，他用了‘低鬟一笑’，一看整个女人的形态一下子就感觉得到，眼波流转啊马上就很形象。”小说中的故事也都很贴近现实，让郑理觉得故事里的人和事都像是在自己身边的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非常地接地气。郑理向金宇澄表达了出版意向，这个时候已经有另一家出版社也有意向出版，郑理最后还是说服了金宇澄，得到了出版单行本的机会。

　　《繁花》单行本的出版让弄堂网里曾经为这部小说喝彩过的最早一批读者们很兴奋，在弄堂网置顶的一个帖子题目就是“庆祝《繁花》盛开，聚首桂梅别墅”，发帖的时间是今年4月2日。这次聚会将于下周六在徐汇区的桂梅别墅里举行，弄堂网的网友可以报名，每个人都会带上(或报名购买)自己的那本《繁花》和金宇澄面聚，当然依照他们的传统，每个人还要带上一个小菜。而金宇澄对两年里弄堂网友的相伴总是心存感激与敬畏。

　　解读《繁花》 生活像河水一样，缓慢地漫过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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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小姐打断说，“方块豆腐干”，我已经听到了，有啥事体。同学说，大橱，五斗橱里，所有女阿飞衣裳，自家主动交出来。香港小姐说，为啥。同学说，剪刀有吧，当了革命小将的面，自家统统剪光。香港小姐说，全部剪光，叫我赤膊，我不答应。

　　《繁花》与改良派“沪语写作”

　　沪语写作是《繁花》被讨论非常多的部分，尽管金宇澄通过多次修订已经让非江浙人也能读得懂这部小说，但是吴方言的风格和韵味在小说现在的版本中依然处处可寻。上述的段落来自小说第九章“文革”期间书中人物的一段对话，阿飞、瘪三、事体……都是上海话或吴语中使用的语言。

　　吴方言的小说金宇澄当然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作的人，但是如果追至民国时期的吴方言小说，“一般是怎么说就怎么记下来，有很多是外地读者看不明白的，用一些拟音字。再一种是上海官话，基本是用书面语，如果希望更多的人来看懂，肯定要做这方面的改良。”金宇澄道。

　　而对于郑理所说《繁花》中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语言表达，金宇澄予以承认，他说这是有意的。传统语言中很多好的内容，他希望延续下来。“这也符合现在的观念，为什么大家会买旧椅子、旧桌子，因为起码有装饰性。过去一个阶段认为，是要打破的东西，现在变成挺好的。”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的语言在今天的苏州评话里也经常使用，文绉绉是很多人对此的形容。因为这样，也有读者跟金宇澄说，看《繁花》就像看老先生讲话，句子里有民国的味道。

　　金宇澄对吴方言在小说中的“改良”使用达到了他希望的效果，程永新说，谈《繁花》就不能不谈语言，因为它提供了吴方言进入小说的可能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则认为《繁花》运用了大量上海方言土语，但是在内容上它绝不仅仅是地方小说和方言小说。“它是一个处理最近几十年当代史和当代生活的小说，在中位层面处理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和中国人生活，在内容方面有广大的包含。应该肯定它从地方生活出发，具有广大的覆盖和涉及，由城市到乡村，由地方到全国，由中国到世界，它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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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雪芝说，讲讲看。阿宝说，我讲了。雪芝睁大眼睛。阿宝说，我就讲，我是雪芝男朋友。雪芝笑起来说，聪明，也是坏。两个人笑笑。阿宝沉吟说，真的不要紧。

　　闲谈、闲聊和对话中的沪上生活

　　初读《繁花》的有些读者可能会不适应金宇澄的写作方式，他有许多的段落都是以“A说，……B说，……”的方式写就，大量的对话体，聚集在一起，这样的对话体短句写作方式是除了方言写作之外，这本书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

　　金宇澄在最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刻意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他说传统话本里就是这么讲话的，过去没有那么多的标点符号，最早就是一个点，后来也只有逗号和句号，但是大家都能看得懂。“日本也有这样的作家，对话来来去去这么写，大概是东方人的原因？血液里面的东西。”

　　金宇澄说如果把所有对话分列开，《繁花》估计得分出5本来出了。“当时在网上，真有人热心给我分开了，说‘你这么密，我怎么看呐，帮你分行了。’现在还在网上呢。我说，分开我就写不下去了，另起一行怎么写？成剧本了。连在一起的对话，也含有叙述的意思。”

　　对于这样一部谈话体占多数的作品，张业松倒是觉得一群人就是在这样的讲述中，道出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这几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很大，就是在人们语言中，建立起了一个生活的整体，提供了一个想象这种生活的示范。“这种谈话为展开上海生活提供了一个可能，把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分裂的上海生活整合起来。在这样讲的过程当中，作者或者作品里面的这群人，实际上也是在回顾、反思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确认自己的生活。我们这样活着，你说我们俗，我们有这样很精神的生活，你说我们只关心鸡毛蒜皮的东西，我们其实也接触非常广大的主题，比如国际贸易、跨区域交往，城市人有很多朋友在农村、国家很边缘的区域生活，这些经验也都回来，这些生活在改变我们的朋友，也在改变我们自身，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这段历史包括中国最近几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自己，有些变化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去理解，但是最终它在一个中位的可以自我讲述的层面，把这些信息都包含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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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姑娘，领沪生进了店堂。收音机播放本滩，丁是娥《燕燕做媒》，悠扬至极。沪生走过一排理发椅子，到二楼，一扇房门敞开，银凤抱了囡囡吃奶，上三楼。小毛听到响声，挡到门口，警惕说，做啥，快下去。大妹妹说，人客来了呀……小毛一回头，大妹妹与兰兰手脚更快，拉开碗橱，每人捞了一只红烧百叶结，一块糖醋小排。”

　　上海生活的剖面图，或是博物馆

　　弄堂、本滩、糖醋小排……上海生活的面貌就是通过这些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难怪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繁花》是剖面图，可以看到上海人的生活。”金宇澄特意强调，这个剖面图不是什么旗袍，不是什么30年代，这些都是表面，他要体现的是深入的上海市民生活，这其中有很多习惯值得写。“在定量供应粮食的年代，有人批评上海说‘全中国半两面值的粮票，只有上海有。’说这话的人是很不屑的。但是上海人听了会笑，因为这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北方吃油条一般是论斤卖，而上海一根油条、一块蛋糕是半两粮票，可以零卖，外面苹果辣椒都标价零卖。上海人不习惯光吃油条，要剪成小段蘸酱油。半两粮票可以买一碗小馄饨，下午两三点吃一碗很舒服，要是北方人进店要半斤，人家得端来10碗。”

　　而对于程永新的“博物馆说”，金宇澄觉得这是美誉，他喜欢写这样的生活百态，因为小说是需要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支撑的。“西方小说会把细节讲得特别清楚，例如DISCOVERY频道，一些纪录片信息量都很大，会从技术的角度、知识角度，各方面很仔细，每个螺丝钉都会告诉你。我特别欣赏这种严谨的方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可能会留下一些这样的痕迹。西方作家比较讲究这种真实性，写得逼真，很多信息量，增加了作品的可看性，这是一个好办法。写小说，老舍先生讲过，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不断地要有小花样出来，展现人生丰富性。干吗不让大家看了喜欢呢，我知道的话就多讲一点。”

　　“《繁花》填补了当代南方城市小说的空白。与王朔的新京味小说比较，王朔主要是破，是打碎；《繁花》作为南方城市小说的代表，它主要是立，是建造。”程永新认为在金宇澄建筑的这个博物馆里，分成两个时期或两个部分，一个时期是六七十年代，另一个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徜徉这座博物馆中，你可以观赏到拥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种种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比如出游、比如饭局、比如看电影、比如谈生意等等。很多年以后，人们要了解20世纪的上海，就会去读《繁花》，就像我们会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感受当年的巴黎一样。《繁花》正是因此变成了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正是因此变成了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的一个动荡时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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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庆路只搬来一只小台子，挂一面镜子，可以做账，也可以梳妆。有次陶陶夜半醒来，身边无人，小台子开一盏灯，照出小琴身影。陶陶说，吓我一跳，写啥呢。小琴说，写心里的想法。陶陶说，正常女人，不要学这一套。小琴笑笑，簿子锁进抽屉，走过来，灯光里几乎透明。”

　　海派文学新样式

　　“整部小说几乎全由闲谈、闲聊和对话组成。小说延伸了城市生活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时尚与流行，还原了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哪怕是琐碎卑微、世俗而充斥着人间烟火气。”

　　程德培在评论《繁花》时如是说，这也引出了人们对《繁花》是新海派文学代表作的说法。在这篇文章里寻找《繁花》的传统时，程德培提到了《海上花列传》，他甚至说“再往上可能就是《红楼梦》了”。程永新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对《繁花》非常高的肯定，《繁花》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和地域文化的关系，一个是和传统的关系。这两者让程永新认为《繁花》可以作为海派文学新出现的代表作。

　　评论家黄平认为，上海在过去一百年里，文学的描写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茅盾《子夜》里史诗的写法，到张爱玲的“传奇”式写法，再到现在金宇澄的“故事”式写作。他说《繁花》中人物的情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提供意义感了，生活就像河水一样，缓慢地漫过了这一切，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处境。

　　而在2006年周立波海派清口受到广泛关注后，郑理认为这对上海文化也有带动作用，上海创作界一直呼吁能有一部真正体现上海的东西出来，在人们还在寄希望于王安忆、陈村等作家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了金宇澄。金宇澄的上海和王安忆的上海又完全不一样，“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建构的是她自己的关于上海的天地，金宇澄更加贴近底层的老百姓，有点像他后记里写的，他要做一个‘说书先生’，放下身段，把这种市井、街巷里的闲言碎语、俚曲搜罗在一起，通过这个东西来呈现6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时段的人情世态。你要了解60年代、90年代的上海，就要看《繁花》。”

　　对于要不要用“海派”给自己归类，金宇澄倒是并不在意，他说写作的时候没想过是不是海派，但是他知道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很多上海读者是喜欢的，而且也有北方的读者表达了喜爱之意，他很高兴。虽然书名叫《繁花》，但是人不可能像花朵一样，开到最后还是一朵花。“那么多的 人，一代一代过来，一生顶多一百年，人到最后都是很悲哀的，就像一朵花最后枯萎了，最多只能保持自己的淡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