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分类，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纯文学的界限，承载了一个隐秘人群的文化内涵。

同性恋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分类

　　1949年5月23日，苏珊-桑塔格在当天长达三十多页的日记中，描述了她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同时还记录下了她与恋人哈丽特-索默斯(Harriet Sohmers)第一次做爱时销魂蚀骨的感受：“周末所经历的这些，发生的时机太完美——我差点要因为全然臣服于情欲而彻底否定自己。但现在我对性欲的观念彻底转变——感谢上帝！——双性恋是人类最圆满的表现，不假思索地拒绝堕落会限制人的情欲经验——没错——而企图把情欲去肉体化，想保有纯贞直到对的人出现——这些观念都是要禁止人去享受没有爱情的纯粹感官愉悦，阻止人滥交……”

　　其时，桑塔格十六岁，刚到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大一。在之前的日记中，她曾写到与一个男孩接吻的感觉“好蠢”，“一想到和男人有肉体关系，我只有羞辱堕落的感觉”。她那种对性意识模糊不清的感觉，曾经冻结了长久以来对同性恋倾向的罪恶感，但是与哈丽特的坠入爱河，重新唤起了她对爱情的向往。她开始试着接受同性之爱的美好：“我现在明了真理——知道放胆去爱有多美好——在某些方面，我已经被准许去‘爱’了。”

　　她说，从现在开始：“我重生了”。

从“鸡奸者”到“同性恋”

从“鸡奸者”到“同性恋”

　　其实，我想通过桑塔格的生活想引出一些问题：桑塔格属于同性恋作家吗？她的文学中很少涉及到同性恋这种题材的写作，这种同性之爱的体验对她的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她又为何不选择出柜呢？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同性恋”(homosexuality)称呼这个特殊的人类群体，但是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匈牙利人卡尔-玛利亚-柯本尼(Karl Maria Kertbeny)在1869年创造了这个词，后通过医学研究流传开来。在那之前，社会是只论行为不论人，称呼最多的是“鸡奸者”。在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国度中，同性恋情一向被视为不可告人的可耻行径，因为《圣经》上记载着：“如果一名男子与另一个男子上床，就像同女子上床一样，那么两人都犯了可憎的罪，均应处死。”一千多年来，同性恋者在不同的情境中分别被处以砍头、绞死或者烧死等极刑。

　　同性恋文学是一个特殊的分类，很大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纯文学的界限，承载了一个隐秘人群的文化内涵。因为文学创造的虚构特征给同性恋人群的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巧妙的借口，无法对爱人启齿的话语可以通过文学创造得到隐晦表达，更重要的还可以逃离教会的审查与世俗的冷眼：文学提供了同性恋文化的主要内容，某些名字不断被引用，显示出存在一种共同的“同性恋文学”的基础。

　　同性恋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阅读最多的是当代的作品，他们被引用得最多，因为他们符合同性恋者的个人经验，他们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历程、怀疑和痛苦，有时还能从中找到斗争和骄傲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了解，为何奥斯卡-王尔德的有伤风化案影响至今。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

　　奥斯卡-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相识于1891年，王尔德总是称呼他亲爱的波西。那一年王尔德35岁，波西21岁。王尔德已经名满天下，是唯美主义的领袖，而波西正在牛津大学读书，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外形俊美，举止迷人。从大约1982年起，王尔德对波西的喜爱变成了迷恋，波西对王尔德的崇拜也转换成了迷恋，两人开始密不可分。

　　这段历史已经不用赘述，1895年4月26日，王尔德被控有伤风化案开庭审理。王尔德据理力争否认自己对波西有过任何对同性的猥亵行为。当被问到他写给波西的诗中一句，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的时候？站在被告席上的王尔德稍微提高声音回答：“‘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在本世纪是一种伟大的爱，就是一位年长者对一位年幼者的那种伟大的爱，就是大卫和乔纳森之间的那种爱，就是柏拉图作为自己哲学基础的那种爱，就是你们能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发现的那种爱。这是那种深沉、热情的爱，它的纯洁与其完美一样。它弥漫于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以及我的那两封信中，它们就是表达这种爱的作品。在这个世纪，这种爱被误解了，误解之深，它甚至被描述为‘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为了描述这种爱，我站在了现在的位置。它是美的，是精致的，它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它没有丝毫违反自然之处。它是思想上的，它不断出现于年长者与年幼者之间，当年长者拥有才智时，年幼者就会拥有所有的生活快乐，所有希望和生活的魅力。这个世界不理解这一点，而只是嘲讽它，有时还因为它而给人带上镣铐。”

　　世人还无法理解这种爱，1895年5月25日，王尔德被控猥亵同性罪名成立，被判入狱服苦役两年。对王尔德来说，两年的牢狱之灾无疑是一场噩梦。如何度过这一个个漫漫长夜成了他每天都头疼的事情。幸好，他还能思考，还能阅读，还能反省，更重要的是，他还能给他亲爱的波西，他的宝贝，他永远的男孩写信。而后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诉说他对波西的爱恨别离，反省自己的一生的傲慢和娇纵。“我成了我自己的天才的浪费者，并且浪费一种永存的青春使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快乐。”监狱中的奥斯卡-王尔德是如此地痛心疾首。

意识的觉醒

意识的觉醒

　　对大多数同性恋者而言，他们都不可能像王尔德那样张扬地生活：“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但是这种惊世骇俗的生活，对很多具有隐秘情感的人群而言，是一种无法触及的伤痛。许多人不愿意透露自己是同性恋，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武断地将它们界定为谁、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和谁分享他们的身份感到不安。许多公开的小说家很痛恨别人称他们是同性恋者，不是因为道德上正当与否，也不是因为社交障碍，而是因为对他的性取向范畴所做的描述承载了太多让人无法接受的文化偏见。

　　众多研究者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研究同性恋群体的重要分界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战争期间，很多隐蔽的同性恋人群可以光明正大地呼唤同性的友情，而且由于战争导致的社会观念的松懈与崩溃，同性恋人群可以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在当时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都集中出现了很多同性恋社群文化团体。

　　大文学家托马斯-曼与他儿子克劳斯-曼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的性生活体验各有不同，我们可以把他们激荡的叙述当成二十世纪上半叶同性恋认同建构的隐喻。

　　托马斯-曼对自己的性取向总是感到难以接受，他试图克制自己的同性恋本能，或者通过禁欲，或则通过婚姻。但是这些都无法抑制他的欲望，在1911年，他与妻子到威尼斯小住，在那里遇到了一家波兰人和那家的美少年，他们为《魂断威尼斯》提供了人物原型。托马斯-曼通过出版这部小说间接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

　　而他的日记使我们更加接近他的心理演变，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软弱、错乱、欲望。他想成功守住他的婚姻，但是对自己的缺陷的认识十分清醒。这种困扰随着他的儿子克劳斯进入青春期而加剧。在日记中，托马斯越来越多提到了孩子的暧昧的魅力：“这些天爱上了克劳斯。一种新型的‘父与子’的元素。”“被克劳斯迷住，他漂亮得让人害怕，在洗澡的时候。……克劳斯正在床上看书，他晒黑的上身赤裸着，这让我慌乱。”

　　托马斯的传记作者认为，父亲的欲望对儿子的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克劳斯意识到父亲受到了他的吸引，但他必须掩饰。他自己已经体验到同性恋的感情，但在父亲的态度中只能感到不安和困窘。这种虚假的状况大大影响到他自身的同性恋认同感，他最终选择了相反的道路。父亲保持缄默的这一切，克劳斯以夸张的大肆宣扬的方式公开表达，结果招致了父亲的反感。托马斯发现了自己的翻版，克劳斯淫荡放纵，是他自己一直以节制和社会习俗的名义拒绝承认的个性的一部分。

　　克劳斯的处女作小说《天真无暇的舞蹈》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这部小说也是德国文学中最早的同性恋小说。

为艺术而同性

为艺术而同性

　　将同性恋问题看作是一个现代的小说主题，似乎法国最多。看看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同性恋作家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不到尽头的名单。但他们的名字，不会因为同性恋而失去价值，反而因其不易而更彰显出重要的价值。

　　谈到二十世纪的同性恋文学，就会谈到纪德，而谈到纪德，一般都要谈到《背德者》。《背德者》中的米歇尔，可以说就是纪德的影子。米歇尔曾患肺病，咯血不止，是妻子玛瑟琳无微不至的照料使他恢复了健康，但米歇尔后来沉溺于声色犬马，而玛瑟琳却病倒了。米歇尔非但不照顾她，反而带她去北非，而且背着她与当地少年搞同性恋，尽情地享受着“乐趣”和“自由”，最后，妻子恹恹病死，而这正中米歇尔的下怀。作品特别强调了，人应充分享受欲望的冲动，应拒绝一切肉体和精神的禁忌，但被认为“背德”的同性恋也给主人公带来一种惶惑感，多少带有忏悔的痕迹。

　　在纪德其他作品中，对同性恋也有不少描写或影射：自传《假如种子不死》中有真诚的坦白，游记和日记也有一定的叙述。就拿纪德的最后一部小说《忒修斯》，这部可看成其精神自传的作品来说，也有对同性恋的赞美。

　　西蒙娜-波伏娃在写给她的芝加哥恋人纳尔逊-阿尔格林的信中，常常开心地谈到萨特在男同性恋问题上某些近似的情况。她还向他描述说，她和萨特看到安德烈-纪德娶了他的表妹，重新组建了一个假想的家庭，但最终还是正常了。她还写到让-热内经常不断地来挑动、教唆他们，就好像他俩对同性恋一无所知似的，这常常引得他们开怀大笑。

　　萨特在让-热内身上，找到了他关于同性恋问题看法的理想支柱。这位因为萨特的呼吁而被释放的罪犯，小说家，在狱中完成了他的同性恋题材的《鲜花圣母》。萨特把他当成了存在主义的典型，他经受别人的目光，把软弱变成了刚强，在性关系他也是叛逆者。萨特后来为他的全集写了一篇宏伟的前言《圣徒热内：演员与殉道者》：“为了写这个有天才的男娼和鸡奸者的文章，我每天忘我地工作十五个小师。我为之颠倒，为之疯狂。我常常半夜醒来。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二十世纪，随着战争与各种观念的松懈，对同性恋群体的怀疑，逐渐变成了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的一种宽容，然后变成了一种肯定。最早就是在英国出现了“同性恋崇拜”，同性恋在大学和知识分子圈子中间传播。它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生活品味、一些精英阶层的认同手段。英国的同性恋崇拜充当同性恋在英国体系中进取的基础，入侵写作领域，并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力量的胜利或者对整个同性恋群体的宽容。但尽管有一些局限，同性恋崇拜构成了对传统制度体系的一种颠覆。

　　托马斯-曼曾经说，同性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生。在各种艺术领域里，同性恋以艺术的名义，以创作的名义，以虚构的名义，以时尚的名义、以象征的名义，默默争取着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文/思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