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最终指向着激发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看重的，是推荐人的名声而没有独立的判断力，读再多的书又有何用？

　　腰封帝之后，总理成为图书市场的救星。

　　一本古罗马皇帝的《沉思录》、一本法国老学究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两张旧船票，登上总理的新船，那就身价倍增，洛阳纸贵，何哉？世人不识圣贤书，只欠总理来吆喝？

《沉思录》

　　官方荐书，满汉全席

　　在中国古代诸多“好为人师”的方式里，推荐书一般是比较雅致的。最陈旧的是官方推荐书单，譬如说《艺文志》、《经籍志》等等。这种推荐目录最受到文献学家的喜爱，因为那是满汉全席，什么菜都有，研究价值大大高于阅读价值。也有人硬着头皮照着这种书单去啃的，那啃完的人就是纪晓岚，他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是这一类满汉全席的冠军。然而真正乐意把这个菜单上的书细细读一遍的人实在很少，所以催生了另一种推荐书的方式。

　　有一日孔圣人在家里教训他的儿子，说是只有学好了《诗》才能学会好好说话。这事儿不知被谁知晓了，便录在了《论语》里面，于是遍天下读书人都知道了“不学诗无以言”的道理。这六个字短小精悍，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优秀的广告文案。这样推荐更加温和，也显得人情味十足，不过还有一些劝诫的意味在里面。

　　另有一些书的推荐走的是明星效应，《三国志》裴松之注里引古籍说关公“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短短一语却让关公秉烛读春秋的形象流传了下来。对于古代的上层文人来说，春秋左传本应早已琅琅成诵，但是在底层老百姓里，也许《春秋》真是被关公形象所推广起来的，也未可知。再看孙行者，访菩提祖师时曾见了一名樵夫，只听其吟诵道“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猴王当即问他，《黄庭经》是道德真言，你可是神仙？那樵夫随即指了菩提祖师的修行路径。正是猴王这一问，遂有了大闹天宫西天取经这些壮烈的故事。也亏得猴王知道《黄庭经》是神仙书籍，才不至于埋没了一段大好因缘。这种推荐，就更加类似植入式广告了。

　　到了后来晚清和新文化运动的年代，推荐必读书目蔚然成风。先是南皮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名为“答问”，还比较谦逊。到了胡适之时，这种古意的谦逊就一转而成为了年轻人的傲慢，所以他开的书目叫做“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后来有人抗议，他便重新开了一个在其看来更简略的书目，叫做“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言下之意，连这点书都不读，那简直就是不读书的文盲了。但是他开的书单子在旁人看来依旧是繁冗不堪，便又有人为青年人重新开列推荐书目，书目仿佛和胡适之作对，叫做“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总之各自所推荐的书都是“最低限度”的，这份书目的推荐者便是梁启超。

　　由这些大学者来推荐书的好处在于其中暗示着那些学者们的学习方式，和化妆品广告非常类似。假如你愿意成为胡适之，那你不妨跟从他的书单来阅读，而梁启超的追随者也是如此。而当时大部分学生也乐意接受这种阅读推荐，这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

《旧制度与大革命》

　　微言如何，大义如何？

　　当然，假如这个推荐人不是大学者，而是其他大人物，那又会是一种涵义。历史上脍炙人口的有三国时吴大帝劝吕蒙读书，成就了一段“吴下阿蒙”的佳话。和汉初陆贾劝刘邦读书的状况类似，一者是臣谏君，一者是君劝臣，不过所推荐的大多是儒家的传统经典。一旦这些荐书故事被历史化后，被其所推荐的书目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份私人阅读的表单了。

　　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出版界打破了此前的文化僵局，开始大量出版各类西方经典著作。出版和翻译的状况也引导了阅读的风气，这些翻译作品和出版社的各类丛书成为了人们阅读的重要指标。公开的推荐书目从中国传统典籍开始转向外国的经典著作。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正是在此时，开始在国内得到广泛阅读。

　　最初，这两部书只是众多西方经典中的名著之一。然而自从温家宝向公众推荐了《沉思录》，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这两本书顿时逆袭成功，从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者书库一跃跻身热门图书销售排行榜，名人推荐的效应可见一斑。

　　在2007年11月出访新加坡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这本书，指的就是两千多年前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于鞍马劳顿中所写的十二卷对话录，对话的对象，是自己。其中，很大一部分，探讨的是人的性情和幸福，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幸福”确实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则细致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历史根源，其中涉及的有关制度和自由的论述也直接指向了大量目前中国社会现状的争端话题。

　　从常规的学科分类而言，《沉思录》通常被纳入哲学著作领域，而《旧制度与大革命》通常被视为历史学名著，假如这些推荐来自于大学里的课堂，由专业教授向学生进行推荐，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温家宝和王岐山作为政府高层，却向公众推荐这两部专业性较强的著作，难免让网民在互联网上对其中的微言大义众说纷纭。

　　微言如何，大义如何，见仁见智。不过这一类荐书法，在中国现代史上曾有先例。不止一人曾在回忆录中谈及毛泽东荐书的往事，其好荐历史和小说常为人所称道，然而在毛泽东时代，也正是他对《红楼梦》和《水浒》的推荐让时代走入了幽暗的深谷。其中深意，也足以促人深思。

　　你要读书，看谁推荐？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领导亦然。2007年，时任重庆省委书记的汪洋向重庆官员推荐弗里德曼著名的经济学著作《世界是平的》，而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在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推荐的3本书则是：《精神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最新阐释》、《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和《创业的国度》。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本是人之常情，可是领导人推荐或者表示激赏之前，束之高阁，乏人问津，一旦“被”推荐之后，就成为疯抢对象，世间冷暖，亦可知矣。

　　马可·奥勒留歌颂沉思，托克维尔歌颂自由，他们在著作中共同表露了对金钱的鄙夷。而这两部书在畅销榜中同成功学或励志作品并陈，反而显得充满吊诡。同样命运的便是莫言。尽管事实上莫言成名已久，但是只有诺奖作者的头衔才足以让他成为公众阅读的真正兴趣，这也能在畅销书榜单中得到明证。“荐书”这件事情的真谛，已经从“看书”变成了看谁是“荐书人”。

　　没有人会相信用了某种洗发水后，就真的能成为金喜善或者成龙。但是人们对于书籍的敏感性则远没有那么高。荐书人自己的作品往往是让人对其推荐的作品产生兴趣的保障，以至于腰封上推荐人的名单总要列举长长一串。这倒很像古代书画上的印章和题款，以自己的名誉向人们证明这部作品的卓尔不群。阅读，最终指向着激发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看重的，是推荐人的名声而没有独立的判断力，读再多的书又有何用？

　　就如同托克维尔所说：“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文/张斌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