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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干净就必然是羞涩的

2012年12月28日 07:59  外滩画报 微博

  他的小说已列入以色列当代文学经典一类,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介绍,然而你在网络上找不到任何对他的文字专访,个人照片寥寥无几。他的孤独是个无容置辩的事实,而且他也是羞涩的。

约书亚-凯纳兹约书亚-凯纳兹

  在夏季的特拉维夫读这样的文字,你会把它的作者约书亚-凯纳兹想象成一个多少有点风流的人物。“夏天,为了炫耀自己的身段,她通常会穿上一条紧绷的牛仔裤。在短小贴身的背心里,乳房微翘,自然地颤动着,背心和牛仔裤之间露出一段苗条的腰身,能看出有一截晒得金黄的小肚子,肚脐是那一带迷人的焦点。有时,她还会配上超短裙,暴露到大腿根部,一双长长的细腿,分外娇人。”

  凯纳兹是特拉维夫人,他的小说《爱的招魂》希伯来语初版于 1997 年,4 年后被译成英文,2003 年被以色列导演阿摩司-基泰改编成了电影,对很多作家来说,这应该是对其创作的一种积极的肯定了。但凯纳兹有些尴尬地说:“那不是一部值得一提的电影,它只是从我的书里借了些灵感,其实跟我没多大关系,这个导演更讨西方人喜欢罢了。”

  我们在 8 月 8 日的上午会面于特拉维夫市中心 Bazel 地区的一间咖啡馆,肤色如蜜的犹太女子在我们跟前一次次经过,坐下,站起离开——我们的交谈超过了两小时。这位作家名下的小说已有三本被译成中文,除《爱的招魂》外,《渗透》也得到读者的强烈认可,列入以色列当代文学经典一类,近 20 年来,他无数次应邀出国访问;然而,你在网络上找不到任何对他的文字专访,个人照片寥寥无几,更不用说视频,这对于作品被翻译成 20 多种语言介绍的知名作家而言,实在不可思议。

  《爱的招魂》是本关于人世孤独的书,出版于 1997 年,在其中,凯纳兹写透了特拉维夫,也是以色列始终无法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南城区廉价公寓楼里冷漠而矛盾丛生的人际关系。以色列是个小国,因此这样的不良现象很容易引起注意,甚至成为大学里研究的课题。不过,凯纳兹说他几乎已经记不大清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了,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动起离开特拉维夫的念头——即使在曾经多次长住的巴黎,他对左岸等人文荟萃之地的兴趣,也远远不及特拉维夫的一片落叶。

  凯纳兹孤独、内向、羞涩的模样,结结巴巴的英语,足以解释他为何如此缺少曝光率。他的孤独是个无容置辩的事实,因为他身居美色遍地的城市,却至今没有婚史,膝下无儿女;奇妙的是,在《爱的招魂》里,凯纳兹极尽细腻地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二房东的房间里一次次相对无言的性爱画面,一墙之隔就是无眠的寡居老人,屋外则是寂寥破旧、缺少活人气息的走道。

  对自己私生活与创作之间的这种有趣对比,讷言的凯纳兹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他的英语不好,一旦找不到合适的单词,他会露出歉疚的表情。以色列的普通犹太人家庭基本上都生养两个以上的孩子,在农村,年轻夫妇带着三四个孩子的情形十分普遍,而凯纳兹没有孩子,他只是喜欢从旁观者的角度欣赏别人的孩子,更甚于欣赏年轻女子的身段。有好几次,我们对话说到放松时,他会提醒我注意旁边的人:“看,你身后有对美丽的母子,你快拍拍他们吧!”

  B=《外滩画报》K=约书亚-凯纳兹(Yehoshua Kenaz)

  B:你的小说有很多读者,可是你的公众曝光率跟你的名气不成正比,我几乎查不到什么关于你的生平资料。你在以色列《国土报》工作了这么久,可是你成名后,就连这份报纸都没对你做过访谈。

  K:我知道。我的出版商也曾多次跟我说,你想出书,就要做一些访谈,要接受我们的安排。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接受访谈的环境,那不适合我,不是我想做的事。我不喜欢人多,不喜欢过于亲近的关系。

  B:《爱的招魂》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哪些经历促使你写了这本书?

  K:应该说是普鲁斯特启发我的。你看,我的小说一开头就引用了《追寻逝去的时光》里的话,很哲理的一段话,我文中说名字忘记了的那个作家就是普鲁斯特[按:《爱的招魂》的开头如下:“两个人当中要是有谁问道:我什么时候再见你?那么多半会发生某种变故。这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某一件事情就要结束,而另一件事情就要开始,当初的那些恩爱(如果他俩确实都还有过一点恩爱的话),现在也不复存在了。这种说法,她当年在校期间跟过一段时间的那个老师,曾经为她大致解释过。他所引用的那个作家(名字她已经忘了)认为,两个人当中首先问‘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的那个人,其实已经‘失掉或输掉了爱情’。我喜欢这段话,抄下来,想:接下去可以怎么写呢?慢慢地我就写下去了。

  我写书就是这样,谈不上什么灵感。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书名的来源:我年轻时有一阵坐公交车,每天车都会路过一个大院子,里面有几所房子,有花园和草地,在一座房子的墙上有人涂着一句希伯来语,就是这个书名——“Returning the Lost Love”。我很喜欢,觉得这个书名也是跟普鲁斯特的小说暗合。

  《爱的招魂》出版后,批评家似乎不像重视我之前的书那样重视它,没有多少深入的评论,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收到不少求助信,我想,大约每十天会有一封吧,信发自四面八方,加利利的,耶路撒冷的,埃拉特的,写信人说希望我能帮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说他们的亲属,比如女儿、妹妹、父母亲有些很紧迫的经济需要,治病什么的,想让我捐助一点钱。我想,可能是他们通过报纸评论知道有这么本书,作者是个有同情心的人。

  B:《爱的招魂》确实写得很柔软,但是也有很寒冷的情节。我记得你写的男主人公海奇,他很英俊,而且有一头迷人的白发,每次和嘉碧做爱结束后,嘉碧就看着他的白发汗涔涔地和白色的枕套沾在一起。这本小说前半部分读起来有些轻松的调子,人物对话还是很风趣的,后来就越来越沉重,到阿威冷杀害菲律宾女佣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实在想象不到你会安排这么个内向老实的老头杀人。

  K:时间隔得太久,谢谢你还记得这些我自己都经常混淆的情节。海奇的名字就是一个字母 H。我有意安排故事这么进行,起先是放松的,有些好看的故事,到后边一点点沉重起来。如果一开始就沉重,大概会吓跑不少读者。

  阿威冷杀死菲佣的那个情节,是,我写得很残酷。不过我更在乎的是阿威冷杀人后回家见父母的那个结尾: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母亲晚年就是个失忆者,她去世后没多久我父亲也去了,我爱他们,即便我母亲几乎都认不出我来了。

  B:我在特拉维夫,觉得随便在哪儿拍一张手机照片下来传到网上,说这就是上海,所有人都会相信的。你在小说里写的特拉维夫,似乎不怎么美好?

  K:特拉维夫太大了——当然与上海相比实在不算啥。特拉维夫的南城区存在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那里的居民都是租客,来自其他地方,不怎么有钱,人际关系也不如其他地方。但是我很留恋特拉维夫,你会看到绝大多数人都在微笑,这里是他们的家。我的生活里亲近的人很少,我喜欢站在一边看着各种人。比如说(他用手指着刚刚推过去的一辆童车)这样的画面,多好,你带着相机应该好好拍拍他们。

  说实话,我对这本小说记忆不大清晰了。我在构思一本新小说的时候,会慢慢地把已经写好的前一本给忘掉,我的脑子就这么大,如果对前作记得清清楚楚,我就不可能写新作了。我记得清楚的只是小说书名的由来:“爱的招魂”是指那位女主人公嘉碧在公交车上听到的另两个妇女的对话,她们说到把一个人失去的恋人用魔法召回来之类的事。这是我小说的一个隐喻,嘉碧最后失去了她的情人海奇,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对等的爱。

  B:你有三本书译成中文了,除了这本外还有《通往群猫之路》和《节日之后》,你关心吗?

  K:我知道,但是没见过书。我想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自己,那就是“幸运”。《节日之后》是我 60 年代写的,后来中国那边说要引进这本书,我说这书没啥意思,你们要做就做吧,我无所谓。《节日之后》过了快十年,我出了第二本,是小说集,叫《有梦想的女强人》,出来之后,阿摩司-奥兹不知怎么跟国外的机构推荐说,这是本值得注意的好书,然后我就接到了牛津大学的邀请!我和奥兹虽然很早就认识,不过也没到这么好的地步。你说,我是不是很幸运?

  B:在牛津你都做了些什么?做讲座还是参加论坛之类?

  K:什么都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也没发生,我英语不好,也不喜欢到人多的场合里去。我跟那里的人说,不用怎么介绍我,给我个地方让我多点时间安心写作就行,他们就说,那好吧,我们正在编牛津英希词典,你正好给我们当顾问,一周两三天就行,剩下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我就答应了。因为词典里涉及很多古希伯来语问题,所以我这个顾问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词典编纂团队的主编是位很罕见的天才人物,人也很好,我很少参加聚会什么,但他们全家邀请我吃晚宴我还是去了,非常慷慨。我在牛津的“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B:邀请你全家吗?

  K:不,就我一个人——我就是我家。哈哈,我没有家庭,我就一个人,我没结婚,没孩子。多好的一个世界。

  B:你不结婚,可是你写两性关系的情节很动人。《爱的招魂》里写嘉碧和海奇的做爱、叫床,我看着直乐。

  K:(笑)我说不上来为什么。这就是我。

  B:还有什么幸运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吗?

  K:我有很好的家庭环境,我小时候住在佩塔提克瓦时,家周围是一大片柑橘园,太美了,我和我哥哥就在那里长大。后来住在特拉维夫,我有一间小公寓,两居室一厨一卫,离这里不远,是用我祖父母的遗产买的。楼就是 4 层,周围的人都认识,这多好,我从没搬过家。不过,六七十年代我在《国土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晚回家,根本没时间写东西。我就想不行,得回法国去写。那是 1980 年,我到巴黎,正好有一幢楼专门出租给艺术家,我就租了一间房间,我的邻居有音乐家、画家、雕塑家,我在那里4年,写出了比较重要的一本小说《渗透》。

  去过牛津之后的许多年,我又陆续应邀去了许多国家。不过我从没去过美国,来自那里的邀请不少,美国人也很客气、热情,可我就是不喜欢美国,不想去。就在几周前我还回绝了一次美国人的邀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B:在巴黎,你去左岸、塞纳河这些地方了吗?

  K:没有。我就待在自己的地方,安静地写。我不爱混圈子,圈子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我也不认识什么法国作家。我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就是普鲁斯特,还有莫里亚克,我翻译过他的几篇小说。我在索邦学习,所以会法语,英语不大好。

  B:你给我特别平静的感觉,跟你小时候学过小提琴有关?

  K:因为我觉得生活回报给我的已经太多了。小提琴只是一方面,我特别享受巴赫的音乐,我对他的作品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都有强烈的爱,很想回到过去。

  B:我还想问你的姓氏,你为什么要改姓凯纳兹(Kenaz)?

  K:那是我服兵役时改的,我的本姓格拉斯(Glas)不是个希伯来语姓氏,但是我爱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就选了《旧约》里第一位士师俄陀聂(Othoniel)的父亲的名字,改叫凯纳兹。这跟文学无关,只是表达一种认同。

  B:你也是左派吧?

  K:我不喜欢右翼,不喜欢现在当政的利库德集团。不过这与我的写作关系不大。

  B:你对时事不怎么关心是吗?1995 年拉宾的葬礼你参加了吗?巴以和平的《奥斯陆协议》其实已经失败了,但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人都爱他?

  K:没有,我从不去人多的地方,只是在电视里看了。整个以色列都爱拉宾。是的,因为他羞涩,因为他是个干净的人。一个人干净,就必然是羞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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