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国医”吴阶平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9日 08:47 三联生活周刊
“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而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主笔◎李菁
“吴家医院”
2004年9月的一天，协和医学院前副院长董炳琨接到来自吴阶平的电话。吴阶平希望董炳琨给他写一份生平材料，“重点要对一生做出评价”。今年88岁的董炳琨曾与吴阶平一起搭档过。董炳琨觉得这个特殊任务难度很大。“可是他说，要是不困难也就不找你了。”一个月后，吴阶平把董炳琨约到自己的疗养地，两人倾心交谈了几个小时，吴阶平后来还把自己写的12篇回忆文章交给了董炳琨。吴阶平的一生，由此也被清晰地被勾勒出来。
“吴家兄弟就可以开一个医院。”吴阶平兄弟4个，他排行第二，原名“泰然”，“阶平”是他的号。吴氏四兄弟都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除了名气最大的吴阶平之外，吴阶平的大哥吴瑞萍是小儿科专家，二弟吴蔚然是普通外科专家，三弟吴安然是免疫学专家。其中吴蔚然当年与吴阶平一道，是周恩来医疗小组成员，后来又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吴蔚然非常低调，不爱说话，其实他的水平和贡献一点也不亚于吴阶平。”曾任协和医科大学教务长的刘世连告诉本刊记者。
吴家几个孩子的职业完全是由父亲吴敬仪主导的。吴敬仪是前清秀才，曾做过湖南候补知县。吴敬仪有很精明的经商头脑。辛亥革命后不久，盛宣怀要将他在湖南的10万两银子转到上海，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盛宣怀怕带银子被人抢走，他知道吴敬仪办法多，便请他帮助想个稳妥办法。吴敬仪在当地买了10万两银子的美孚煤油，由水路运到上海；到了上海后油价暴涨10倍。盛宣怀喜出望外，要把赚的钱分给他一半，吴敬仪则要求替换成盛宣怀纱厂的股票。这份股票后来为吴家带来不小的财富，也成为吴家第二代接受精英教育的物质基础。
吴敬仪是一位标准的严父。他在家中办了私塾，请当地最博学的先生教几个孩子读四书五经。他还经常请在纱厂工作的美国人的孩子到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们玩，这使得吴阶平从小就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吴敬仪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有些事情认真得甚至有些过分。他有几块金怀表，每天都要拿出来，与收音机里的报时校对，准确度要求到秒。吴阶平后来常说，父亲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动荡，走南闯北的吴敬仪认为不能做官，做官会把心染黑了；也不能从商，乱世中从商只能是倾家荡产。在他看来，最好的选择便是学医。吴敬仪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当时刚创办不久的协和医学院，他便极力鼓励几个孩子去报考。吴阶平的大姐夫陈舜名本已毕业工作，在这位岳父的要求下也重新报考，上了协和；接着是大哥吴瑞萍。1933年，16岁吴阶平考取协和医学院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班。
协和医学院实行的是标准的精英式教育，预科3年后，还要学习5年本科，前后8年，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一年级吴阶平的同班有52人，3年后考入协和的只有13人。刚入学的吴阶平成绩平平，以爱玩著称。从三年级才开始发奋。三年级时，他被评为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获得免交1000银元学杂费的奖励。
协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从四年级选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做毕业典礼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司仪手持纪念牌和一根一尺多长的红木棒，上面套着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刻着历届学生司仪的名字，金箍套满了就形成一根金棒，学校将永久保存。吴阶平的名字被记在第九道金箍上。1941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这根金棒也不知所终，这是吴阶平终生之憾。也是因为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协和停课，1942年1月学生全部撤离。吴阶平这一批学生也成为老协和毕业生名录上的最后一串名字。
“先专后红”
从协和毕业后，吴阶平来到中央医院(又称中和医院，即后来的人民医院)工作。1944年，在中央医院担任住院总医师，随后赴美进修。吴阶平的导师哈金斯(Charles Huggins)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曾获得诺贝尔奖，他很赏识吴阶平，想把这位高徒留在身边当助手。但吴阶平还是希望回国发展自己国家的泌尿外科。
吴阶平1948年回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的极大重视。北京市政府刚成立，市长彭真邀请了一批知名科学家、教师和社会贤达参加招待会，吴阶平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50年代，是吴阶平医学事业的巅峰期。吴阶平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并任队长，回国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代表人物。
1962年，吴阶平受命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比他小一岁的冯佩之出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吴阶平无论专业领域还是社会活动上，都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主动放低身段。冯佩之回忆，那时“二医”经常组织学工学农，甚至去门头沟煤矿劳动锻炼，考虑到吴阶平事务繁多，冯佩之告诉他不必参加，可是吴阶平照样跟他们去了煤矿。
与吴阶平不同，冯佩之和董炳琨都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看成大知识分子的吴阶平，却处处显示了对这些革命干部的尊重。第一位夫人赵君恺去世后，有人向吴阶平介绍了高睿，很多事情他都向董炳琨、冯佩之如实汇报。“人家名气那么大，还那么坦诚地跟我讲，有时我都不好意思。”董炳琨告诉本刊记者。93岁的冯佩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更是连连感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精湛的医术，再加上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使吴阶平的医术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渐渐进入到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会诊的医疗服务中。在普通人眼里，这无疑是荣耀甚至权势的象征，但身临其境，才知道个中甘苦，甚至暗藏的巨大风险。
中共最高领导干部的保健工作，最初是效仿苏联的一套体制，毛泽东对此早有意见，认为过于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所以1964年撤销了中央保健局，保健工作也陷于瘫痪。后来周恩来指示成立一个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曹根慧任副组长。
周恩来是了解吴阶平的医术、人品和能力的。他曾对别人评价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也许正因为此，周恩来把很多医生最不愿意接手的一项工作交给了吴阶平——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接到钓鱼台宾馆，正式交代他负责江青的保健工作。吴阶平连连推说自己是泌尿外科医生，不适合做保健工作，但在周恩来坚持下，他不好再推辞。回到家，他曾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赵君恺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于事无补，只会坏事。”
在为江青做保健医生的几年里，吴阶平处处小心谨慎之余，也运用他的智慧应对。董炳琨说，当时另一位保健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每一次写病历都尽可能写得很详细，还说：“以后要真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有病历为证。”吴阶平淡淡地说了句：“还是少写为妙，有三两句，把事情说清楚就是了，写多了也会出毛病。”吴阶平的一番话让卞志强恍然大悟。
从1967到1973年，吴阶平为江青做了近6年的保健医生，总算安全地完成任务。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小笔记本，多年后吴阶平还一直珍存着。上面布满了诸如CC、KS、CEL等各种“密码”。他后来才解开了这个谜底：CC是江青，KS是康生，CEL则代表周恩来。原来这是吴阶平怕万一不小心弄丢了本子而设置的，他的谨慎和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走钢丝”的医疗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吴阶平、卞志强、吴蔚然与张佐良4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中央审批做膀胱镜检查。
可是医疗组面对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三人组成“中央领导小组”，关于周总理的医疗情况，医疗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中央小组”对上向最高领袖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医疗方案。即便周恩来本人，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
周恩来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吴德诚任副组长，后来医疗组扩大到50多人。关于周恩来的病情，医生们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3人在怀仁堂见到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医疗小组的卞志强后来回忆，听到这个指示后，大家“非常不安和焦急”，“虽详细解释需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均无济于事”。在此期间，医疗组不断奔走汇报请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许多首长家面报问题的严重性，请求及早诊治”，但手术的治疗方案仍未被批准，医生们只能对总理进行保守治疗。这一切最初都是瞒着周恩来进行的。吴阶平事后回忆，周恩来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问底，“以前无论给他做什么检查，他都会把检查的原因、原理、结果问个一清二楚，可这几次检查之后他都没有询问结果，只是一味拼命工作”。
1973年1月，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总理已经开始尿血。吴阶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们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游泳池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膀胱镜检查并不复杂，是在局部麻醉下用来观察膀胱内部的精密仪器，如果通过膀胱镜检查观察到有早期膀胱癌的病灶，可在做检查的同时用电灼手术器械把病灶电灼，这样病情就能得到控制。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心里清楚：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是不是顺便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还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邓颖超的话让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他说，“我想有邓大姐这句话，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
周恩来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么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周恩来说了句：“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对医生的肯定：“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卞志强后来对吴阶平说：“你是带我们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
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手术治疗。在手术方案被批准前，周恩来需要每周输两次血来补充大量流失的血液。可是此时“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峰，一支支冷箭射向周恩来。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又在精神上被煎熬、摧残。有时他正在输血，“革命派”通知他去开会，他只能拔下针头去参加。
终于，在医生们反复细致的工作下，周恩来亲自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接受手术治疗。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请求。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周恩来的膀胱癌原属一般常见的尿路上皮细胞癌，但到了1975年秋天却转为鳞状上皮细胞癌。这种癌肿恶性高，发展快。医生们虽然竭尽全力，却已无回天之力。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句话。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甚至几度哽咽：“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可是令吴阶平和医疗组成员意外的是，总理去世后，却出现了很多指责之词。“当时流言蜚语特别多，说什么的都有，大意是指总理的医疗工作存在问题。医疗组成员都有很大的压力。”董炳琨说。1月15日，借周恩来追悼会之机，邓颖超专门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等请到台湾厅，她对着总理的侄辈们说：“医疗组的同志精心护理，工作非常辛苦，他们政治可靠，技术一流，他们已经尽了力了。”这样事情才稍平息下来。
可是此事并没有就此完全平息。在周总理去世10周年的1986年，外事部门又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对总理的医疗工作提出若干质疑。文章称：“中央”指定的医疗小组对恩来同志精神和肉体给予了毫无人性的折磨，就连邓大姐要去医院探望都要经过王洪文和他们的医疗组的批准。文章不仅在国内刊登，而且发到国外。
“医疗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董炳琨解释说，“当时我没有参与医疗工作，但是也间接地做了一件事。那时决定要给总理做膀胱的灌注，可是灌注治疗的效果如何、有没有病痛等，我们的经验不太多，而上海的经验比较多。上级就要我和一个泌尿科专家两人一起到上海做调查。把上海各个医院膀胱灌注的病例一个一个搜集调查。”
“从这一件事情看起来，对总理做的每一个医疗措施都要经过多方论证，有具体材料才行。那时候全国上下，大家出于对总理的关心，提出的各种方子包括偏方、中医方、西医方多极了，但是不可能都用。使用方子得有科学根据，即便没有科学根据也得有实际的结果。所以这些东西也很伤脑筋，这里面的看法也很多。”
那篇文章发表后，吴阶平又一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觉得医疗小组必须要正面澄清，于是他组织原医疗组的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很快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的批复，他们都再次表示：医疗组对总理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是适当的。前述文章的话并不真实。“为总理看病的经历，让他心里很纠结。”吴阶平的第一任秘书华杏娥回忆，有一次她陪着吴阶平到“人大”开会，看到了李先念，他再次提及此事予以澄清，回来之后，说了一句：“中间李先念来了，事情说清楚了！”华杏娥说，吴阶平对中央领导的治疗守口如瓶，他只是简单跟华杏娥提过：“总理不是一个癌症，有好多癌症。”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华杏娥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