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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目前的欧洲来说，安吉拉·默克尔是无政治家时代的政治家。”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丁纯教授这样形容德国女总理。

默克尔

　　本报记者 张子宇 实习生 王媛

　　2010年，默克尔没有连续第5年卫冕《福布斯》评选的“世界百大女性权势榜”冠军，她让位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不过，年初的《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已经足够彰显了默克尔对于欧洲的重要，这家美国杂志配发的大标题是《欧洲管家》。

　　默克尔是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家，不但因为她冷静、朴实、知识分子式的工作作风，也因为德国在次贷危机中展示出的，如同西门子电器、卡尔蔡司镜头或者梅赛德斯奔驰等产品那样的稳健。

　　英美媒体开始称呼默克尔为“安吉(来自默克尔的名字安吉拉)”，这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昵称“麦吉”(来自撒切尔的名字玛格丽特)异曲同工。不过德国人“传统地”不喜欢这个来自英语圈的称呼。对他们来说，默克尔就是默克尔，一位属于德国的政治领导人。

　　德国人的自我源于德国经济良好的表现—2010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高达3.9%。德国中央银行预测全年的增长为3%，这是其第二次大幅度调高预测，分别是4月时的1.4%和6月时的2%。这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值。

　　丁纯对时代周报记者谈到：“默克尔符合严谨的德国政治家的形象，德国自己的表现，德国在欧元区经济的一枝独秀给默克尔以骄傲的资本。但这并不应该全部归功于她，前任领导人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以及德国人的勤奋、务实、较高的劳动生产力，为默克尔现在的风光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角度来说，默克尔领导着德国复苏，德国也在成全默克尔。

　　而同时，德国在外交上也在大步前行。2010年默克尔的访华扭转了自2008年以来处于低迷的中德关系，她不仅从中国带回了数十亿欧元的订单，她极为简朴的生活作风，也赢得了中国舆论界的好评。

　　这并非作秀，默克尔生活简朴即使在机械的德国人里也显得突出。在2005年当选总理的时候，她便是以矿泉水举杯庆贺。

　　“中德关系突破是战略的需要，也是回归务实的结果。目前价值外交是一个过去式。德国以制造业为主，中国是德国产品的主要买家。中德同为世界主要出口导向国，有很多共同利益。所以从实和虚的角度来说，中德都有接近、互相抱团的趋势。默克尔领导德国从价值外交中回归务实外交，也代表了一种理性的回归。”针对2010年后半年中德关系的急速回暖，丁纯为记者分析了其中缘由。

　　在另一方面，默克尔还担负起领导欧洲复兴和欧盟扩张的重任。在过去的一年里，和德国相比，欧洲另一传统大国法国显得暗无光彩。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很多缺点—好表演、不稳重等都在和默克尔的比较中被放大。“法国现在需要重塑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力。”一名法国官员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示—从法国人传统的骄傲出发，这种委婉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经济复苏的成果需要巩固，外交战略的宏图需要继续实现，这些是默克尔接下来的工作。顶着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德国最终通过2011年预算案，大幅削减了3.5%的支出并且把借款额从2010年的652亿欧元(原定810亿)削减到575亿欧元。建立稳定平衡的财政，是默克尔的最大雄心。

　　“但我必须说，默克尔并不是一个百分百的正面人物。她并非像外人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只能说默克尔总体上交了一张不错的成绩单，成绩巨大，烦恼不少。”丁纯提出了一些反面的意见，“反对党指责她一开始对希腊见死不救，导致后来的花销越来越大。另外德国作为出口大国，繁荣建立在别国的赤字上，必然承担极大的压力。内政上联合政府内部始终不顺。总之，富有的德国是欧洲经济不振的买单者，这是对默克尔的最大挑战。”

　　默克尔面临一个结构性矛盾即一个扩展的、由德国领导的大欧洲和德国自身国家利益尤其是发展理念之间的问题。这种矛盾最终将归位于一种历史哲学的命题：德意志的精神与欧洲的相容性，默克尔及她的先辈后继们所理想中的欧洲是否能符合德国理性主义的传统。

　　欧盟是以法德为主导的，但是在具体构架上，萨科齐主张的欧盟政治建构是以16国为主体的“欧元区委员会”；而默克尔力主的则是一个由27个国家组成，吸纳中东北欧国比如英国、瑞典、捷克、丹麦、波兰等平衡法国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

　　默克尔继承其先辈的精神，重视欧盟的共同利益，支持欧盟扩大，这就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支持东欧国家的加入和振兴，安抚土耳其，协调与美俄的关系。在前几年南欧和东欧国家因为大量资金的注入而欣欣向荣的时候，理念的实践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当德国需要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拯救欧洲的时候，就需要极大的为理想牺牲的勇气和能力。

　　而且争端的高度最终上升到了一种思想之争，德国不但要出钱，还需要在经济原则上妥协。其他国家指责德国大量的贸易盈余恶化了他们的金融状况，德国人则指责南欧人的慵懒、无纪律性和糟糕的理财习惯。

　　如美国一样，南欧人继续反驳：“假使我们都如德国人一样储蓄，谁来购买德国的工业品？”亚当斯密有一名言：一个富裕的英国不可能建立在一个贫穷的法国的基础上。争议绕了一圈，似乎又回到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论战的老调上。

　　归根结底，大欧盟多年来运行良好的那种“北欧制造业+南欧农业+东欧劳动力+英国服务业”的结构最终无法克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当投行等人为制造的迷雾被拨开后，各国恐怖的财政赤字被摆上台面时，德国必须出血换回一堆白条去拯救马德里、雅典和都柏林的那些烂尾楼。

　　德国有着精明和重商的优良传统，12世纪就建立起当时欧洲最庞大的商业合作组织—汉撒同盟。即使地理大发现以后波罗的海经济圈衰落，德意志城市亦凭借精湛的工艺和宽松的政治宗教氛围生产出享誉欧洲的铁器、纺织品和瓷器。正是德意志城市的繁荣最终孕育了所谓北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推动了欧洲历史的进程。

　　而在仰视德国哲学的时候，我们既叹服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高深的智慧，又深深地被德意志民族那种对理性执著乃至偏执的追求所震惊。历史学家哈夫纳和威廉特在其经典的《并非神话的普鲁士》上评论德国 “是18世纪欧洲最新式和现代化的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更‘富有远见’，是纯粹理性的国家”。

　　秩序、理性、严谨贯彻于德国经济生活中，却和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十几年来被房地产和金融投资所抬起的闲散中产阶级氛围格格不入。

　　从这个角度说，默克尔和她的德国，依然能够代表欧盟在世界上发出声音，显示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是欧洲的异类。这种矛盾始终并存着，就如同柏林的数百亿欧元的援助和雅典街头被焚烧的德国国旗并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