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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墓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上，每天面对着流淌的湘江水，不知道是否会常念及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他墓碑的铭文现已模糊不清，而游人们到这里来津津乐道的，更多是他和小凤仙的故事。

蔡锷

　　编辑&文/彭治国

　　蔡锷是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的，但一般人并不清楚，蔡锷和袁世凯的渊源由来已久。据梁启超说，少年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还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蔡锷在日本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其他三杰是蒋百里，张孝准，周家树)学成归国后又为各方军阀所倚重，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袁世凯还曾亲自接见以为笼络。

　　1911年，南北议和后，清廷退位，蔡锷发表通电电贺袁世凯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而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这在外界来看，好像最正常不过的“投桃报李”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而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全国一片武力反袁时，蔡锷却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然而，就是这样，袁世凯也不放心蔡锷。1913年10月，袁世凯发电报，要云南都督蔡锷来京调养三月。结果蔡锷到北京，一呆就是两年。

　　两年间，袁世凯先后给了蔡锷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美其名曰：磋商政要。但蔡锷逐渐了解到袁世凯是在敷衍他，监视他。于是，一面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面暗中与自己曾经在长沙时务学堂的老师梁启超联系，蔡锷等待着时机。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觉得时机到了。不久，他即秘密逃离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最后回到自己的根据地昆明。

　　以后的岁月，蔡锷站在了坚定地反对袁世凯的一面。他迅速组成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不再称袁世凯为“一代伟人”，而直呼“袁贼”，主张全国人民武力共讨之。

　　蔡锷率领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军队“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好在蔡锷有必死之心，军队有必胜之心，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护国军在泸纳之战中击溃袁军，震撼了全国。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各省相继宣布独立的炮声中死去，护国战争功成。孤军当大敌，连蔡锷自己也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当护国战争临近结束时，蔡锷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他对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官位毫不放在心上，弃之如敝屣。7月19日，他在给唐继尧等人电中称：需要有人身先引退，飘然远去，“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7月30日，他在给朋友石陶钧等的电文中也说：“弟早作退计，乃愈堕愈深，失我自由之身，良用怃然。”

　　此后蔡锷践约放下了权力。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民国乱世，少有人像蔡锷那样，因为权力是充满诱惑的。军阀们想得最多的，也是有一天像袁世凯一样当上皇帝。因此，民国报人陶菊隐才会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英雄正当年，却已病入膏肓。他在日本一所医院谢世，年仅34岁。

　　蔡锷死的时候，没有存款，反欠了五千多块钱的账。死的时候，蔡锷家里还是和从前一样穷困，他的老太太，夫人，小姐，公子，全靠政府的恤金，朋友的奠仪来养活。

　　蔡锷是为了什么？袁世凯比很多人都了解蔡锷，他曾对身边亲信说起蔡锷，“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但袁世凯恐怕也不会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蔡锷对袁世凯态度前后的变化，其实都围绕着国家、国民利益展开。蔡锷希望推翻封建政府，建立共和国。他赞美袁世凯，是因为他认为袁世凯有能力整顿军政、振兴国家。但等到他发现错看了袁世凯，就誓死捍卫理想。

　　蔡锷的恩师梁启超是懂蔡锷的。他在蔡锷的追悼会上说，他的学生是 “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梁启超感言，民国以来，多少总长、总理都不过蝇营狗苟之辈，奔着权和利而来，只有蔡锷“因国事维艰，出为国民争人格，心地纯洁”。梁启超说了蔡锷经常说的一句话：“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非。”

　　蔡锷是一个浸透共和精神的人，他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党派，包括他敬仰的同盟会，他身为武人，但对使用武力保持着审慎，在蔡锷的心里，作为军人，应当遵循法治，让共和远离战争。然而，战争还是避免不了。他希望顺利、平安地循着一条中间道路走到向往的民国里去，但这一条路仍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