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宠儿，早年不过是一文不名的琴童，处于社会底层。北京奥运会是个分水岭，他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彻底改写。30岁的年轻人，当他被推到一个要为家国天下有所担当的舞台中央，怎样摆放功名利禄也就成了不小的考验。

郎朗

　　郎国任打算写一本自传，讲述他与郎朗30年来在艺术道路上携手打拼的人生历程。30年间，在他近乎疯狂的鞭策中，郎朗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底层琴童冲到世界顶端，成为西方古典音乐殿堂里炫目的华人巨星。

　　盛名之下，歆羡与非议并存。他目前无疑是最繁忙的钢琴家之一，演奏会据说已经排到了2014年，平均每年演出达120场次，基本上3天一场。有人说“这证明了他的实力、水准和市场魅力”。自然，也有人指摘他是“演出机器”，“音乐家素养不够”，臣服于物欲。

　　自成名以来，郎朗就掉入这样一个漩涡中。“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每场音乐会弹好。”他自己倒是淡然处之，“我成天跟世界最顶级的乐团、最好的指挥合作，在最棒的音乐厅里演奏，这些事实都在那儿摆着，还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不过，在名利场中走钢丝，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何况，在世界舞台上，郎朗所树立的一直是一种端庄、健康的“中国名片”形象，被庸俗化毁灭的危险可谓如影随形。

　　成名前后

　　这个时代的宠儿，早年不过是一文不名的琴童，处于社会底层。自幼他就被郎国任用“争做第一名”的思想武装起来，不懈发奋使得他17岁就确立了在古典音乐界的地位。今天，父子俩的目标依然明确，即如郎国任宣称的，要保持“全世界票房第一”。

　　对此目标，郎国任是相当自信的。“我们到欧洲演出，500人抢100张站票，排到地铁口去了。有人说郎朗在地球上火成这样，是不是得上外星发展啊？”他夸张地说，“我敢肯定，近10年他不会败，因为他的人气在这儿。”

　　1997年，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接纳郎朗入学深造，到西方去成了他艺术生涯的关键一步。出国前，郎朗首任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教授临别赠言，“出去以后千万千万不要昙花一现。”到了美国，融入新环境，朱雅芬有机会也去看他。那时候的郎朗，除了吃饭就是练琴，除了热切的梦想，一无所有。

　　在柯蒂斯的院长、著名音乐家格拉夫曼帮助下，郎朗在经纪公司里找到一份职业演奏替补的差事。1999年，芝加哥拉尼维亚艺术节“世纪明星”音乐会开演，美国殿堂级音乐家纷纷临场，因排在最后的一位钢琴大师生病缺席，这个压轴机会落到郎朗身上。

　　“我太需要这样一鸣惊人的机遇了，需要让人家相信我。得到这张入场券，我就知道我的时代来了。”郎朗解释那次幸运光顾于他的重要性，“人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德国20几岁的钢琴家弹贝多芬，而让中国16岁的小孩来弹？他们一直不太敢用，担心会不会出问题。”

　　演出一炮打响，芝加哥的报纸写道，“他战胜了所有人。”格拉夫曼则告诫郎朗，“你是全新的音乐金童，但没有人能长期保持这个位置。”他自己也承认，事业起步以后，常常精神压抑，那时他还是彻头彻尾的新人，缺乏资望，只能由名乐团们摆布，弹什么曲目全由他们说了算。每换新曲目，他的压力就很大，因为弹不弹得好心里没底。

　　一鼓作气往前冲，很快他就铺平职业演奏家道路，地位亦与日俱增。今年，郎朗与霍洛维茨、鲁宾斯坦、古尔德等大师一道被英国《留声机》杂志评为全球改变古典音乐的50位艺术家，他是其中唯一一位1950年以后出生的钢琴家，也是唯一一位中国钢琴家。简概来说，这代表着一种登堂入室的高度，除了奥运和世界杯，在白宫、白金汉宫、德国总统府以及克里姆林宫，郎朗屡次应邀为元首们演奏。6月份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他也是唯一受邀演出的亚洲艺术家。

　　“我们看到不少年轻艺术家，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容易放松自己，不像过去那样努力了。”朱雅芬说，“现在郎朗好像已经是顶级了，但一个钢琴家是到不了头的。光环、名气都是虚的，我希望他在艺术上能更加成熟。”

　　朱雅芬对郎朗的状况抱着担心。他现在走到哪里都会被粉丝簇拥，应接不暇，他又不太会拒绝人，人前总是一副乐此不疲的热情面孔。这样一来，朱雅芬就疑虑被分去不少精力的郎朗还能否专心致志投入艺术。

　　而郎国任在这方面则有所不同。“他爸爸对这种情况是比较满意的，他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牺牲得太多了，他的梦想就是这样。”朱雅芬说。郎朗4岁时，郎国任将之送到朱雅芬那里学习，那时候他就表现得急躁，嫌朱教得慢，希望可以让孩子尽快参加比赛并在全国乃至世界拿第一名。“成名以后那些东西谁都欣赏，那毕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我觉得他爸爸如果更珍惜郎朗长远的艺术发展，会更好。”

　　比之于一些老艺术家，郎朗还年轻。而朱雅芬眼中的这门艺术，是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丰富而向更深层次升华的。“我希望他一直弹到80岁。他跟我说过，朱老师，太可怕了，我要30岁了。小时候都在练琴，感觉还没玩够呢。我说30而立，是你事业更好的一个新起点。他就不吱声了。”

　　钢琴家自己是如何想的呢？迄今他在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已经保持了13年之久。对此他认为理应有资本骄傲，但他又试图表明自己并不膨胀，是以向《南风窗》记者摆出不少先驱最终沦为当代仲永的教训，“第一是一出名就浮躁、翘尾巴；第二是曲目量不够，只会重复弹几首，华而不实；第三不好好学习文化和提升素养。”他说他给自己订立了一条座右铭—“永不吃老本”。“我们很难在艺术上找到一个真正的尽头，当你找到尽头时，可能一切都结束了。”

　　外面的世界

　　外人很难理解这个行当的残酷，即使成就如郎朗这般，地位也并不稳固。国际舞台就像一只高速转盘，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成为下一个被抛出的弃儿。今天的国际巨星，依然不能脱离被挑选的位置，其惊心动魄之处常常可以一场演出定乾坤。

　　“你和世界一流乐团、指挥合作，人家乐团不满意，有新人出来了，比你弹得好，就把你给顶了。”郎朗身边负责打理中国业务的主管李宁说，“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扬名立万，难度非常大。我们很多音乐家奋斗半天，在国际上也打响过，最后回到中国，国际市场就失去了。”

　　古典音乐是西方人的领地，用郎朗的话说，在西方，“只要走到台上你就是少数民族”。而一个中国闯入者的存在感和人格完全可被忽略，此种感触在他是极强烈的。“因为古典音乐界毕竟还是有一点种族歧视的，尤其是在90年代末。我初到美国时也受到嘲笑，他们说，中国人？弹钢琴？上帝啊，你们能不能学点儿别的？他们觉得中国人顶多开个餐馆完事儿了。”

　　到今天，郎朗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中国现在只是他全球市场的1/5，一年之中他仅有两个月左右在中国，更多时间是在全球各地来回飞奔，每两天飞一个国家，每场演出前排练一到两次就登台，如此频密的安排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自己则显得一肚子憋屈，“谁不是排练一两次就上场的？哪有职业乐团排练5次的？你就要这么快地适应，没有办法啊。”

　　既有责备，也有捧举。郎朗的全球开花，无疑是对中国人在某些领域弱势心态的一种提振。他与已回到中国的姚明、成龙等人一样，之所以被赋予“中国名片”的符号意义，正在于他们这些个体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发挥了作用。崛起进程中的中国，需要这样一些立体形象作为纽带与外部世界更密切地沟通与融合。

　　李宁追随郎朗已有6年，此前是美国一家侨报社的记者，有一年一个颁奖仪式，郎朗因在欧洲巡演未能出席。颁奖那一刻，现场的人纷纷站起来，注视着作为在场华人的李宁，向他鼓掌致意，“好像我就是郎朗，或是他的什么人似的。国内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民族的喜悦感和自豪感真是无以言表”。

　　2009年，《时代》周刊将郎朗评为当年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之一，这让他意识到自己有能量以一种非官方身份，透过艺术拉近世界与中国的距离，因而，“用音乐影响世界”就成了他的定位。官方显然也认同他身上的某些力量，去年选举他为全国青联副主席，这代表着一种政治认可。

　　但这些事情对他的形象塑造来说，并不全然是有利的。在很多场合，扮演着“国家形象”的郎朗会选择弹奏中国传统曲目。2011年元月，中国元首访美，白宫举办专场音乐会，邀请郎朗演出，他即兴弹奏一曲《我的祖国》，此曲诞生于抗美援朝期间，故有关郎朗敢于在白宫反美的声音闹得沸沸扬扬，弄得他紧张起来，呼吁不要将艺术贴上政治标签。

　　但树大招风，在国际上行走，各种政治诉求找上门来，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他20多岁时这种事就找上来了，但让人利用艺术来搞政治的事情是不能干的。”在朱雅芬看来，郎朗并不糊涂，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在国外，有时被问到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虽心生反感，但郎朗表示自己一直在尝试建构一种解决机制，“很多重要的音乐会，所有的外国精英都到场，音乐会结束后的交流中，我们会讲很多中国的事儿，他们会更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搭建文化理解的桥梁，这很重要。”

　　声名累人，这经历让他日益老练，在处理一些问题上显得小心翼翼。审订父亲那本自传时，这一点就充分表现出来，逐页翻看，屡屡指出其中措词的不稳妥，在他看来，那些细节问题若被疏忽，可能引起舆论的负面反应或有失政治分寸。

　　“任何一个出名的人，都会面临一些是非。”郎朗觉得，从事艺术的人，必须维护好自己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形象，维护好自己的形象，也就是维护了国家形象。”

　　艺术与商业

　　偶像崇拜与古典音乐因为郎朗的居中投射而得到一次拼接，这点只须看看公开场合里那些亢奋围观他的人就可知道。在中国，郎朗的演奏会很快也变得一票难求。2007年，考虑到容量问题，像很多歌星一样，郎朗在国内的音乐会也改走体育馆路线，而不在布置得过于严肃和沉闷的音乐厅里进行。那之后，每年他会在全国10个城市巡演。但这别出心裁的一种改装，其质量与效果究竟怎么样，在流行起来的同时能否避免流俗？换一个场地是否就意味着高雅艺术的生命力更强更持久？这些都让很多业内人士争论不休。

　　“这也是市场需求，很多琴童看到郎朗，受到了鼓舞，更多时候他的音乐会带有教化作用，不是从音乐的角度来开音乐会。”李宁说，“但我们也在修正，希望每年打造一场纯粹的经典音乐会。”

　　偶像崇拜即意味着可供开发的市场潜力，这些年郎朗致力的事务之一就在于此。古典音乐与通俗社会的接近不可缺少商业手段一环。他今年在深圳建立了一所国际音乐学校，这是由一家财团提供的支持，而追逐他的商业品牌也蔚为壮观，每年据说会接到七八十桩商业邀请，其中不乏一些楼盘的开业典礼。这些事务父亲负责统筹，最后由郎朗自己决定，留在手里的有七八个。“要看是不是对古典音乐有促进作用。”李宁说。

　　通过广覆盖的媒介，艺术家的身影被放送到各个角落，这种相互借力的路数也会被不少人指责为低格调。但他们表现得毫不为物议动摇。此种结合在国外已经显得普遍，比如知名乐团的背后往往就活跃着一批企业家的身影。他们据此认为，没有艺术不商业化的。

　　“莫扎特、贝多芬、李斯特等人活着的时候，对自己的音乐会也会做广告，也要推销自己的票。任何情况下，古典音乐都是需要商业化的，否则谁养活呢？国家又不会养你。”郎朗的赞助商刘健说道。

　　然而，商业社会无时不在各取所需。热衷此道的人若定力不够，容易陷于浮躁和虚荣。朱雅芬有时也会提醒郎朗：社会上有一些诱惑，你要注意啊！她现在是郎朗深圳那所音乐学校的执行副主席，4月份郎朗回国一次，他们一块儿在深圳待了10天，虽然住一个酒店，但想和郎朗沟通一下学校建设事宜，半个小时说话时间都没有，老有人把他拽走。好不容易待在酒店里，也是满屋子的人，令朱雅芬直喊，“我的天呐。”

　　“感觉有人要他做的事情太多了，说白了，国内一些人都想利用他的名人效应捞点儿好处。这个见面会，那个发布会，哪个老板有什么事儿了，哪个领导有什么事儿了。现在人家把他当成一个明星，而不是一个艺术家，这是不一样的。”

　　此种情境与成名之前判若云泥。当年郎国任不顾一切辞掉工作将郎朗送往北京学习，没有收入，租住在最便宜的地区，“到哪儿都有受欺负的感觉”。出国后，每回到北京，总会勾起郎朗一种心酸。北京奥运会是个分水岭，彼时他在北京待了一个月，感受到非常友好的接纳，他与中国主流社会的关系也彻底改写，而目前所有的苛责多少算得上是位置调换之后的“磨合”。

　　“我算是深知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的。”郎朗自认如此。但活得明白，知易行难。30岁的年轻人，当他被推到一个要为家国天下有所担当的舞台中央，怎样摆放功名利禄也就成了不小的考验。

　　“第一次在美国演出拿到支票时很开心，但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并不很重要。”

　　车子行进在北京的夜幕中，完成一天的工作，年轻的钢琴家此刻最是放松，仰靠在座椅上，间或翘翘二郎腿，“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在有些钱以后还能保持对艺术的态度，或者对生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