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专家指出，这一表述与五年前的十七大报告相关表述有所不同。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一方面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要完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正如十八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中国的人口形势正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新阶段。人口红利的结束，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能再依靠劳动力数量的无限供给，而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

　　特约评论记者翁一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人口学、社会老年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十八大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三十多年，成效如何？

　　穆光宗：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有三种含义：一是家庭自主计划生育，什么时候生育以及生几个是家庭、夫妇和公民私权范围里的事，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古往今来，“家庭计划”最普遍。二是政府帮助下的家庭计划，首先在生育的子女数和间隔的决策上依然是家庭、夫妇和公民自主自由自愿自觉，但在避孕节育、优孕优生和生殖健康等方面，政府提供了信息、避孕药具、教育、服务和人文关怀等帮助，这种做法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三是政府强制的计划生育，这时候，政府作为生育决策的代理人出现，准生证制度是落实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显然，中国的计划生育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

　　自1980年9月25日颁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以来，我国就走上了人口生态失衡的非持续发展之路。迄今已经积存了至少1.5亿甚至超过2个亿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施行三十余年的一胎化政策积累了很多弊端，如失独问题、男性数千万光棍人口所隐含的社会安全、独子老龄化所包含的养老安全、劳动力短缺前景下的经济安全、兵源不足所导致的国防安全等的巨大威胁，等等。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以后的中国将长久面临人口失衡的局面。

　　时代周报：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已不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且首次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一表述折射出了中国人口问题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势？

　　穆光宗：党的十八大报告谈到人口计生时明确指出：逐步完善政策。这是一个以改革引领发展的方向性指示。我们还注意到，像2000年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也销声匿迹，这是重要的破冰信号。2010年，中央提出要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的背景是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22下降到2010年的1.18，早就进入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超低生育率阶段。而且从我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看，也属于很低的生育率。

　　长期以来，国人错误地将对“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发展”。正如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发展范畴也提供了远比人口增长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到了今天，维护人口发展结构性安全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控制人口)。

　　回复“家庭计划”的本来面目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何种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否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穆光宗：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比五普时又高出1.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说明刚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地得到改变和控制。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必然。旨在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的“关爱女孩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治标不治本，所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究其根源，有三个基本因素影响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高低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路径。三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重要性也大致可以根据这个排序来认定。

　　虽然重男轻女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一胎化政策的确是加剧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可忽视的政策性因素。生育的决策和实现是需要选择空间的，而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1995年，我撰文明确提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过于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和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至今我认为这一理论依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完整地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后还有一个“性别市场选择”的技术因素，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个隐秘难以查实的B超市场干预了出生性别比的自然生态平衡。

　　由此可见，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密切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早就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但是到了崇尚市场经济时代，是否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权利？你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穆光宗：的确，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私权和生育公权的权利与责任空间。在后计生时代，中国需要人口发展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完美结合：家庭和夫妇在社会性别平等和优婚优孕优生的指引下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间隔的权利；而国家和政府则有正确引导、贴心关怀、优质服务和制度保障的义务。国家需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即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计划生育的改革方向是赋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从这个根本的导向出发，与民方便的改革还是浅表的，问题的核心是应该尊重和保护公民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的基本权利，坚守和弘扬生命正义—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大道至简却义理极深，以人为本且以生为贵，还复“家庭计划”(familyplanning)之本来面目，这才是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时代周报：你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应该从“计划生育”向“优化生育”转变，请具体阐述这一理念。

　　穆光宗：生育优化是人口优化的前提和基础，不仅家庭结构更加合理，而且更能确保优生优育，提高新生代的综合素质。我最近提出国家要高度重视“生态优育”，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换言之，两个孩子的成长生态优于独生子女。问题是，我们已经进入了高生育成本的时代，生育高昂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等让崇尚自我发展的80后、90后在生育第二胎选择上望而却步。很多调研发现，他们的理想子女数和意愿生育率大致在平均生育1.5个孩子以下。我们说，我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其中包含了政策和文化的双重含义。文化意义的超低生育率具有强大的惯性，说明低生育行为具有很强的不可调控性，因为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进入了超低生育率却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鼓励二胎取得成功经验的地方不少，如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强制，国民的生育意愿的确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放就乱论”是毫无依据的，不利于我国人口健康、均衡、持续发展的未来。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是人口学的一个公理。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则是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同样适用于我国国民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即便全面开放二胎、鼓励二胎，实际生育水平也回复不到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依然不可阻挡，只是这一时刻的到来可能稍晚些。坦率说，我们早已坐失良机，但即使这样，还是要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仅仅放开已经不行，我国需要鼓励适度的和优化的生育，这更符合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原标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从“计划生育”到“优化生育”)